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故宫南京的明故宫是如何建成
独断宸衷-朱元璋的明王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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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明。 明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洪武、永乐两朝，国势之强，幅员之广，不减汉唐。
明初，朱元璋极力强化君主集权制，取消了秦汉以后沿用了千余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政务，仅设大学士数人协助皇帝处理庶务，宣宗以后，内阁学士权力逐步增大，六部开始受制于内阁；握有“批红”大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地位亦日趋隆重。 此外，又设立监察...全部
独断宸衷-朱元璋的明王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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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明。
明朝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强大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洪武、永乐两朝，国势之强，幅员之广，不减汉唐。
明初，朱元璋极力强化君主集权制，取消了秦汉以后沿用了千余年的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政务，仅设大学士数人协助皇帝处理庶务，宣宗以后，内阁学士权力逐步增大，六部开始受制于内阁；握有“批红”大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地位亦日趋隆重。
此外，又设立监察御史，到各地“代天子巡狩”，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监督。在军事上建立卫所编制，中央设大都督府，不久又取消大都督府，改立五军都督府，统率全国卫所。军队由皇帝亲自命将授印调遣，战事结束，将印归还，军队回到原来的卫所，从而使兵权集于一人之手。
又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太监掌管，刺探大臣，清除异已。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在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明成祖手中，对推动全国统一，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发展经济等方面曾起积极作用，但在皇帝昏庸怠靡、童幼无能的情况下，权力逐渐落入周围近悻手中，明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宦官擅权乱政廷臣倾轧争夺的现象，不能不说和极端专制主义体制有关。
明初，朱元璋励垦荒，对无主田业免征三年，田归耕者所有。又大力推行屯田制：移民置屯开垦闲旷地，卫所士兵屯耕自给，商人在官仓附近屯种输粮。并大规模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永乐年间，又开凿通了淤塞多年的南北大运河，密切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造船业、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等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南京、北京、长江沿线和运河沿线的城市、沿海港口城市都成了繁荣的工商业都会。
国家税入增多，仓廪充实，人口达到六千余万。元末农民起义摧毁了“驱口”制度。洪武初年，明令禁止庶民养奴，因战乱沦为奴者放还为民。又从法律上解除了原来地主与佃户间的主仆关系，贱民变为庶民。对于工匠的管理，仍沿用元朝的匠户制度，但有所放松，工匠可有较多时间自由支配。
匠户分两种：一种称“轮班匠”，以三年为一班，到京师无偿服役三个月；一种称“住作匠”（或称“住坐匠”），在官司作场做固定工，每月无偿服役十天。其余时间可以自营生计。由于工匠有了较多生产经营自主权，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整个手工业生产得到刺激和促进。
