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徽商有哪些商规？
中国历史上并不乏经商的优秀人才，晋商在股权与利益分配上的卓越表现说明我们甚至不缺乏管理。在晋商这种优秀的背景下，也许更能清楚地看清中国企业现代化过程的沉重，企业的现代化远比做大做强更为基本，正如支撑一座大厦的地基和钢筋远比大厦基本。
目前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批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响应“改革”而从利益格局的改变中获利的，这与当年晋商与政府结盟有着何其的相似，特别是在房地产、证券与汽车等这类政策性极强的产业，资本的积聚以“几何级数”上演着现代“晋商史”。
这种故事在西方也曾上演过，当年的hp，波音也都发过战争财，但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却无疑都保持着对“暴利”的警惕，或者说，西方良好的商业环...全部
中国历史上并不乏经商的优秀人才，晋商在股权与利益分配上的卓越表现说明我们甚至不缺乏管理。在晋商这种优秀的背景下，也许更能清楚地看清中国企业现代化过程的沉重，企业的现代化远比做大做强更为基本，正如支撑一座大厦的地基和钢筋远比大厦基本。
目前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批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响应“改革”而从利益格局的改变中获利的，这与当年晋商与政府结盟有着何其的相似，特别是在房地产、证券与汽车等这类政策性极强的产业，资本的积聚以“几何级数”上演着现代“晋商史”。
这种故事在西方也曾上演过，当年的hp，波音也都发过战争财，但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却无疑都保持着对“暴利”的警惕，或者说，西方良好的商业环境与比较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使这些企业能够超越一时之利终成大器。
相比起来，我们的环境虽然在不断改善，但我们的企业家却只有很少一部分对暴利有着应有的警惕，甚至在想尽办法去经营关系谋求种种特权。
美国人唐纳德·g·季林在其写的《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对30年代的山西人的描述：“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可那是晋商走向灭亡前的回光返照。
一个法治化的中国显然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崇尚的应当是公平竞争，那种为了一己之利说着一套做着另一套，让别人规范，让自己特权的故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晋商崇尚关公到了极至，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
晋商对关公的崇敬很大程度是对“以德治商”的体现，所以几乎所有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等等“职业德行”。但清末明初时代变幻，道德的大旗难以抗拒世风日下，受贿贪污盛行宣告了“以德治商”的破产。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很多老总的办公室或心中找到关公的神像，但这一神像已经与财神统一为一体了，已经完全没有了太多诚信的含义。与此对应的是，企业凝聚人心所需要的法制精神与职业道德多次树立，又多次被企业家自己推倒。
在许多民营企业或家族企业，企业的治理结构或管理制度，可能还不如百年前的晋商。
中国已经在拥抱世界，中国企业也在以极大的热情融入世界经济舞台，传统的力量往往比我们想像的要大许多。当我们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时，事实上是在再次寻根，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凭什么拥抱今天的世界？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
在商居于末的“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山西人当时这种对商业利益毫不掩饰的追逐，或多或少有点另类。
大量详尽的史料告诉我们，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这里是全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
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
在清朝晋商富甲天下的时代里，财主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而不是太原，其中又以平遥最多。民国以后，到日军侵华时期为止，由于当时中国的一些重要银行家多于太谷定居，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把太谷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但是，昔日的辉煌似乎并没有福泽当代的晋商，自清末民初起，晋商日渐衰落，再也没有了“晋商大院”黄金时期称雄国内的豪情。
这就给了人们很多疑问：晋商的繁盛源于何因？这种繁盛为何没有延续？是不是因为曾经支撑晋商发家壮大的文化底子过时了？晋商会给信息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者带来多大意义上的启发和警示？咨询专家、企业家、区域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发迹凭什么？
姜汝祥：晋商在近代中国曾经盛极一时，很多人都把晋商列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国内外对晋商的研究也远远超过了对其他商帮的研究。
在国外，有人把晋商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那么晋商的含义是什么？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
刘治彦：前不久，我刚好到山西参加太原建城二千五百年庆典活动，期间听到了这么一个说法--“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这说明山西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是今天要讨论的晋商，其实指的是在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因为到了明朝，朱元璋本来把南京定为首都，但是他死了以后，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把首都迁到了北京。
