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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论文
《论诸葛亮的用人》－－魏延篇 （仅供参考）
诸葛亮在其《心书》一文中讲到如何知人时，提出了七条途径：其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其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其诘难，看其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其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其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观察其在困难面前的表现，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世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其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款待，看其个人品德如何，是否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全部
三国演义的论文
《论诸葛亮的用人》－－魏延篇 （仅供参考）
诸葛亮在其《心书》一文中讲到如何知人时，提出了七条途径：其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其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对其诘难，看其观点有什么变化，能否随机应变；其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其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观察其在困难面前的表现，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世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其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款待，看其个人品德如何，是否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其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其在金钱财富面前的表现，看其是否能经得住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其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其办事以视其信用如何，是一诺千金，还是信口开河。
诸葛亮的这些观点很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借鉴古人的经验，拓宽知人的思路。
此篇文章，主要是就诸葛亮在运用魏延的问题上阐述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小说《三国演义》里把魏延写成一个“脑后有反骨”的一个反贼，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这一点我想大家可能都已经了解了，在这里我就不做展开了。历史上的魏延是蜀国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将领。魏延跟随刘备是在荆州，由于他做事果敢、有魄力，当年刘备在夺得汉中，特意封魏延为汉中太守时，以致于“一军皆惊”。
魏延就对刘备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蜀军第一次北伐时，魏延所提出的袭取长安之计，也可以充分看出魏延的勇略过人。而且魏延本人还很会打仗，在北伐中，曾两次大破魏军。
“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和“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在当时蜀国中，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威望来说，魏延都是首屈一指的。对于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人们历来对诸葛亮未能重用，“未尽其才”，而持批评意见。但诸葛亮是否又真得是“未尽其才”呢？
在讨论诸葛亮究竟是否重用魏延的问题上，我觉得首先要把怎么样地用才能算是“重用”，讨论清楚。
“重用”一词，查字典后得知，其意为“（把某人）放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那让我们来看看诸葛亮究竟是怎么“用”魏延的。
据《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上的记载：“建兴元年，封都亭侯。
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造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上记载：“五月辛已，乃使张合攻无当监王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
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应该说一直都是很看重魏延的。自从魏延在建安二十四年被任为汉中太守来，十余年来一直坚守在汉中抗曹的最前线。
在此期间，刘备东征、诸葛亮的南征时北方一直很稳定，这全凭魏延在北方的镇守的功劳。魏延在汉中，常以“实兵结围”的战术，在蜀国的北部建立了一条坚固的防线，从侧面配合了刘备的东征与诸葛亮的南征，展示了突出的军事才华。
为此诸葛亮在驻汉中后，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除了在一出祁山时，诸葛亮“违众议，拔谡”外，魏延一直被授以重任。建兴八年，诸葛亮派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入南安界，大破魏将郭淮、费瑶。建兴九年五月，司马懿令大将张合蜀无当监王平于祁山之南，自按中道向亮。
