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转基因食品的利弊

    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 ——答沈树《质疑〈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 ·方舟子· 　　 沈树《质疑〈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中国青年报·冰点》2004。
  12。22）一文所表达的观点，在质疑转基因食品的人当中很有代表性，我借此答复的机会，多说几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   我写《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由头是《南方周末》的报道《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
  网上对该报道的评论，绝大部分是在谩骂、攻击推广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甚至提高到“搞不好会断子绝孙”、“给中国人种带来的损害”、“想所有中国人死”、“毁灭中华民族”的高度。  这些人显然担心的是吃转基因食品会改变了人的基因。
  也不是网民的科学素质就特别差。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试图消除一般人对生物技术的误解，接触了许多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包括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专职反转基因技术的反科学活动家也乘机推波助澜吓唬外行，例如英籍华人侯美婉著的《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一书就声称“食物中的基因能被人体利用”。
     因此，我写那篇短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一个虽然很无知然而很常见的重大误解。由于专栏文章篇幅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讨论有关转基因作物的种种争议。
  这两年来我写了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做过三次讲座，对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或导致过敏、转基因作物是否会破坏生态或导致基因污染等学术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这些文章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均可在网上找到。
  沈树如果在写质疑文章之前先做一点作业，把它们找来一读，就可发现他提出的学术问题，我在这些文章多已分析、回答过，也不至于指责我完全无视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 任何作物、任何食品都有可能带来环境或健康风险。
    没有人愚蠢到会认为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是例外。所以每一种转基因作物在推广之前、每一种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要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估。科学组织、科学家发表报告、论文评估、研究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大家既然都承认转基因有风险，为什么分歧又那么大呢？因为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和人士把“风险”等同于“危险”，以转基因有风险为由反对推广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而科学组织和支持转基因的人士认为风险是可以控制、可以承受的，不应该笼统地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而应该具体分析每一种转基因产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一种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就可以推广。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转基因是否有风险，而在于风险的可能性多高、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出现意外是否可以承受。有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存在（例如，吃转基因食品改变了人体基因），有的风险可能存在但是可以控制（例如转基因食品中外源蛋白质是否会成为过敏原的问题），有的风险难以控制但是并非不可承受（例如转基因作物对传统作物造成所谓“基因污染”，即使真出现了，不过是在传统作物原有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不是什么灾难）。
     我并非像沈树所指责的那样，斩钉截铁地认定一切转基因都是安全的。事实上，我在原文中说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安全可靠的，是上市或准备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因为这些食品都按要求做过了体外实验和动物试验，包括：“机理研究”——转基因生产的外源蛋白质是否会让植物产生有害成分；“消化性研究”——外源蛋白质是否能在消化道中被快速消化（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有可能导致过敏）；“生物信息筛选”——是否含有已知的过敏原和毒素；“急性口服毒性研究”——用纯化的外源蛋白质，以至少比人类进食量高1000倍的比率喂养小鼠2周，看是否会中毒；“动物营养研究”——把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同类食品做比较，确定它们有相同的成分、营养和功能。
     有人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做几十年的人体试验再上市，这是不可行的，因为食品不是药品，不可能长期对试验者的进食做出严格的控制，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判定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像在病人身上测试某种特定药品那样去测试某种食品的安全性。
