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什么意思

    中国有着四千多年的文明史，表现在称谓上，除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外，又古今名号（如诸夏、华夏、中国、中华、禹迹、九州、赤县神州等）众多，域外称谓（如支那、赛裏斯、桃花石、契丹等）繁杂。
  本篇讨论“中国”名号的来源与演变。按“中国”这一名号，历史久远，先秦时即已存在。然而，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前，“中国”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从夏、商、周直到大明、大清，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称中国。
    那麽，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什么含义呢？它是怎样成为一个跨古今、括全域的通称的？在文化上都有些什麽象徵意义？中与国两字本来又作何解？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考证，予以梳理。1 一、释“中”释“国” 《说文解字》：“中，内也，从□│，下上通也。
  ”段《注》：“下上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内也。  ”今按中字本来的形义并非如此简单。据于省吾的考证，在殷商甲骨文及商、周金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右或向左飘，“本象有旒之旗”；商王有事，立此以招集士众，士众围绕在此周围以听命，故而又引伸出中间之中的意思。
  2由中间之中，产生了中的引申义与诸多美义。  《说文》释中为内，又释内为入，段玉裁则发挥之：“中者，别於外之辞也，别於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段说甚是。盖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中作为地理用语，乃对外而言，乃别偏而言。然则中的涵义，又不独仅此，在文化上，中显得更为可贵，“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3，故古人视中尤重。
    就为政而言，要“允执其中”4，“用其中於民”5；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6，故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守常不变；就处世而言，中为“天下之大本”7；古人论道，也以中为归旨：“中即道也，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
  ”8以此，文化上的中，为正为顺，为和平，为忠信，为合宜。   中既具备了上述美义，中国人的心目中遂惟中为是。文化名人夏丏尊〈误用的并存与折中〉9略说： 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与习惯。
  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它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裏被人沿用。  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住在北京。讨价一千，还价五百。
  再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这不但买卖上如此，什麽“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然则国字又作何解？《说文解字》：“国，邦也，从□，从或。”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国，邦也，从□或声。
    □其疆境也，或亦域字。”段《注》：“邦、国互训，……古或、国同用。”又《说文》：“或，邦也，从□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段《注》：“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
  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而为国。  ……（或）从土，是为后起之俗字（即域）。” 按殷商甲骨文没有或、国二字。
  周金文国字早期作或，以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期孳乳为国者，盖加□以为国界，此属文字上的自然演变。 中与国两字连在一起，便成为我国的古老名号之一－－中国。 二、中国名号的起源 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何尊，其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
    ……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成王初迁居于成周（成周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先是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居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
  又《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先王指武王。本诸上述，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梓材》虽然也是成王时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
    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名号已见于西周武王时期，当是可以肯定的。 更追溯之，从殷商甲骨卜辞中可以知道那时商人称他们的国为中商、商方；卜辞及典籍中，商王都所在又称大邑商。
  10《说文解字》：“邑，国也，从□”；段《注》：“古国、邑通称。《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  ……（□）音韦，封域也。”于省吾〈释中国〉也指出：“古文字的或、国、邑三个字的构形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说文》既训或与国为邦，又训邑为国。