诸葛亮遣魏延、高翔、吴班又大破司马懿军，有很大的斩获。怎么能说诸葛亮被重用魏延呢？
第一：“诸葛亮对魏延，一是“拒”。对魏延的建议，诸葛亮几乎是一概拒之门外，不加采纳。”魏延提出袭取长安之计，是存有相当大的缺陷的。
这点许多同志和我都对此做过阐述，我这里就不再做展开了。至于“诸葛亮一概拒魏延之计于门外”这一说法也有问题。因为魏延每次提出的建议，基本上与一出祁山时提出的计策相一致。魏延此计本意即为出奇不意，只有在魏军无所防备之时，此计才能收到更大攻效，一旦魏军加强关陇地区的防务，魏延此计的成效性无疑要大打折扣。
既然第一次魏军未有防备之下，尚未被采纳，那在以后的北伐中，魏军对关陇地区明显加强了防备，这样的计策能被再采纳吗？
第二：“诸葛亮对魏延二是“弃”，对魏延采取弃而不用的态度，一出祁山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上面我已说过，诸葛亮除了在一出祁山时未重用魏延外，其他几次都委以魏延重任。即使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诸葛亮仍用魏延为先锋、督前部。
第三：“诸葛亮对魏延三是“疑”，诸葛亮对魏延心存疑虑，总觉得魏延不听话，不顺手，难驾御，疑心其久后谋反。
因而对魏延总是用而不信、用而不重。对于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也是“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而留下了后患。甚至他在听到了吴孙权挑拨地污蔑魏延“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之后，还以为“知音”。
这就势必在蜀汉上下造成要警惕魏延在诸葛亮后可能“谋反”的局面。”诸葛亮对魏延心存疑心，怕其久后谋反，这点更是无从稽考。相反“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这正是体现了诸葛亮用人一贯用人之长，不责其全备的用人主张。
再有孙权对魏延的评论也不是什么污蔑之词。如果真要是污蔑的话，那魏延就应该在诸葛亮死后能服从命令，不搞什么“军谏”。但是事实上魏延还真是“不争气”，偏偏就给孙权说中了。诸葛亮一死，就和杨仪的个人矛盾发展到不可开交的地步。
还差点使十万蜀军由他而故，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
第四：“诸葛亮对魏延四是“防”，乃至设法除掉。诸葛亮把魏延看成是蜀汉的异己力量，对魏延采取了防范其谋反乃至设法除掉的态度。诸葛亮在病危时，抛开魏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礻韦]、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的部署。
这种部署，势必引起魏延的不满，“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结果是激化了魏延与杨仪的矛盾，魏延被杀，这不是假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吗？用心何其苦！”如果说诸葛亮把魏延看成蜀汉的异已力量，那他又为什么要“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而且诸葛亮在病危时，并没有抛开魏延。
“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令延断后”，就是想仿照当年曹操在征张绣时，贾诩料定曹操会把精兵猛将置于部队最后，掩护部队的撤退。这反而更能体现出诸葛亮对魏延的信任。而且这里是“令”，也就是说让魏延奉命掩护部队。
只有在“若延或不从命”的情部下，才“军使自发”。这就说明是完全取决于魏延本人对此命令的执行态度。根本就没有想要抛下魏延不管的意思在内。至于“诸葛亮要假杨仪之手取魏延之头”之说，这更是无稽之谈了。
诸葛亮如果要杀魏延，根本就不必假杨仪之手。在撤退之前，只消在帐内埋伏下几十个刀斧手，请魏延来，一举就可杀之，又有何难？又何必要冒着大敌在后，而蜀军再起内讧的危险，难道说诸葛亮真就致十万蜀军的性命于不顾吗？
我就再拿魏延同赵云做一比较。
先说资历。赵云跟随刘备的时间要比魏延长得多，甚至比诸葛亮本人还要长许多，可以说是仅次于关、张两人的开国元老。再论军事才能，赵云也未必逊于魏延。当阳一战，赵云保后主得脱重险；汉水一役，更是把赵云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里我先说段题外话。有人把张辽”威震逍遥津“一直比做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但我却一直认为”汉水一战“与”逍遥津“一战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赵云演出的是一场真正的“空城计”，而张辽是趁孙权立足为稳；赵云所面对的是智计“殊绝于人”的大军事家曹操，而张辽则面对”短于行阵“的孙权；赵云当时手下只有一员名不见经传的牙将张翼，而张辽还有像李典、乐进这样的名将为其羽翼。
）至于为人师表、个人素质品格方面，魏延更是比赵云相差甚远。“成都既定，以云为翊军将军。建兴元年，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侯，迁镇东将军。五年，随诸葛亮驻汉中。”（见《三国志。蜀书。赵云传》）。
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由于“云、芝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见《赵云传》）；“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
”（见《云别传》）。可即使像这样败中求胜的优秀将领，尚要衩贬为镇军将军，赵云本人却未对此有何异议。而反观魏延，“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已才用之不尽。
”（见《魏延传》）。就是这样一位开国元勋，一位德才皆备的杰出军事将领，所得的荣誉和官位也未必高于魏延。甚至于在建兴五年时，赵云应该说还是魏延的下属官员。如果再以网上一些朋友根据“太阁”系列的说法，把赵云归入诸葛派下，那赵云岂不是更要对此“未尽其才”，而“愤愤不平”，以致于要“跳楼自杀”吗？