  我认为现有的证据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可以放心食用。  我本人也已吃了十年的转基因食品。许多人不知道，美国既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西红柿）是1994年在美国上市的，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60－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记。
  如果有标记的话，我也会选择转基因食品，因为转基因食品不仅比较便宜，也往往比同类食品更安全，例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由于少用农药，要比同类作物更“绿色”。   沈树根据“生命高于一切的常识”要求对技术产品“疑罪从有”，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恐怕没有什么技术产品是不能被判定有罪的。
  没有证据，甚至有反面证据的怀疑，应该是“疑罪从无”，而对于有一些证据的怀疑也只应该存疑，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能就此定罪。只有在有足够的证据时才能定罪。  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沈树认为我和他一样都不是转基因方面的专家，以说明我的观点不足为凭。我虽然不从事转基因技术的开发，但是我受过分子遗传学的专业训练，曾经做过多年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转基因技术不过是分子遗传学的具体应用，因此我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也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进展，与明显没有受过生物学训练的沈树相比，那是专得不能再专了。
    沈树在文章中一再以教训的口气告诉我的“专业知识”，就都是由于对生物学一知半解导致的。 例如，沈树认为我做为生物学博士，却把转基因和杂交做类比，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表现。
  到现在为止我还有见到哪个生物学家认为我这个类比有硬伤，虽然有很多生物学家在读我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专业知识的是沈树。  虽然转基因作物转入的基因往往是异种生物的基因片段，但是不同物种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
  事实上，在病毒的作用下，跨物种的基因转移在自然界是会发生的，转基因技术和杂交技术一样，也是“对大自然的模仿”。  沈树说“这种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尺度内是不可能自然发生的”是一句外行话，果真如此的话，人们还担心转基因作物与杂草发生基因交流的风险干什么？杂交虽然是同种或近亲种之间的基因排列组合，但是学过遗传学的人都知道，基因重组会出现全新的性状。
  我们在杂交育种时，只挑选我们想要的某种新性状，但是谁能保证没有同时连锁了有害的新性状？如果转基因作物“污染”了其他作物，很容易通过检测那个外源基因而检测出来，而如果杂交品种也发生了“基因污染”，是难以检测的。
    要是根据沈树“疑罪从有”的原则，是不是也该判定杂交品种有罪？ 实际上，我是不是转基因方面的专家，并不重要，因为我并非在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是当了主流科学界的传声筒而已，而这只要读得懂专业文献就够了。
  沈树虽然引用了论文，但是显然没有读过或读不懂这些论文。  例如，沈树文章中提到，2002年英国做过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第一个人体实验———让12名健康志愿者和7名手术切除部分结肠的志愿者，食用含转基因大豆的汉堡包和牛奶冰激凌食品。
  “结果提示：在部分志愿者体内，有极小量的肠道细菌摄入了大豆转基因。”这个介绍是很不准确和有误导性的，很可能是从反转基因的宣传材料抄来的。  真实的结果是：在健康人排出的粪便中，找不到任何转基因大豆的DNA（它们全被消化了），他们的肠道细菌内也不含转基因大豆的DNA。
  在结肠被切除的人排出的废物中，有3。7%的转基因大豆的DNA保留了下来，七名病人中有三人的肠道细菌体内发现了转基因大豆的DNA。而且，让这些人服用普通大豆，也能在排泄物中发现同样含量的大豆DNA。
    转基因DNA并不特殊。所以这项实验只是表明，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结肠被切除），有很小的一部分食物的DNA有可能被肠道细菌吸收。由于人体不可能吸收外源DNA，所以这项实验并没有说明转基因食品在任何情况下会有害健康。
   可见，要用论文说话，反对者也讨不了好去，所以我才说：“正因为这些专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士自己也知道无法从学术上赢得辩论，所以只能散布阴谋论，把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分子生物学家全都妖魔化为利欲熏心之徒。
    ”我这是针对专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士而言的，沈树理解成针对《南方周末》的报道而言，属于误读。不过《南方周末》的报道也是想让读者有这样的印象，因为在报道中凡支持转基因水稻的都是有商业背景的。
  我那么说是有反转基因活动家自己说的话为依据的。例如，侯美婉《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就这么说：“然而，这些危害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是因为大商业利益，遗传决定论的科学思想，以及工具主义自然观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
  遗传决定理论为基因专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谋得了最大利益。当代许多一流的分子遗传学家要么自己拥有生物技术公司，要么与这些公司合作，或为其工作。遗传工程领域已成为一个空前商业化的科技领域，政府也日益强调这种状况的合理性，并加以推进。
    ” 这种阴谋论是很有市场的。《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14日有一篇题为《食品转基因和文化转基因》的专栏文章，作者一口咬定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都是“政府和公司的合伙人”，在传播了一堆关于转基因的谣言之后，最后竟然高呼“抵制一切转基因！”我不过是写了一些文章澄清一般人对转基因技术的误解，也有人在网上造谣说我受美国转基因技术公司雇佣、指使。