明初在政治上建立君主集权专制主义的同时，在思想领域里也抢先文化专制主义。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一字之嫌，就可被处死。另一方面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命题取自四书、五经章句，解释文义以朱熹的注解为依据，各级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学、县学和社学也以此为教学内容，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只为做官，要做官就得读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
一切实际问题和实用知识被排斥于校门之外。这种科举制度严重禁锢士人思想和阻碍文化、科技的发展。
南京明故宫的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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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初，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登吴王位，是为西吴。
二十六年（1366年）开始改筑应天城，建造太、天地坛、社稷坛，并在旧城东北钟山之阳建造新宫。但当时张士诚尚未平定，北伐灭元尚未开始，各项工程都只能力求简朴。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都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群臣讨论建都地点时，一些儒臣认为“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这是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结论。因此一俟时军克定河南，朱元璋就立即赶赴汴梁察看形势。由于当时中原几经战乱，民生凋敝，运输困难，很难在此建都。
经过比较，还是选择了有“龙盘虎踞”的形胜，又是立国之本的应天府城作为京师，而以开封为陪都，以供“春秋巡狩”。不过，朱元璋仍认为应天偏于东南，又有长江之隔，对控制全国不利。于是在第二年（1369年）又决定将他的故乡临濠（后改为凤阳府）建为中都，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派遣左丞相李善长全面负责，大将汤和等督领大批军队与工匠民夫加紧修建宫殿、城池、街道、桥梁、寺庙、勋臣等宅和军营等工程。经数万军民劳作五年多，于洪武八年（1375年）规模粗具，四月，朱元璋亲至中都“验功劳赏“。
奇怪的是在他二十余天的视察后，突然宣布中止中都的建设，理由是“以劳费罢之”（《明太祖实录》）。这个声明过于简单。实际上，凤阳的地理位置也并不适中，而其本身的基础和周围的农业、交通等条件又极为不利，对此，刘基早就向朱元璋建言：凤阳是帝乡而非帝都。
因此，决定建都凤阳是朱元璋的一个决策错误。而直接导致朱元璋放弃中都的导火线，是否由于工匠在建造宫殿过程中使用了“厌镇法”，使这位笃信天命鬼神的大明皇帝不想在此居住（在这次事件中，朱元璋曾诛杀了大批工匠），抑或是由于中都宫殿过华丽（现存午门须弥座及蟋龙柱础雕刻，远比南京、北京宫殿华丽可证），不合政权初创时期的政治要求，则已难于深究。
放弃中都后，朱元璋才坚定了定都应天的决心，把建设重点转移到南京。原来登吴王位时所建宫室、宗庙，此时已显得过于卑小，对于大明帝国的首都来说已极不相衬。因此一方面宣称中都“以劳费罢之”，另一方面又在南京兴起大役。
中都自洪武八年四月罢作后，仍作为陪都使用。凡太子、诸王习武练兵、宗室有罪幽禁、勋臣致仕，都去凤阳安置。凤阳内外还驻有八卫一所的军队。因此，“罢中都役作”只是停止大规模宫室营建，一些工程如皇陵、大龙兴寺等，仍有所续建。
洪武以后中都才日趋荒废。
被朱元璋赞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的刘基，自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应朱元璋的征召，离家来到应天（即南京），至1366年，不仅“动则仰观天象察列宿之经纬，验日月之光华，发纵指示三军往无不克”（《明太祖实录》卷三六），还为朱元璋卜宫选址，其间达6年之久，对南京的地理不可谓不了如指掌。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刘基所卜的“新宫”，竟卜在一片低洼的湖水中，且偏于整个城垣的东部。这与中国古代占卜都城有两点是相悖的：其一：《管子·度地篇》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说的是卜地相宅不能居于地势低洼之所。
《汉书·沟洫志》亦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其水势所不及。”说的还是卜居不应择低洼之所。古代择都址如此，更不用说择宫址了。因此，刘基为朱元璋所卜的“新宫”宫址，恐怕是中国古代卜都建宫惟一低洼之所的特例。
