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的作品都有哪些

哲学有用吗？我们这学期的课有一门叫马克

哲学是分身术 2003年03月12日09:21:58　北京青年报　郭小景 　　周国平，1945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的专业是哲学，在尼采思想的研究和尼采著作的翻译方面卓有建树。 他兼事文学，写了大量哲理散文。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尤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他的作品拥有许多热心的读者。 　　集哲学与文学于一身，融理性与感情为一体，是周国平作品的显著特色。他的哲学论著闪着诗性的光华，他的文学随笔透着哲学的智慧。 他的多数作品在形式上摆脱了学术的艰涩，也不骛艺术的新奇，写的质朴平实，所表达的又是一般人都能了解的切己感悟。这无疑是他的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不过，更...全部

  哲学是分身术 2003年03月12日09:21:58　北京青年报　郭小景 　　周国平，1945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的专业是哲学，在尼采思想的研究和尼采著作的翻译方面卓有建树。
  他兼事文学，写了大量哲理散文。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尤其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他的作品拥有许多热心的读者。 　　集哲学与文学于一身，融理性与感情为一体，是周国平作品的显著特色。他的哲学论著闪着诗性的光华，他的文学随笔透着哲学的智慧。
  他的多数作品在形式上摆脱了学术的艰涩，也不骛艺术的新奇，写的质朴平实，所表达的又是一般人都能了解的切己感悟。这无疑是他的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在他的作品中贯穿着的内涵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周国平的作品不被认为非常畅销，但他的作品总是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断获得新的读者和知音。 　　■独白：我所认识的周国平 　　周国平随笔精选《灵魂只能独行》，2002年10月在北京第一次印刷。一开始就没有看到炒作的迹象，只是周国平作品的长期追随者们在互相告知，“又出新书了”。
  即使过了新年这本书也并不轰动，仅仅默默地在大型新华书店像涓涓细流一样售出，不经意之间，又堂而皇之登上社区新近开张小书屋的精致书架，装点店主的风雅。 　　这本小书甚至连序都没有，扉页只有讲“心灵空间”、“交往的质量”、“人生最好的境界”的简短三段话。
  然而读者会在目录中发现新大陆，14篇短文论说《时尚考察》，正好搔中在改革动荡中失意心灵的最痒处。 　　我对周国平神往已久。1986年，作为仍然在校就读的新闻系大学生，从《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尼采的同时初识周国平。
  当年阅读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入夜，听着虫儿在宿舍窗外小声唱歌，我手持电筒进入周国平视线里的尼采的精神世界。诗歌一样的美文，情理相融的评述，犹如一双上下飞舞的灵巧纤手，拨动着青春的心弦，让我为尼采的命运而潸然泪下。
   　　1996年，《周国平文集》五卷出版，但直到2000年赴陕北采访，我才在延安市的一个土墙斑驳、瓦檐低矮的小书店里发现并据为己有。那时全国甚至美国人都早已知道周国平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妞妞，而且他已经完成了惊动社会的“极地思考”。
  我提着牛皮纸包裹的一摞书乘坐吱嘎乱叫的“运七”到西安转乘，还着实让同行的朋友取笑了一番。后来才注意到，之所以能够在一陕北小书店买到苦苦寻觅的著述，原来陕西出版社是“掌柜的”。对于延安的这个小书店，我有一个感想和一个感叹：所想是《陋室铭》里的“斯是陋室”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所叹是陕西虽然位于西部，经济称不上发达，而百姓蛮文化的，所以盛产文化大家，比如当代大作家贾平凹、人共称慕的名导演张艺谋。
   　　2002年5月，首届名人“体验香格里拉”活动在“彩云之南”拉开序幕，我作为随队记者与周国平邂逅梅里雪山。出乎意料，现实中的周国平少言寡语、平易近人、不事张扬、善良坦诚。但又是意料之中的，这样的品质正属于能够对人生重大问题进行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给予密切关注的哲学家周国平。
  6月，突然发现我和周国平竟然是北京北部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的邻居。登门小拜，在一面墙都是书柜的大客厅里，看到一个健康可爱的三四岁的小姑娘，这是“妞妞”走后上帝赐予周国平的小天使，名叫啾啾。我对小姑娘说“你是小鸟啾啾叫，你是小丫头梳着小鬏鬏。
  ”周国平夫妇在旁边大惊失色，“哎呀，我们那么多朋友，你是唯一一个猜对我女儿名字里的双重含义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读周国平的书读出来的“心有灵犀”。 　　周国平因其思想赢得一批有品位的读者，逐渐变得炙手可热，近半年来更不闲着：出任评委、充当嘉宾、赴约笔会，今年初还出现在图书订货会上，为读者做寻书导航…… 　　杂务是会干扰学术和创作耕耘的。
  近日约采访，电话过去总是奶腔奶调的啾啾回答“我们不在家，有事请留言”。原来周国平在工作时是不接电话的。 　　3月9日的对话是我礼貌“威逼”出来的。之所以顺利，我想多半是周国平顾及了“邻居”的情谊。