  ……甲骨文屡见‘大邑商’之称，商代乃‘城邦制’，故以‘大邑商’代表商国。” 商而称中商、商方者，乃相对于周边的诸方国（如羌方、鬼方、苦方、人方等）而言。  方即国，《诗·大雅·皇矣》“维彼四国”，郑《笺》：“四国，四方也。
  ”方既是国，则中商、商方也可称作中商国。 商而称大邑商者，则是相对四土以及四方而言。甲骨文称：“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是说占卜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谷成熟；此外，甲骨文言祭四方者屡见，四方指四方远处的方国。
    而所谓四土、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 商既可称中商国，则去掉商字，正是中国，胡厚宣因说：“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11；田倩君也指出：邑既训国，则大邑商就是称谓中国之义，“准此‘中国’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
  ”12 总之，中国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商代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中国这一名号，却也形成了中商、商方、大邑商居于中的地域与文化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名号始于商代，也不为过分。   三、地域概念的中国及其地域范围的扩大 中国一名自西周初期出现以来，迄于战国，依据当时及后来人的说法，其所指地域随着对象与时代的不同，也不尽一致。
   其一，指京师。《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和京师互称，正表明其涵义相同，以此西汉毛《传》解释道：“中国，京师也。  四方，诸夏也。
  ”又《史记·五帝本纪》：“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南朝宋裴駰《集解》引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按京师即后世所习称的首都，它是中央之都城，是天子所居之城。如此，则中国指京师，盖源于商代以大邑商对四土的观念。
   其二，指国中，国都。  《春秋榖梁传》昭公三十年：“中国不存公”，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晋范宁《注》：“中国犹国中也。”按古代的国以城圈为限，城圈以内为国中，城圈以外为郊，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住在城圈裏的人称“国人”。
  这一概念，西周时已然存在；而由于西周分封的诸侯也都是一些城邦制的国家，所以到了春秋时期，当列国强大起来后，便以自己的国都为中心，看待境内的属邑时，遂以中国自居。  如《国语·吴语》：“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
  ”吴韦昭注：“中国，国都。” 以中国指国中、国都，较之以中国指京师，中国指称的对象大大增加了，即从为周天子专用，扩展到为诸侯共用，而所指称的范围则仍以城圈为限。 其三，指王畿。  《周礼·大司寇》：“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
  其能改过，反于中国。”郑玄《注》：“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乡裏也。”郑氏以中国为乡里，而乡里实等于近畿，属王畿以内之地。又《左传》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晋）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
    戎有中国，谁之咎也？”是周的郊甸可以称为中国。 周的郊甸既可称中国，则承此例，列国的郊甸也可称中国，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放大，即从城圈之内而城圈之周围了。 其四，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
  《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又说：“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这是作者借周文王历数商王罪恶，使中国以至远方各族怨怒的告诫，来警刺周厉王。
  又《诗·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诗中的中国也显然是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惟春秋时，列国逐渐强大，形势有了变化，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即中国已大为缩小。
     其五，指诸夏国家。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周国既可称中国，分封的诸侯列国－－诸夏也不甘居后，况且诸夏国家的利害相对于四夷来说，与周大体一致，于是中国也可用以指称周和诸夏这个总体。
  《左传》成公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这裏的中国，与诸夏之义相当。  又《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何晏《集解》：“诸夏，中国也。
  ” 当中国的涵义由周的直接统治区扩展到诸夏时，遂为中国发展成诸侯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上面已说过，列国初封时尚是一些城邦国家；以后，按照“诸侯立家”的原则，以扩建都邑的办法，又分封了许多贵族之家。
    于是本来是距离遥远的许多城邦，逐渐扩大为境界相接并拥有大片领土的国家。不过各国间的疆界还不很固定，边界上的城邑时常成为争夺的对象；而随着国与国之间“隙地”（无人区）的越来越少，列国疆域终于连成一片，换言之，即一个一个的“中国”并为一体，如此，中国终于扩展为列国全境的称号。
     其六，指地处中原之国。诸夏国家相对四夷都统称中国了，然而毕竟位置有远近，文化有高低，因此在习惯上，诸夏国家的内部还是有区分的，那些位置近（黄河中下游两岸以至江淮地区）、文化高的诸夏国家，往往并不承认环列其周边的位置远、文化低的诸夏国家为中国。