洪武中后期，宫城出现了“前昂后洼”的严重后果。后人出于敬仰刘基的堪舆术，为刘基卜宫湖地之误开脱责任，提出这是朱元璋所决断，“……卜筑大内，填燕尾湖为之。虽决于刘基，实上（即朱元璋）内断，基不敢尽言也”，这种说法根据是不足的。
当时，朱元璋对刘基可谓言听计从，绝无“不敢尽言”之理。其二，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理念根深蒂固。从周公、召公为周成五卜洛邑以降，取“天下之中”营都建宫，几乎成为古代帝王建都思想的定制，而刘基将朱元璋的宫室卜于城垣东隅，也是有违古制的。
据说，朱元璋为择宫址，曾命刘基以及他的80岁师傅黄楚望（九江道士）、张铁冠道人（张中，字景和，临川人）三人“择建宫之地，初各不相闻，既而皆为图以进，尺寸若一”。其实，当年朱元璋的身边还聚集了一些所谓的“高人”，还有一些未被召集的所谓“异人”，竟能通过所谓的占星术，观察到朱元璋在皇宫中的一举一动。
最为奇特的还有一位叫周颠的人。朱元璋在攻下南昌城后，遇到一位疯疯癫癫姓周的怪人，当朱元璋凯旋班师回到南京后，他也口称“告太平”来到南京。正是这个大胆的“颠仙”，游戏风尘，装疯作呆，斡旋于嗜杀成性的朱元璋幕后，成为与刘基、宋濂等道家人物形成的朱元璋“智囊团”的编外成员之一。
在南京城墙营建伊始，周颠仙每遇到朱元璋，就用手在地上画个圈，说：“你打破一个桶，又筑一个桶。”闻此异言，“当是时，金陵村民闻之，争邀供养”。后来，朱元璋还亲自为这位怪人写了一篇传记。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一个疯疯颠颠的道人，值得皇帝为其写传的恐怕仅此一例。
周颠仙所说的“桶”指什么？是指国家，即灭元建明朝，还是指南京城墙，即破了建康旧城，建造了一座新城，抑或根本没有什么指向，仅仅是朱元璋利用这个“颠仙”，在民众早已被道教教化的心理上做进一步的张扬，这些都不得而知。
刘基等人所卜宫址的方案，之所以能得到朱元璋的认同，除了中国古代营造都城均需占卜的旧制以及南京特殊的地理条件制约外，还与元末明初道教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历史背景有关。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利用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历史由来已久，并随着历代统治者的需要而有所侧重。
元代的道教在全国影响达到了“历观前代列辟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极”的程度，以致元末道教逐步显现出教徒发展过滥的情形，其势力在民间有极为广泛的基础。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际，充分利用了民间的道教势力和影响，并为登基大造舆论。
借道士之说，称他的祖坟风水好，“当出天子”；又称他母亲在他降生前吞食了道士的丸药，故他与众不同；说他在贫病交困之际，得到神人护理照料。公元1367年8月10日（元至正二十七年秋七月己丑日），“雷震吴宫门兽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质，王命藏之。
出则使人负于驾前，临朝听政则奉置几案，以祗天戒”（《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将一块石头（很可能是陨石）奉若神明，以现代人的思维来看，这件事整个是朱元璋在装神弄鬼，迷惑百姓，十分好笑。
据《明太祖实录》等史籍记载，更让今人感到荒唐的还有两件事：其一，朱元璋在公元1367年自称梦游天宫，说见到了“道家三清”，还有紫衣道士授以真人服饰和剑，朱升为其解梦为：“陛下受命之兆，所谓正梦也。
昔黄帝梦游华胥而天下大治，古已有之。盖帝王这兴，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于是“明年，即位于南郊”。其二，朱元璋在登基前曾举行祭告，称之：“如臣可为生民主，祭告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对他的部属以及主持仪式的官员恐吓道：“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
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扩大对这种虚幻神灵宣传的范围和灵验说，是朱元璋登基做皇帝前最热心的工作之一。
公元1368年1月23日，果然“天宇郭清，星纬明朗，众皆欣悦，礼成，遂即位于郊坛南”。
朱元璋从而彻底将自己打扮成“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假以道教宣扬“神”的力量，既可填补“草民”朱元璋即将登基称帝时内心的空虚，也能震慑被道教普遍教化的民众心理。朱元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和心态下，认可了刘基所卜“天意”而定的宫址-即便是低洼之所。