这样，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又重新确立起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正好是北京到陕西必经的陆路交通要道，而包括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地的太原周围地区地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谷地，所以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于是该地区的经济就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资源条件上看，山西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中间是汾河。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两岸形成了稠密的人口，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地相对贫乏。人多地少，使得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家门去从商。
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多地少的状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
姜汝祥：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了“走西口”（指离开故土到西面谋生），他认为山西人的兴盛与他们的勤劳和坚忍不拔有很大关系。
但是，也有很多史料表明晋商的兴起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有很大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是晋商兴衰的主线，关于这一点两位有何看法？
周伟峰：从明清两代来看，山西在内陆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边境贸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起晋商就不能不提包头，包头的发展其实跟晋商是息息相关的，当时几乎所有从关内到关外的物资，都要经过山西的平遥、祁县和太原，然后才能到达关外，而关外的第一个大关口就是包头。
然而当时的贸易条件非常恶劣，晋商也吃了不少苦头，恶劣的条件使得单宗贸易的利润额非常高。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晋商中的很多家族，比如乔家、渠家、王家、曹家等，但是实际上当时做边境贸易的晋商肯定不只是这几个家族，而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不少人可能在贸易过程中丢掉了财产乃至生命。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最后的成功者。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说，晋商其实是在非常恶劣的商品条件中发展起来的，可是对于个别成功者来说，这种环境可以造成财富积累的快速度。这有点像美国人到西部淘金时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去了，成功的没有几个，大部分都死掉了。
但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地回来了，人们看到的就不是失败的影子，而是财富的榜样效果，于是更多的人会冒着政治压力甚至军事威胁去从事这个行业。
姜汝祥：在农业社会时代发迹的晋商也必然带有农业社会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与政治的关系，晋商的发展与政治是脱不开干系的。
明朝洪武年间，为了解决北边驻军军饷不足的问题，明政府效仿宋朝的做法，制定了“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即“开中法”。具体方法是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政府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运食盐的盐引，商人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所以当时很多晋商都是跟着部队，部队往哪儿走，晋商就跟到哪儿，晋商因此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到了明朝中叶，开中法已经无法维持，于是明政府又实行了叶洪变法，把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付给商人的盐引改为直接付银子。
这样一来，晋商就有了更大的资本，其经营也从屯边转移到了内地，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晋商便以包头、张家口为基地，穿行于关内外，与满族人建立了经济上与人事上的关系，所以后来朝代的更替并没有给晋商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此可以发现晋商与其他大多数商帮一样，都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晋商与其他商帮又似乎存在着一点差别，他们在政治表现的是一种节制。比如说，徽商中的胡雪岩会涉及到政治中复杂的帮派斗争，而晋商总是把自己与政府的利益划分得很清楚，他们只从政府处获得一个“经营范围”，而自己并不直接介入到政治的圈子里，不直接介入官场斗争，有“在商言商”的意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刘治彦：我感觉不是这样的，至多只能够说晋商接触政治的方式与其他商帮不一样，以晋商中的乔家为例。在民国时，乔家要举办一个学校的庆典，乔家掌门人为了请来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通过他的表弟把孔祥熙请到了。
山西人虽然不直接进入官场，但是他们会打通各种渠道。清朝有卖官制，晋商中开了“日升昌”的李氏家族就曾经买过“虚设官”，尽管不参与，但是这个通道是有的。
姜汝祥：现在，很多企业家都会背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各种各样的政治头衔。
有学者提出疑问说，企业家不能过多地搞名头，是商人就是商人。那么企业家究竟应不应该涉及政治的东西呢？另外又有人说，晋商之所以衰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培养起自己的政治势力。是不是这样呢？
周伟峰：从做专的角度来看，企业家过多地涉足政治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做政治是一个专业，做企业也是一个专业。