  然而，位置之远近、文化之高低并不是绝对的，以此，此义的“中国”所涵盖的国家也不会凝固。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条尝论春秋之世，“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至于吴、越、楚、秦、燕等国，皆为蛮戎。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本非中国的吴、越、楚、秦、燕，随着疆域的扩大或文化的进步，也逐渐得忝或一时得忝中国名号。在春秋先后成为霸主的诸侯中，就有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霸主之国作为诸夏的重心，“尊王攘夷”的主角，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其进入中国的行列。
  到战国后期，魏、赵、韩、齐、秦、楚、燕七雄，事实上就都被视为中国了。 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它与上述的中国“指诸夏国家”含义近同；把吴、越、楚、秦、燕等国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诸国，则是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
     总括来看，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积有六义。推此六义的演变，则开始发生的时间，大体一义比一义晚；所指称的对象与地域范围，也基本上后者比前者为多为广。然而比较而言，第五、第六两义发生的时间既晚，沿用的时间也较久，涵盖面则最大。
  在此两义的中国的背后，实际上显示着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地理上与文化上的自豪感，表明了诸夏国家在民族、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种相互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成为诸夏国家共同的国号，成为诸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地域的专称。
   然而进一步推求，地域概念的中国，其名则一，其义为什么会一变再变，再变而至於五、六变？且每一变基本上都是指称对象的增多而不是减少，指称地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思之，当因中国文化上为一美名，中国代表著一种文化标准。
     四、文化概念的中国及其文化意义的伟大 中字具有诸多美义，上文已述；而由中字之美义，又使中国成为一美名。《韩非子·初见秦》：“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赵居邯郸，燕之南，齐之西，魏之北，韩之东，故曰中央。
  ”盖训中国为中央之国，其名已美；更求之，则中国之为美名者，尚不仅此。  《战国策·赵策》记公子成谏赵武灵王胡服，对所谓中国有一段极具体的描述： 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是中国之为中国者，其人则聪明睿智，其用则万物所聚，其礼则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凡诗书礼乐不及或风俗有殊者，即不得在中国之列。
   文化概念的中国，其标准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文化上达此标准者，即为中国；反之则为蛮夷。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而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地增多。  文化的中国意义之伟大，正在于此！ 文化的中国地域范围之不断的放大，又有个过程。
  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条：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里（甲）氏、留吁、铎辰、潞国。
    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臯蛮氏，陆浑、伊洛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 按洪氏所云，即大体以文化立说。吴、越、楚、秦、燕等国，春秋以至战国之世，大体已中国化；而老牌的中国如鲁、齐、晋、宋、蔡、陈诸国，其文化上的完全中国化也并非一蹴而就。
    如鲁号称旧邦，而《史记·鲁周公世家》云：“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是鲁，周初分封时尚未完全中国化，其他可想而知。
   西周以后，鲁、齐、晋、宋、陈、蔡、卫、曹等国，或以宗周之懿亲，或以前代之华阀，其为中国，已无疑义，而细揆其境内，蛮夷戎狄之非中国者，如洪迈所言，却也纵横参互于其间。  《史记·匈奴列传》：“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又《后汉书·西羌传》：“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
  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中国”内部尚且如此，“中国”以外的四夷就更多，更加交错复杂，如戎、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夷分布在江淮至沿海地域，楚的南部则有群蛮和百濮。   上述“中国”内部的蛮夷戎狄及“中国”四周的蛮夷戎狄，自春秋时代起，迄于秦汉统一前，则大体已中国化者居多；而这一成果的达成，又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民族同化。春秋时代，同化蛮夷彰彰可考者，如“齐之经营山戎，则山东、河北之境固。……晋之经营陆浑、姜戎、东山、骊戎，则山西之土定。  ……楚之经营百濮、南蛮、滇池，江汉之间、黔滇之域，举而入诸中国。
  ”13及战国时代，诸侯内竞，则赓续春秋以来遗绪，杂居于内地的蛮夷戎狄各部族，遂为诸夏国家所同化；诸侯外拓，则“东北有燕之拓土，东北、河北已固矣。北有赵之拓土，河北已定矣。南有楚之拓土，湖广滇黔已启矣。
    西有秦之拓土，甘陇巴蜀已平矣。”14于是向居于诸夏之外的蛮夷戎狄各部族又被统一，被融合，或退处更远的边陲，于是在一个连成一体的相当大的范围内，都中国化了。及秦统一后，中国之范围更加恢廓。
   其二，观念转变。唐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是中国、蛮夷之分，不在族类，不在地域，而在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中国以文化成！中国者，文化之中国；若没有中国文化，在其后两千多年裏，又何以能混杂融汇数千百人种，而保持中国如故？而地域的中国渐趋扩大？而政治的中国愈益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