     我并不是说在转基因的问题上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绝对不是。做为一项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应用，值得大家的关注，它的利弊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专家也有责任参与讨论，解答公众的疑惑。
  但是讨论应该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之上，切忌不懂装懂、信口开河，更要当心被别有用心的反科学组织所误导。   附： 　　反驳与争鸣 　　质疑《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 　　2004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沈树 　　编者按 　　本版12月15日刊登了专栏作者方舟子《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一文，后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沈树的“质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刊登在此，以为争鸣。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在不同的媒体已经开始。在信息一体化和公民知情权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学会在不同的声音中进行识别和选择，已成为每个人无法回避的现实。转基因食品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这是让不同声音在版面上进行争论的最大意义。
   　　读罢方舟子的《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简称《别》文），有些想法不吐不快。   　　《别》文的由头是一篇题为《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的报道（《南方周末》12月9日1版）。
  《别》文作者认为该报道“把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分子生物学家全都妖魔化为利欲熏心之徒”，我看不出这一点，相反，至少在报道中我看到了反对者和支持者双方的说法，而且，为转基因作物辩护的科学家的说法听上去很有力———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贾士荣（他研制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
    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显然，方舟子与这些科学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别》文写道：“我们并没有见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他们对安全性的质疑……反对者只能采用‘现在证明是安全的并不能说明将来就没有问题’这种狡辩。
    ” 　　我们还是先从证据和事实谈起吧。现有的“科学”已经确定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是安全的吗？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性的质疑，真的毫无科学证据、纯属“制造恐慌、煽动仇恨”的阴谋吗？ 　　需要澄清的是，所谓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并不仅仅限于这种食品吃进人肚里可能带来的健康影响，对安全性应该从研制、种植、生产、食用到排泄的全过程进行评价研究，它的影响所及不仅仅与食用者有关。
     　　随便上网搜索一下，你就能发现大量有关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可能有害环境或人体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有时并不可靠，也没有得出结论说：转基因作物和食品一定对健康或环境有害，它们提示的只是一种不应忽视的可能性———这是当前许多质疑转基因食品的研究者的共同态度，他们不像某些科学家和方舟子那样斩钉截铁。
     　　好了，我已经听到方舟子反唇相讥的声音：讨论转基因这样的科学问题，非专业传媒的消息何足为凭？拿论文来说话啊。 　　请读者原谅，我要引用一点论文了。在《生命科学研究》2004年第8卷第4期的《转Bt基因（注：指苏云金杆菌杀虫蛋白基因）抗虫水稻的研究进展与生态安全评价》中，湖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刘雨芳写道： 　　“钱迎倩等……认为转基因植物释放到农田生态系统后潜在的危险包括：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作物害虫及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几个方面。
     　　“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棉花对非目标生物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有不少报道…… 　　“瓢虫捕食以转基因马铃薯为饲料的蚜虫后出现生殖力及存活问题。 　　“转基因作物的残留物及其在生长过程中和种植过后作物根系本身会对土壤中的微生物和无脊椎动物产生影响。
    转Bt基因作物残留物及生活植物会增加土壤中 crylA（b）的含量，如在13个转Bt玉米品种的分泌液中含crylA（b）杀虫蛋白，这些毒素能在土壤中累积。”（《别》文还嘲笑土壤学家在转基因作物问题上发言，其实，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确与土壤有关。
  ） 　　“王忠华等的研究则表明，用洒过转Bt水稻‘克螟稻’生米粉的桑叶喂养家蚕，家蚕体重、熟蚕数、结茧数、全茧量和茧层量均明显低于对照，且熟蚕整齐度明显迟于对照。  樊龙江的研究则认为……Bt水稻在我国南方养蚕地区推广将可能对家蚕的生长发育造成负面影响。
  ” 　　这种声音看来在国内的农业专家和生物学家中并不算稀有。浙江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学院植物保护系朱廷恒等也在最近的《农业生物技术学报》上有文章谈道，“对转入病毒来源基因序列可能引起生态风险值得注意”，潜在的风险包括“可能引起更严重的复合病害”、“转基因和其他入侵病毒可能发生重组而产生新病毒和病毒病”等。