   　　用“分身术”思考命运 　　记者：哲学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大学问，正如您所比喻的：“哲学是一个产妇，从她腹中孕育了一门门具体科学。”所以当我带着一个具体的命题———“精神创伤”来求教于您的时候，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担心过于窄小的世俗问题是否会亵渎哲学的神圣。
  可这个东西实实在在横亘在许多人的生存之中，当亲朋好友和心理医生都无法排解的时候，向“爱智慧”求教，似乎又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周国平：哪怕一个人有崇高的精神追求，也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安全的生存状态，我认为哲学不是务虚，陷入在玄想之内。
  虽然有这样的哲学家，钻到对他看来是重大的问题里面去，与他自己和我们大家的外在生活毫无关系。但就一般人来说，哲学应该是能够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的。这联系不见得是去解决每一个实际问题，而是确定一个方向，有一个立足点。
  哲学不是对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提供一个方案，哲学没有这样的功能，哲学是给他一个高而宽阔的角度。 　　精神创伤由各种原因造成，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打伤，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抵抗力和敏感度也是不一样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是普通的人，普通人的打击我都会有。精神创伤也分不同的层次，最高的精神痛苦，不是与实际生活有关的，比如死亡问题。小时候当我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以后，我就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还有实际生活中的打击，比如妞妞死去，哲学就给我提供了相当的帮助。
  如果没有哲学的话，我可能会陷得非常深，拔不出来。哲学不仅是我的职业，从某种程度说，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已经有这样的习惯，遇到具体的事情时，一方面我会不可避免地陷到里面去，另一方面我会跳出来，拉开距离来看。
  哲学是对最大问题、最根本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会产生一种效果，使人对生活中具体的遭遇也能从根本问题的角度去看它。真正有哲学修养的人仿佛有了“分身术”。 　　记者：哲学思考就是“分身术”思考？ 　　周国平：不光有一个我，还有另外一个我。
  具有很多欲望的具体的我、生活在各种关系中的我，会陷入到事情中去；同时另一个我、精神的我、哲学的我，会站在更加开阔的天地之间，从更加超脱的角度来看，看我的具体遭遇。“分身术”可以说是肉身的我和灵魂的我，或者说感性的我和理性的我。
  哲学的我对具体的我不是漠不关心，因为毕竟是同一个人，我真的感受到痛苦了，感到绝望了，它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并不能消除我的这种具体处境，但是从时间的长河、永恒的时间考虑，就会感觉这种遭遇是非常小、非常短暂的东西。
  我就会从人最后的结果来看，最后都是一样的。 　　记者：就是您曾经说过的，“死亡是最大的公平”？ 　　周国平：是的。现在要死要活纠缠在里面，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的。但总这样也是消极的，比老庄都消极得多，这是佛教的观点，完全从世俗中超脱出来。
   　　记者：无我？ 　　周国平：我真是不存在的，如果完全从这个角度，你真的不用活了。 　　记者：所以人必须有所作为，改变自己的处境。 　　周国平：人的苦难有各种情况，有一些苦难是我们无法做任何改变的。
  比如说我，当时妞妞的情况，无论是哲学或者科学都不能帮我实际的忙，科学不能帮我解决具体问题，也不能帮我如何对待它，哲学不能帮我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可以帮我解决如何对待它的问题。 　　人对于命运实际上是没有自由的。
  所谓的浪漫主义，人可以创造命运、根本改变命运，我都不相信。 　　记者：那您也是宿命论者？ 　　周国平：从大的方面说我是宿命论者。但是我所指的命运是：你完全无法支配而对你发生根本影响、决定你的根本痛苦和快乐的状况，是自然性质的命运。
  得了绝症、自然灾难之类，既无法预见，遇到之后也无法改变，只能忍受。这种情况，什么也帮不了你，包括哲学。但是人可以改变的是对命运的态度。由于对命运有着不同态度，同样的灾难、同样的事情落在不同人的头上，有的人可能毁灭，而有的人坚强挺下去。
  当然命运也包括某些自己无法支配的社会性质的命运，这样你只能调整你的态度。但是有些东西你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在社会上你是不是成功或者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个人还是有一定主动权的。性格无法改变但可以控制 　　记者：很多人成熟之后发现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为何有的人顺利、机遇多，有的机遇少、总是不顺？ 　　周国平：人类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包括机遇。
  机遇有时是争取不到的。还有性格。性格也是不能改变的，赫拉克里特说“性格就是命运”。问题是这样，成功与失败也不完全取决于性格。一是取决于环境，某一种环境有利于某一种性格，如果生逢其时就能够成功，否则反之，或者说某个时代某一种性格的人更容易成功。
  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真正有才能的人容易成功。但另外，有时还取决于对性格的应用。性格是不变的，但是对于性格的应用是可以改变的。这就与命运有些相似。 　　我从小比较内向、忧郁，经常想死亡这些问题，很苦闷，这可能是我脆弱、敏感的特质造成的。