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看来相对要复杂一点，现在不仅有企业家涉足政治，还有政治家涉足企业，前两天就看到报纸说安徽的一个市委书记同时担任一个汽车制造公司的董事长，而且是当上了市委书记以后才当的董事长。
在中国，不能简单地说企业家涉足政治是好还是不好。实际上无论是晋商也好，徽商也好，他们跟官场的结合，某种程度上是谋求一种经营企业时的社会安全感。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与机会无缘？
姜汝祥：我们来看一下，晋商在形成一定规模以后，会怎样使用他们的资金。
首先，他们很少把资金投入到实业建设中去；其次，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埋了起来，又或者是投入到祠堂的修建中。当年日本要入侵到山西时，在山西乔家的屋底下就挖出了好几十万两的银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它跟山西当地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关系？
刘治彦：山西文化没有一种单纯的核心，而是融合了诸如道家、法家、儒家等多个文化派系。
山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以实利为中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山西人惟利是图，而只是一种非常纯朴的思想出发点。以对官的看法为例，他们可能会考虑当官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如果当官能够给自己带来比经商还多的万两银钱，那么他可能就会弃商从政了。
周伟峰：晋商对资金的处理方式与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传统文化里，利是不能够被提到的，跟利相关的概念也是被道德所禁止的，这种默认的意识使得商人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始终处于最后的位置。
过去叫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一位；现在叫工农兵学商，商还是排在最后一位；在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七十列传中，最后一个列传才是货殖列传。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在我们民族中所处的地位。
从晋商的状态来看，他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些商人在获得了财富以后，他认可自己的方式只能够是把钱埋在地下或者去修建房子。他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要求，因为中国的道家、儒家、法家等所有东西都不允许他再往前一步。如果他非要往前去，就会有一种看不见的社会“正义”势力把你打下去。
姜汝祥：在明朝以前，山西出了很多大官，也出了很多像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这样的大文豪。但是自明朝以后，这两种人都不多了。这也许能够说明，明朝以后山西人的商业理念还是比较强的。但让人觉得矛盾的是，这些商业思想比较先进的晋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太原或者说整个山西的商品经济都非常不发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冲突呢？
刘治彦：山西由于深居内陆，所以它的经济发展带有一种内陆的印记。从其鼎盛的明清时期可以看出，晋商其实是通过实物贸易积累资金，然后大力发展金融，通过金融控制全国经济的。
但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以后，由于金融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晋商也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到了建国以后，我们国家经过了大规模建设的时代，也有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而山西则始终被定位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特别是以煤炭、钢铁为主的工业基地，这时候山西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改革开放一开始，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山西自然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
周伟峰：在最近一百多年来，山西很多时候都没有赶上好的机会，包括在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开发西部的时候，山西也坚持说自己不算西部。
其实从根本上说，这反映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与当时的政策导向是绝对有关系的。政府的宏观导向有时候会扼杀掉所有微观上的东西，即使当地有很好的想法，但是政策上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发展出口，那么它就很难有所作为。
难道说内陆地区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吗？也不是，比如说像瑞士，它照样可以在世界上很多行业里成为一个巨人企业，国家小但是经济很发达。相对而言，山西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其实也有，只不过可能受制于相当多的条件，无法施展自己。
姜汝祥：从晋商的演化过程来看，晋商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定位的影响。改革开放20多年来，第一个十年靠胆大，但对于为人朴实、做事比较专注的商人来说，不太适合；第二个十年是大产业的重构，中国制造业体系兴起，但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债，这跟山西也无缘。
所以，山西在近代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有体制与地域的关系，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进行重构调整的过程中，晋商的金融天分在近一百年基本上都无处可施展。在远离经济中心、资本缺乏积累的大环境下，山西似乎被渐渐地遗忘了。
晋商比我们强？