在朱元璋思想深处，信奉天意、鬼神虽曾一度有过短暂的彷徨，但究其根本还是笃信不疑的。在这方面，朱元璋如果不是自吹，“启蒙”也是较早的。朱元璋临终前数月（即在1398年4月29日），“享太庙毕，太祖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
’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联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临在上，无时不存’”。做了30年皇帝的朱元璋，这时除了让人感到他的衰老外，还感受到步入垂暮之年的皇帝对冥冥世界一各精神上的寄托和愿望。
正因上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需要，刘基所“卜”，与其说是朱元璋沿袭中国古代择都建宫占卜的旧制，莫如说是朱元璋的“皇权”思想与中国数千年“象天法地”营造城垣，以及元末明初道教文化大背景在南京特殊地理位置和条件下融合的产物。
明南京宫殿最终定位于南京城东侧钟山西趾之阳（今中山门内御道街一带），坐北向南，前朝后寝，后妃六宫以次序列。南京宫殿的规制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吴元年（1367年），解决了选址问题并奠定了明代宫殿基本模式，形成三朝二宫制度，“正殿曰奉天殿，前为奉天门，殿之后曰华盖殿，华盖殿之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
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楼，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六宫以次序列。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当时仅建一重宫墙，这里所说的皇城实为宫城（洪武六年于宫城外修建的皇城，当时称为“内城”）。
此为南京宫殿创建初期，朱元璋“敦崇俭朴，犹恐习于奢华”，所以宫殿建筑较为简朴，摒去了雕琢奇丽的装饰。宫城的规模也较小，正殿之前仅有奉天门及午门二重门阙。
第二个阶段：洪武八年（1375年）九月--十年（1377年）十月。
洪武八年四月朱元璋停止中都宫殿建设后不到半年就开始了大规模改作南京宫殿的工程。这次改造，首先加强了门的建设，午门翼以两观，形成阙门，中有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奉天门左右建东西角门，奉天殿左曰中左门，右曰中右门，奉天门外两庑之间也有门，左曰左顺门，右曰右顺门，左顺门之外为东华门，右顺门之外为西华门。
同时增建一些殿宇，如东华门内建文华殿，为东宫视事之所，西华门内建武英殿，为斋戒时居住之地等。
第三个阶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次扩建大内，增加宫前建筑。改建金水桥，又建端门、承天门、长安东西二门，向南直抵洪武六年建成的洪武门，遂成完整的明南京宫殿布局。
南京宫城至今遗有东、北、西三面城濠，南面城濠仅剩东西两侧一段。现存城濠所包含的面积，东西宽850米，南北深807米，如果除去城濠与城墙之间的隙地，则推算出宫城面积约为790米*750米。
南京宫殿的布局有以下几个方面特色：
1、在选址上顺应自然，权衡各种利弊作出最佳选择宫城卜地于城东钟山之阳，北倚钟山的“龙头”富贵山，并以之作为镇山，放弃了对平坦的中心地带--原六朝及南唐宫殿旧址的利用，而采用填湖造宫的办法。
究其原因，除了“六朝烟祚不永”的忌讳外，不外是“（旧内）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不符合新王朝的要求，而且旧城居民密集，又有诸多功臣府第，大量拆迁有关人心向背；加之南京属丘陵地带，平地难寻，而因地就势依山而建，能创造出气象宏伟的效果。
这种选址，在金陵有历史先例可循，六朝宫城便是选择在鸡笼山、覆舟山下的一片高河漫滩上，东濒青溪，西达五台，鸡笼山和覆舟山就旬天然屏风拱卫于宫城之后。明代南京宫城以富贵山作为依托，并巧用原来的东渠作为皇城西城隍，将午门以北的内五龙桥、承天门以南的外五龙桥和宫城城濠与南京城水系相互连通，取得人工和自然相互辉映的效果。
而宫城偏于城之东，则可减缓居中布局常带来的交通阻塞问题。因此南京宫殿选址是综合考虑地形地貌和社会心理因素而进行决策的结果。
2、在宫殿形制上，朱元璋力图恢复汉族文化传统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为遵循礼制。
即建筑形式的内容极力寻找礼制的依据：例如采用三朝五门，即《礼记》郑玄注所称，周天子及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天子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但实际上，自战国以后，都城宫室制度中，循此制者无几，直到唐长安始有其意。
这就是唐西内有五门（承天门、太极门、朱明门、两仪门、甘露门）和三朝（外朝奉天门、中朝太极殿、内朝两仪殿）。元失此制，明南京宫殿则又用此制，其五门为：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三殿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