     　　当然，“目前这些担忧尚无直接的实验证据”，这些论文的作者也不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名单之列。这个负责审查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性的委员会由58位专家及官员组成，从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的圈内人士占38席，其中多位专家有转基因水稻研究项目在身，而从事环境保护、植物保护及生物安全研究的专家只有5人，从事食品安全的专家更只有两名。
     　　也许国内的专家和期刊还不够有说服力。2002年，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杂志曾报道：纽卡斯尔的研究人员发现，转基因食品中的DNA片段可以进入人体肠道中的细菌体内。
  英国食品标准协会为此做了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第一个人体实验———让12名健康志愿者和7名手术切除部分结肠的志愿者，食用含转基因大豆的汉堡包和牛奶冰激凌食品。  结果提示：在部分志愿者体内，有极小量的肠道细菌摄入了大豆转基因。
   　　当然，仍有科学家肯定地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转基因的漂移对人有副作用”。 　　在此，本人无意证明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一定对环境或人体有害，我只不过希望说明，关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科学界尚无定论———像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神圣的科学真理共同体。
     　　虽然英国皇家学会、加拿大皇家学会、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科学组织都曾发表报告，指出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可能导致儿童过敏等），我并不希望引导你产生什么“恐慌”或“仇恨”，其实，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也有大量正面研究结果的报道和论文，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列举。
     　　我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方舟子也不是），但我想提出一个大家都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一种可能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新东西问世了，这时，作为外行的公众能做些什么？作为内行的专家应做些什么？因为转基因食品或纳米技术产品有害的证据不足，科学家（和企业）便拥有鼓吹推广的正当性吗？因为不懂专业知识，公众便失去话语权和选择权吗？ 　　回答有些问题需要专业知识，而有些问题其实只需要常识。
     　　比如，区分转基因水稻与传统的杂交水稻概念大约是需要点儿专业知识的。转基因作物转入的基因往往是异种生物的基因片段，比如将某种细菌的抗虫基因转入水稻制成抗虫水稻，将某种鱼的抗冻基因转入西红柿制成抗冻西红柿，这种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尺度内是不可能自然发生的。
    而传统的杂交育种是通过生物自身的繁殖行为，筛选利用同种或近亲种之间的基因排列组合，这种育种行为其实是对大自然的模仿。　　作为生物学博士的方舟子其实应该明白，转基因技术是空前的非凡的发明，它让人类的行为开始有了造物主的意味，水稻杂交转移的哪怕千百个基因，能与转基因水稻中转入的哪怕一小段细菌DNA简单类比吗？ 　　到底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对环境和人体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机理是什么？专业知识告诉我们，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多研究。
    v 　　不需要专业知识的是，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同样是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说法、语气和重音。比如，有反对者说，那些转基因水稻的支持者正急于让自己的转基因品种上市，也有支持者说，某些反对转基因水稻的专家背后正是拥有杂交水稻品种的公司。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可能影响他的言行，这是人性和常识，不是妖魔化。   　　因此，如果一个议题与你的权益相关，你就应当积极参与，你有权参与，即使这一议题高度专业。
  这倒不是说外行不需要向内行请教。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壁垒越来越高的当代世界，每个人都不得不仰赖某些方面的专家意见，科学尤其成为一种威权，但科学家有义务和责任接受质疑、说服公众，形成一种对科学威权进行平衡的社会机制，必定是有益的。
    那些认为外行不可理喻、争议妨碍科学发展的想法和做法，才最值得警惕。 　　在对科学家的采访及某些文章中，总听到这样的说辞：对，是有一些不利的报告和动物实验，但没有得到确认，没发现实际受害案例，目前的检测说明是安全的。
  他们的意思是这时提出质疑便是耸人听闻、不负责任，便会断送新技术新产品的前途。   　　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上，我们有一种“疑罪从无”的说法，意思是，如果缺乏足够的证据便应当视为无罪———在中国，确立这种原则是一大进步。
  那么，在对待一种新技术产品时，我们也需要遵守“疑罪从无”的原则吗？我认为恰恰相反，对待闯入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我们不妨持“疑罪从有”的态度来质疑，对可疑之处穷追不舍，因此促进它们的改善，防范它们可能对人的生命和幸福可能带来的伤害———对技术产品“疑罪从有”，同样出于生命高于一切的常识。
     　　“每年有那么多人因饥荒而死、因使用农药中毒，就不是对生命的伤害吗？转基因作物能减少农药使用、提高作物产量，不正是造福人类、尊重生命吗？”有人说。 　　我欣赏这种辩护的角度，请拿出充分的科学证据来说服公众吧。
  据我所知，像绿色和平这样的环保组织一直在“蛊惑人心”地说，将推广转基因作物与解决非洲饥荒扭在一起纯属天方夜谭。  他们还说，转基因作物并不能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解决污染的更好方案是生态农业。
  我想，公众应该乐意听到科学家其他不同的说法。

究竟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还须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