姜汝祥：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象征仁义的人物是关公。他从一个无名小卒，最后成为辅助刘备成就伟大事业的重要人物。中国人对关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这并不在于他的功劳有多大，而在于他对仁义的坚持。
因为无论曹操给他多么高的待遇，多么有诱惑力的条件，他都始终不渝地跟着刘备。而晋商所到之处，都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那么从仁义方面来说，晋商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刘治彦：晋商中的乔致庸在给后人写的为人经商之道中，有这么几句话：“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细，智欲圆，行欲方。
”其中，心欲细，指做事心要细；智欲圆，指对事要深刻理解，不可牵强附会；行欲方，大概是指做事要有原则。经商之道，首在得人，乔致庸认为经商要以义为上，先义后利。
姜汝祥：晋商其实都有很多地方是跟关公相似的。
比如说乔家的创始人乔贵发，与一位秦姓人结为盟兄弟，共同创立了 “广盛公”店铺。王相卿则与张杰、史大学结义，创立“大盛魁”商队。另外，在两个商号之间，晋商还有一种叫“相与”的合作方式。用现在的话说，“相与”就是结成联盟，长期共存共亡。
到了现在以后，这种靠哥们儿创立公司的现象还有没有？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样评价？
周伟峰：从企业经营的层面来看，关于仁义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也是每个人都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其实晋商就是以仁义作为教育的基本素材，不断地灌输这种观念。
这跟当时恶劣的贸易条件是很有关系的，如果由于人的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必然会给贸易带来损失，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旦发生损失就很难挽回。在三国演义中，正面教材是关公，反面教材就是吕布。
姜汝祥：除了结盟以外，晋商在股权结构方面还有重大的发明，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两权分离，即当体系到达一定规模以后，东家和掌柜是分离的，同时实行“联号制”，即大商号管小商号；二是给掌柜和伙计提供一些“身股”，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股权。
周伟峰：我去山西时，“日生昌”票号给我的震撼非常大。从普通经营来讲，当时采用的系统和原理，在今天的商业银行还继续使用。另外，当时还有以劳动力入股的“顶身股”，人员选拔机制以及培训机制。
我觉得这些就算拿到今天来讲都不落后。
出现这些成熟的商业运作方式，其实跟当时的经营环境是紧密相关的。当小生意发展成为大生意时，为了满足运作不断膨胀的需求，包括想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引进优秀经营者共享财富等模式都会应运而生。
假如生意规模始终很小，那么老板只要天资聪明一点就足够了，他没有必要去思考这些东西。以往形成萌芽状态的东西如今没有成为体系或者说纵深发展下去，关键就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商业规模始终没有达到应该用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去改造或者提升这部分生产力发展的地步，这是今天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
刘治彦：“日生昌”票号还把“银股”分成正本和副本，正本大于副本。正本相当于大股东，是出资人；副本是给总经理和其他员工的。另外还有一套完善的人事系统，以及不干涉总经理的经营，但却代表东家检查经营状况的“钦差制”。
姜汝祥：那么与晋商的结构相比，现在中国的家族企业和民营企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周伟峰：可以说所有企业都面临一个坎，家族企业也不例外。当家族企业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不能引进外面的资源以改善内部结构，它肯定会在市场规则发生变化时慢慢消亡掉，这是规律。
先进企业制度跟先进企业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企业经营本身不需要先进的企业制度，那么这个先进的企业制度是无法确立的。如果企业本身规模小得可怜，却要套用全球500强的经营模式，肯定也成功不了。
姜汝祥：晋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伟大的创造，但是晋商的成功中有两样东西是致命的。
第一，晋商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治和军事的形势，所以它的商业结构很脆弱，当中国跟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后，山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就完全崩溃了。当开关了，西方的银行体制被引进之后，晋商的票号也就消亡了。
晋商之所以衰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兴起跟既得利益集团靠得近了。当新的变革发生，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消亡时，晋商的步子就显得很慢，兴盛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包袱。同样，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过去高速增长的成绩会不会成为一种包袱？这是需要提醒的。
第二，在用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管理方面，晋商做到了极致，这在扩张时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在时局变化以后就有问题了。在晋商发展早期，曾出现过掌柜在外面做了十几年，最后兵荒马乱时，还会逃回来把本钱还给东家；到了清末民国初期以后，贪污舞弊做假等各种现象都出来了。
要治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单靠道德是行不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强大一定有赖于现代企业制度体系，而不是我们所讲的中国传统人文体系。
由于这两样致命的东西，晋商很多先进的做法都没有能够自然演化。
实际上，与晋商相比，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在体制上是远远落后了，而不是前进了。这是需要大家引以为戒的。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