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中骗祥子的有哪些人

怎样理解骆驼祥子中的革命者

然而,和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事物一样,《骆驼祥子》克服了作家原先的一些弱点,同时也还保留着另外一些弱点。50年代初,老舍在回顾过去的创作生活时指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 在文艺与政治斗争当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21。对于政治的淡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在《骆驼祥子》中也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 城市贫民的命运,本来是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课题。 作家却回避了政治,没有自觉地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考察和表现他们的生活道路。虽然比之新文学早期的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骆驼祥子》已经是从较多的方面反映现实了；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描绘城市...全部

  然而,和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事物一样,《骆驼祥子》克服了作家原先的一些弱点,同时也还保留着另外一些弱点。50年代初,老舍在回顾过去的创作生活时指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革命斗争既无认识,又无热情。
  在文艺与政治斗争当中,我画上了一条线；我是搞文艺的,政治是另一回事”21。对于政治的淡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在《骆驼祥子》中也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 城市贫民的命运,本来是个政治性很强的社会课题。
  作家却回避了政治,没有自觉地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考察和表现他们的生活道路。虽然比之新文学早期的描写城市贫民的作品,《骆驼祥子》已经是从较多的方面反映现实了；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描绘城市贫民命运的作品,它所展示的生活画面还是不够宽广的。
  30年代初,在谈到文学创作的题材时,鲁迅强调说“下层人物……是不会‘在现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22。在《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命运和时代潮流的内在联系,它的历史特征,是表现得不够充分的。
   由于缺少强烈的时代气氛,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期,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的评论,竟然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这样那样的假设上：一会儿说“如果说作品所反映的是北洋军阀时代,那么”,一会儿又说“即使我们假定作品反映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时期,那么”23,话剧《骆驼祥子》的改编者则断定：小说描写的“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夕,党所领导的北伐战争已取得节节的胜利,革命的主流已具有雷霆万钧之力,动摇着北方反动军阀们统治的宝座24本文关于故事发生年代的推断,也只是据北京一带战争频繁的叙述,断定作品开始时当属北洋军阀时期,又根据孙侦探跟踪曹先生,是阮明“到党部去告发”引起的,以及作品结尾处提到的“北平自从被封为故都”这些十分简短的文字,而不是作品的具体情节和描写,断定后面的情节已经是国民党统治以后的事了。
  对于同时代作家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发生这样的困惑和分歧,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骆驼祥子》中,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腻生动的渲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简略模糊的叙述,常常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虎妞和祥子的纠葛好比是一幅色彩鲜明、生趣盎然的油画,那么逃兵特务对于祥子的欺凌只是匆匆几笔勾勒出来的剪影。
  老舍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来表现人物。比如关于车厂主刘四的描写,虽然在为了需要女儿帮着经营车厂,耽误了她的婚姻,和生日那天对于车夫的无理限制等情节中,写到了他作为资本家的阶级本质；在表现他与祥子的关系时,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他曾经是个流氓的性格特征。
  他是从流氓讲究的“人物字号”出发,而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才把祥子和女儿一起赶走的,作品没有涉及他与祥子经济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又比如“革命者”阮明。他的政治身份、政治观点以及政治态度变化无常的原因,都是不明确的。
  这个人物不只是没有革命的气味,也没有政治(无论进步还是反动)的气味,只是一个市侩式的利己主义者,把“革命”和政治都看作是一场个人随心所欲的游戏。当然,生活中有打着“革命”旗号的政客、两面派。但是,革命和政治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集中表现,政治上的朝秦暮楚、翻云覆雨,同样是有深刻的阶级基础,由一定的阶级利害决定的。
  阮明的形象,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内容。这种脱离政治的世俗主义,妨碍作家去深入把握和反映人物的阶级本质,对作品的现实主义和思想意义,带来消极的影响。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狄更斯等人,“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25就以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也就是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为例,它给读者展开了当时英国社会多么宽广又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骆驼祥子》是不如这些作品的。 小说的全部内容告诉人们：只有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改变祥子和他的伙伴的悲惨命运。
  可是作家恰巧在革命面前站住了。他当时还不懂得革命,更不理解惟有革命才能把祥子从旧世界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这并不是说一定要让祥子参加革命。前面已经反复分析了,祥子的悲剧是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因素和可能性不仅排除在祥子的形象之外,也排除在小说的整个画面之外。
  所有的人都没有革命的要求,都不能自己解放自己,都在无可奈何地忍受着生活的折磨。整个生活也没有任何革命的投影。这是一个没有一线光明的黑暗王国。使读者感到痛苦的,不只是对于祥子一个人的毁灭的哀怜,而是由于看不到被压迫者的任何出路而来的绝望。
  在话剧《骆驼祥子》中,改编者保持了祥子“三起三落”的基本内容,但通过青年车夫小顺子倾向革命的情节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渲染,把革命写进了作品,使人们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前途,小说中那种令人窒息的悲观气氛也就随之消失了。
  就表现城市贫民的命运而言,话剧比小说更好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 有些同志往往引用老马最后对祥子说的“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应该像蚂蚱那样,“成了群,打成阵”,那时就“谁也没法儿治它们”那些话,认为其中已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甚至是在号召人们联合起来革命。
  老马的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的观点。但这是用来批判祥子个人奋斗的道路的,很难说还有其他的含义。既然老马从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认识到合群成阵的必要性,却依旧孤零零一个人等死；既然祥子的个人奋斗碰了壁,听了这些指引,仍然不能自拔一作品并没有描写他们从此走上新的道路,可见作家并不认为这就是引导被压迫者走上解放道路的真理。
  老舍自己回忆说：“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26工人提出的“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的疑问,正是由于从小说中看不到劳动人民的任何前途引起的。
  作家的“无言答对”,说明他不但在作品中没有写到祥子的出路,他本人在生活中也确实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还不懂得什么是劳动人民走向解放的正确路道路。 前面已经提到：对于政治的淡漠原是小生产者的弱点。
  这部真实地反映了城市贫民的思想情绪的小说,同时也清楚地留下了他们这种弱点的印记。由于在写作《骆驼祥子》时,还无法从自己所描写的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中,作出一个积极的结论；他只能是旧世界的严峻的揭露者,而没有能进一步成为新生活的充满信心的指引者。
  小说反映的是那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城市贫民痛苦彷徨的思想情绪。在创作方法上,基本上还没有越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投身于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亲身感受到了革命的政治如何深刻地改变着一切。
  他一再用“狂喜”形容自己的心情。读过《骆驼样子》的同志,都能体会他这种心情的内在的丰富而且深刻的含义。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建国以后他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原先的思想弱点逐步得到克服,创作取得了新的更好的成就的原因所在；老舍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也就随之而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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