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问题的差距。
将魏延与赵云两者相较，我们还能说诸葛亮未能重用魏延吗？
魏延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的人。如果大家细心看过《三国志》的话，我们就能发现魏延其实和关羽在很多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关羽“刚而自矜”，魏延“性矜高”；关羽“善待士卒”，魏延“善养士卒”；关羽“骄于士大夫”，魏延“当时皆避下之”。
一个不善于团结队伍的将领不是一个好将领。关羽最后也就是因为“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如果把军事大权交由魏延，谁又能保证魏延不走上关羽的同一条道路呢？（而且在陈寿评论魏延、杨仪时，也说道“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
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军人？而军人的职责又是什么呢？
做为一个军人，首要任务就是要服从上级下达的命令，贯彻上级给予的的方针意图。而做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就应该至始至终把国家、人民、部队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应该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
魏延在北伐时，应该说对诸葛亮下达的命令还是能尽心尽职地完成的。虽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也能以服从命令为已任。应该说，在这点上，魏延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在诸葛亮过世后，魏延还有此意识吗？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
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见《魏延传》）。如果仔细回味魏延所说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魏延想要继续完成北伐的大业。
“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第二：是想表现自己。“丞相虽亡，吾自见在”；第三：即为不服杨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的上述三个想法，除了第一种还可以说是为国为民的味道，而后两种则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目的了。
且不论魏延是为公还是为私，违抗诸葛亮撤军的命令，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损害蜀汉国家利益的行为。公然不服从命令，大搞个人意气之争，致国家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抢在撤退部队的前面，擅自破坏南归的栈道，企图搞“兵谏”。
当时的蜀军处于进不可进、退无可退的险境，前有魏延率军拦截，后有司马懿带兵追赶，如果不是有姜维和杨仪的巧妙安排，“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和司马懿对张合之死还心存余悸，十万欲南归的蜀军完全有可能因为魏延与杨仪的意气之争，而全军覆没。
以致于王平上前质问魏延，连魏延的部下也知道曲在已方，纷纷离魏延而去，这就叫做“失道者寡助”！以一已私怨，致国家利益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这样的人还能算是真正的军人吗？
诸葛亮用人一直主张德才皆备，但并未以此来苛求别人。
在封建社会下，“忠”、“孝”一直被奉为德中之最。对一个国家来说，忠就是首要之德。诸葛亮称赞蒋琬道：“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见《蒋琬传》）；他赞董和“有忠于国”。（见《董和传》）；他赞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
（见《陈震传》）；赞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见《杨洪传》）。赞王平“忠勇而严整”（见《王平传》）；赞姜维“忠勤时事，思虑精密”、“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见《姜维传》）。在《前出师表》里，也称赞郭攸之、费文伟、董允等人以“此皆良实，志虑忠诚”。
而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见《李严传》）；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见《廖立传》）。从以上诸葛亮的一褒一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用人原则，只要是忠诚于蜀汉政权，愿意为蜀汉政权出力人，都可以提拔之。
所以他对像法正、李严、何祗、魏延、刘巴、杨仪、张裔之类身上有性格缺陷的人也一视公平，让他们在能充分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各司其职。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原则不是非常相像吗？
诸葛亮并没有因为魏延身上有些毛病而弃用之，相反在北伐中始终委延以重任。
但是魏延此人虽有大将之才，却无大将所应具有的气度与品德。因此诸葛亮任魏延为“先锋，督前部”，是用魏延军事之所长。而不把军事大权交由魏延，则是避其性格之短。这也正是诸葛亮用魏延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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