  现在我的性格还是有所改变的，比那时要强得多，但根本上还是没变。我怕社交，最怕开座谈会，我说话紧张，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困难。但有时我做讲座，效果也有不错的，原因是把我激发出来，兴奋起来了。否则的话难受得要命。
   　　能够控制性格就是不要做和自己的性格违背的事情，这一点是可以自己做选择的。我现在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工作是和我的性格吻合的。不需要像政治家那样去斗争，我也不用像企业家那样去打各种交道，我就需要坐在屋里看书、写作，这个时候敏感就起到好的作用。
  控制性格就是发挥性格的优点。 　　性格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认为开朗好是文字造成的错觉，因为这是个褒义词。所谓开朗是比较容易让自己从痛苦的事情上转移开，从心理学上讲是灵活性神经类型，优点是免去许多苦恼，生活得快乐一点、轻松一点。
  但实际上好多表面上开朗的人，因为总是逃避苦恼，会出现两种后果：一会变得浅，生活中痛苦的东西多想一想，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感悟和了解。二是表面的开朗隐患很大，一旦生活中出现大的挫折或打击的话，会承受不住，突然崩溃。
  这就像不得小病的人突然得大病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善于经营自己 　　记者：对于成年人来说“精神创伤”更多针对的是吃饭的家伙———工作过程中遭受的失意、挫折或者不顺利、走背字儿，您说“小康胜大富”，“精神栖身于茅屋”。
  我们可以自称精神贵族，但是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做起来很难。 　　周国平：从追求精神生活或哲学的功能来说，不要过分浪漫主义。人毕竟在现实世界里生活。我并不主张一个人在生活上穷困潦倒，光是去注重精神追求。
  也许有这样的人，能够坚持并且最后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少数天才。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做天才，宁肯把自己看成是最平凡的人。像尼采、凡·高这样的天才，真的不顾及物质生活，就在他的精神天地里生活、创造，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对他自己来说真是受苦，他可能不在乎这些苦。
  凡·高死于穷困，因为外在生活他无法支配。弟弟帮他一段时间，但是也不能使他过一种安定无忧的生活，另外他的天才本身，他也是无法支配的。 　　记者：他要一意孤行。 　　周国平：对，进入那种状态是没有办法的。
  而我们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若在这种处境就要冷静了，尽量在现实生活中找自己的位置，把生存做一个较好的解决，有机会就不放过，求自己的发展。我不认为这样做就不高贵。我反对的是为生存不择手段，要有道德原则。
  同时是不要放弃自己的精神园地。坚持这两个前提，我觉得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 　　记者：在社会上是否获得成功，好像也不一定取决于能力，如果没有施展能力的机会，也不会有相应的生存条件。 　　周国平：一个人是否取得成功要看他的能力是否得到实现，这种情况不要怨天尤人，也是正常的，是市场经济下一个必然的结果。
  原来我也想不通，有的人能力不大，会折腾，就成了巨富；有的人真的很有才能，就是没有人能够赏识，几乎穷困潦倒，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记者：对社会来说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周国平：对。但是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哪怕是美国，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它的规则都是很健全的了，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我想说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开始看到他的观点，我有些反感，后来想通了。
  他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是企业家，都应该俱备企业家式的能力。” 　　记者：就是要善于经营自己。 　　周国平：是的。刚开始我很反感，自我经营就是贩卖自己，让人很讨厌。我一直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贩卖自己的肯定不是真才实学，真正的价值在于到底有多少能力而不是在于卖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讲了一个道理，“如果说我们是根据一个人的能力来给他相应的待遇的话，那么对于一个人的能力我们怎么来判断它？”关于能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能力不能自己说了算，让大家来看，让别人来看，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来判断，这就是计划经济，按个人的能力把工资分成不同的等级，这就是对一个人的能力判断取决于某权威机构，甚至行政长官、领导。
   　　记者：我想起一句话，“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周国平：就是这样，这就是专制制度。计划经济和专制制度是必然会联系起来的。还有另一种方式———群众评议。群众评议恐怕也不会是公正的，牵涉到利益问题，群众也是个体组成的，每个人都想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较量的结果只能是平均主义，必然会压制真正优秀的人，他肯定得不到最高的工资的。