至于后妃六宫，按周礼，“天子后立六宫，……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夫人虽不分六宫，变分主六宫之事，或二宫则一人也。”南京宫殿在历史上两次建立后妃六宫以交序列的形制，以趋合礼制的要求。
关于门阙，《礼记》有“以高为贵”的规定。早在秦汉时期，高台建阙（观）就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设置，标表入口以壮观瞻。唐代宫殿门阙已作冂形平面，并直接影响到五代洛阳五凤楼、宋东京宣德门。南京宫殿午门采用冂形高大门阙便是吸收这种传统建筑形式建成的。
通过门阙的体量和所组成的空间，体现皇帝所需的崇高与威严。
此外，朱元璋还刻意借“天道”来加强礼制在宫殿建筑上的作用。所谓“礼者天地之序也”。“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帮天秉阳，垂日星，也秉阴，穷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以月为量”。讲究天人感应和礼制秩序的朱元璋，在南京宫殿中极力利用这些原则来强化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礼制的权威。
如在正殿之后建立乾清、坤宁二宫，象征帝后犹如天地；在乾清宫之左右立“日精门”、“月华门”，象征日月陪衬于帝后之左右；在东安门外者曰青龙桥，在西华门外者曰白虎桥，取自星宿二十八宿，以象征天津之横贯。
在建筑的称谓上也采用一些拟天的象征手法，如前朝正殿名为“奉天”，意为奉天命而统治天下，明人的解释是“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无往非奉天也”，以此强调新王朝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华盖”本是星名，古称天皇大帝座上的九星叫“华盖”，象征明太祖统一天下是应帝星之瑞。
“谨身”是说皇帝加强自身修养。
3、开创了明清两代宫殿自南而北中轴线与全城轴线重合的模式。南京宫殿和衙署都沿着这条轴线结合在一起。从《洪武京城图志》载京城图中可见，以南端外城的正阳门为起点，经洪武门至皇城的承天门，为一条宽广的御道，御道两边为千步廊，御道的东面分布着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和工部等中央行政机构（只有刑部在皇城以北太平门外），西面则是最高的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的所在地。
御道心头承天门前是长安左、右门形成的东西横街--长安街（广场）和外五龙桥，向北引延，经端门、午门、内五胧桥至奉天门，进入宫城。经三大殿两大宫抵宫城北门玄武门，至皇城北门北安门出皇城，正对钟山“龙头”富贵山，而以者城的太平门为结束。
这种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既为南京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亦很突出地表达出封建集权统治唯我独尊的精神。成为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改建北京城和设计宫城的蓝本。
洪武年间，明朝还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对于都城建设朱元璋多次强调节俭朴实的方针，洪武八年改建南京宫殿时曾对廷臣说：“但求安固，不事华饰……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
至于台榭苑囿朋役，也证实了此话不虚。明初建筑风格也较为朴质，注重实用。臣下及地方建筑受制度约束甚严，无敢轻慢逾制者。南京宫殿是隆崇封建集权统治和严格的礼制秩序的典范。又是结合自然、顺应地势布置城、宫的杰出例子。
但它的选址也存缺陷，如当时填湖建宫，虽然在工程做法上为避免地基下沉，采取了在基础下铺垫巨石和打桩以及用石灰、三合土分层夯实等方法，但到洪武末年已显出宫城南高北低宫中积涝不易排除的问题。又如由于这城距外城太近，战时易受城外敌军威胁。
所以后来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就没有用明宫殿来做天王府。
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改南京为留都，宫城仍存旧制，并委派皇族、内臣驻守。崇祯十七年（1644年），福王朱由崧一度在这里即位，历史上称南明王朝。
经清代及太平天国兵炎毁坏，现仅存午门、东华门、西华门以及内外五龙桥、柱础、碑刻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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