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届的三中全会分析党对经济体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三個階段。與此相伴隨，國企改革大體上也經歷了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三個階段。 從黨對經濟體制理論探索的整個歷程來看，關鍵問題是國有企業如何同市場經濟相結合。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探索情況，直接影響或決定了國企改革的路徑選擇。反過來，國企改革的自身要求和生動實踐，也促使我們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不斷走向深入。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之路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壹階段...全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三個階段。與此相伴隨，國企改革大體上也經歷了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三個階段。
從黨對經濟體制理論探索的整個歷程來看，關鍵問題是國有企業如何同市場經濟相結合。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探索情況，直接影響或決定了國企改革的路徑選擇。反過來，國企改革的自身要求和生動實踐，也促使我們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不斷走向深入。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之路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壹階段是從十壹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前夕，主要進行市場取向改革的探索；第二階段是從南方談話到十六大前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壹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的確立和建立階段；第三階段是黨的十六大之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階段。
在這三個階段中，國有企業（“國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黨的十四大前後領導人講話和黨的正式文件中，交替出現。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壹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國營企業”修改為“國有企業”。
）改革始終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國企改革的路徑選擇始終與經濟體制的理論探索緊密相連。從二者的互動與關照中，可以回溯我們黨何以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也會更加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道路何以任重而道遠。
壹、關於計劃、市場的爭論與國企改革的探索
“文革”結束後，面對當時人心思變、百廢待興的局面，黨中央集中抓了兩件事。第壹是揭發和批判“四人幫”的罪行，穩定全國局勢；第二是恢復和發展經濟，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
快速恢復和發展經濟的目標，在經濟體制上表現為兩種訴求：壹是黨中央希望盡快地恢復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生產秩序，加速發展；二是農村和企業基層廣大幹部群眾要求擴大生產經營自主權。
在財政很困難、發展要加速、改革要推動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黨如何選擇經濟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呢？從筆者掌握的現有材料來看，我國新時期改革的起步，從黨中央關註的層面來說，最早是從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這個當時較為急迫的問題入手的，但改革卻首先在農村獲得突破並取得成功。
改革原有經濟體制的訴求，與當時黨中央對形勢的判斷、主要領導人的發展思路是合拍的。1977年8月，黨的十壹大報告提出，“壹個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局面正在出現”。為了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黨的主要領導人提出，“要挽起袖子來幹”，加快經濟的發展速度，提出了“二十三年設想”。
在“二十三年設想”、“十年規劃”（1975年1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制訂發展國民經濟十年長遠規劃的任務。之後，國家計委草擬了十年規劃的初步設想。“文革”結束後，國家計委根據“二十三年設想”對“十年規劃”進行了重新修訂，1978年2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壹次會議討論並同意了國務院提出的《1976年到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但該綱要草案後來並沒有公布和下達。
）的鞭策和鼓舞下，加強企業管理、提高企業效益既是現實的經濟要求，也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1978年，黨中央派出了幾路經濟代表團到國外考察。作為經濟改革的“偵察兵”，這些代表團在向中央匯報時，都強調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問題。
中央領導同誌在聽取匯報後普遍感到，外國企業管理確實有些好經驗值得借鑒，我們的上層建築確實有不適應的地方。
基層廠礦的廣大幹部群眾，也強烈要求變革現有的經濟管理體制。1978年，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帶領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的同誌到江蘇調查。
在與十幾個大廠廠長座談時，廠長們指出了傳統經濟管理體制的弊端，強烈要求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壹些廠礦的負責人尖銳地指出：“每次權力下放，總是下放到各級地方政府，從來沒有人想到要下放到企業。企業壹點自主權都沒有。
管得這樣死，經濟怎能發展起來？”（轉引自《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318頁。）
1978年底，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著名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壹致向前看》。
他從發揚經濟民主的角度，著重談了放權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行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頁。）在此前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李先念也提出“壹定要給予各企業以必要的獨立地位”（《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頁。
）。簡而言之，當時經濟體制改革的形勢是：下面企業有呼聲，上面中央有要求，企業改革蓄勢待發。
地處祖國西南的四川省率先而動。1978年10月，該省選擇了六個企業作為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點。
擴權改革得到了全國企業的熱烈響應。到1979年年底，國家經委等部委確定的試點企業擴大到4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產值的60%，利潤的70%。（參見周太和主編《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頁。
）放權改革中施行的企業基金、利潤留成、盈虧包幹等措施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由於企業基礎不壹，情況不同，“鞭打快牛”（有些企業因為原來指標先進，基數高，上繳多，利潤增長較慢，企業得益少。相反，有些企業原來效益差，基數低，上繳少，利潤增長較快，企業得益多。
這種現象被企業批評為“鞭打快牛”。）逐漸成為普遍現象。為了體現平等競爭，黨中央從1983年開始推行“利改稅”。
與企業改革的緩慢推進不同，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經濟，出現了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特別是特區改革快速推進的“雙輪驅動”。
“雙輪驅動”效應，使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新氣象。這也倒逼國企改革加快步伐，催促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新的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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