  所以哈耶克的观点是很对的，“如果仅仅以一个人的能力来分配的话，就必须有一个权威机构或者公众来决定，最后就必然导致专制。”“如果不是按照能力来给报酬而是根据能力在市场上的实现、所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来决定报酬，这就是自由社会的基础。
  ”这很有道理。另外肯定会有不公平，就是有能力的人不善于给自己的能力找到机会，状况就比较狼狈。哈耶克说：“我们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公平，只能容忍这样的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根据市场经济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不要再清高了，应该看到善于使用自己能力的能力，善于为自己能力找到机会的能力，这是正面的能力，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和掌握这样的能力。
  就是说，你在社会上是否成功，你自己是有责任的。 　　记者：您也在自我培养这样的能力？ 　　周国平：我原先没有这样的能力，读哈耶克之前朦朦胧胧有这种意识。 　　对于我，经济来源有两块儿：一是体制内工资，不是根据能力的，要得社科基金、奖金或作品得奖，取决于会不会在体制内活动，把那几万块钱的基金弄到手，庸俗的人际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方面我放弃努力。二是我的稿酬。这一块儿我原来也不在乎，1995年之前都是字数稿酬制度，各个出版社大同小异。后来捍卫我的权益的办法还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的，她是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的，告诉我“你太吃亏了”。
  当时我有一本翻译尼采的书在香港出，合同是给版税，结果没给，还是字数稿酬，之后内地也出了这本书。两地都出这本书，只给我一份稿酬。多亏朋友帮忙，后来香港就按版税给我，这边又给我一份字数稿酬。差距很大，比原来高两三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意识就比较强了。想一想，我的书在80年代中后期就很畅销，当时拿的钱是很可怜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年里印了十万册，稿酬加起来才3000多元。《人与永恒》大概也是3000元左右。
  我印的最多的书《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一年印了15万册，拿的稿酬也就四五千的样子。要是现在的话…… 　　记者：后半生可以衣食无忧了，大概啾啾将来出国受教育的经费也有了。 　　周国平：我要说明的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你的产品是书。
  写书时不应考虑市场。畅销书作家，目标很明确，就是挣钱，那也可以，只要写的书本身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不行。我也愿意有钱，越多越好，但挣钱不是我的主要目标。我追求自身精神价值的实现，所以写让我苦恼、让我激动、我真正想写的东西。
  作品完成，要进入市场，就该有市场意识了。现在我全部改成要版税，还会以版税多少、条件好坏、发行大小综合因素考虑出版社，甚至开始找书商。书商给的版税要多一些，发行能力要强一些。去年年底已经有书商帮我出了一本散文集《安静》，比我以前的书发行的都好。
  我强调的是，搞精神生产的人也要有市场意识，这不丢人，这是适应环境，是正当权利。成功的真谛在于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 　　记者：您的思想让很多读者有知音之感。再比如“习惯于失去”，成功的真谛在于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好，尽量做得完美，让自己满意。
  您现在可称得上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真正做了命运的主人，是不是可以归结为哲学追问的成果？ 　　周国平：不能说我功成名就。其实我很少想这个问题。从现在有一定知名度来说，已经出乎我的预期，至少在1986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不是我追求的目标。
  我的目标从外在来说是比较笼统的。我希望成功，写的书让大家接受，但是没有想过成名。我知道有些人功名心很强烈的，但是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不是我谦虚。所以不管我外在的成功程度如何，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副产品，不是我追求的东西，但是有了我也觉得很好，名声意味着外界对你的承认，我希望别人承认我，读我的书，我的产品喜欢的人越多越好。
   　　是不是哲学给我指引到这一步的，也不能这么说。哲学对我所起的作用是让我思考使我苦恼的、折磨我的问题。然后我把思考的过程和结论写出来。写出来后，得到承认，可以说哲学间接在里面起了作用。如果我不是研究哲学的，可能我的作品不会有这样的风格，没有这样的风格的话，可能不会这样成功。
  很多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在哲学与文学之间，兼有两者，脚踏两只船，从这一点来讲，哲学是立了功的，而这都是事后的解释。 　　哲学没有指引我走向外在的成功。成功这个词不能用在内心世界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用———他有自己真正出自内心喜欢的事情，同时他把这个事情做得让自己满意，这已经是成功了，做的事情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了。
  得到外在的承认当然更好。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