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我们是否还有借鉴孔子有关人格修养的意义？
当今我们还有借鉴孔子有关人格修养的意义
我国古代哲人们在修养问题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阐发和实践原则，对于这些理论和原则我们不仅要进行历史的整理研究，而且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择其善者而明用之”儒家修养论所论及的有关修养范围和方法等方面作一些考察，探求一下其中有没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吸收和发展的东西。
儒家所讲的修养主要是道德方面的修养，但他们所讲的道德是一种广义上的道德，它包括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的基本品质。因此，儒家讲的修养范围，实际上包括了一个人的文化、艺术、性格、品德等多方面的修养。 儒家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择其善者而明用之。
文化修养，首先当然...全部
当今我们还有借鉴孔子有关人格修养的意义
我国古代哲人们在修养问题上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阐发和实践原则，对于这些理论和原则我们不仅要进行历史的整理研究，而且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择其善者而明用之”儒家修养论所论及的有关修养范围和方法等方面作一些考察，探求一下其中有没有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吸收和发展的东西。
儒家所讲的修养主要是道德方面的修养，但他们所讲的道德是一种广义上的道德，它包括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的基本品质。因此，儒家讲的修养范围，实际上包括了一个人的文化、艺术、性格、品德等多方面的修养。
儒家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择其善者而明用之。
文化修养，首先当然是一般文化知识的接受和提高。由于儒家着重强调的是道德教育和修养，所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都认为，儒家轻视一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修养。
其实，这种印象是不够全面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以从事社会国民教育为主要职业的一个学派。他们的教育对象，从幼儿开始到各种专门人材都有。他们的教育内容，则从童蒙识字开始到各种专门知识的传授。《论语》记载，孔子以四方面的内容教育学生，首先教的是历史文献[14]。
他也认为，通过学习《诗经》，不仅可以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同时也可以增加许多关于鸟兽草木方面的知识[15]。孔子非常注意“因材施教”，在他的学生中既有以德行著称的颜渊、闵子骞等，也有专长于政事的冉有、季路等；同时也还有语言方面的专家，如宰我、子贡等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如子游、子夏等[16]。
可见，儒家对于文化知识教育也还是相当重视的。他们反对的只是为知识而学知识的倾向，而强调学知识要有助于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在今天新知识层出不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如果在文化知识方面不能不断地提高和更新，则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但是，在人们不断提高和更新文化知识时，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高、新、精、尖的知识，在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是否有利于改善人的整体生存环境，是否有助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提升？目前世界上日益热门的研究课题，如新兴的“生态伦理学”（我以为还应当提出“科技伦理学”），以及古老的“人生价值论”等等，正是由此而提出来的。
这样，儒家把一般文化知识与伦理联系起来的传统观念，对以上今天人们所关心和思考的热点问题，不也还是有某种启发意义的吗？儒家所讲的文化修养，不单单是知识的高低多少，同时也表现在一个人的礼仪风度方面。
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似乎很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讲一讲。今天，我们许多人似乎特别欣赏那些在礼仪上不拘小节的人，认为这佯才是“潇洒”。而在我们对中小学青少年的一般文化教育中，也主要偏重于知识的传授，而对他们的基本礼仪规范的养成教育则是很不够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有一些“小皇帝”们，在“二”（父母）加“四”（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百般溺爱下，将不知礼貌仪表为何物。孔子是“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
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要我们今天的人还要完全照孔子的样子去做。但是，我想一个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吃没有吃相，穿着邋遢以及见了尊长连个招呼都不打，麻烦了别人连句感谢话也不说，在公共场所目无他人、任意所为的人，总不能说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吧？礼貌、仪表、风度是反映一个人文化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
在儒家经典《仪礼》、《礼记》等著作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的“家训”、“学规”中，有大量的关于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礼仪规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经过新的解释后，是可以作为今日礼仪教育或修养之用的。
而且，不仅可以作为青少年基本品德养成教育和修养之用，甚至也可以作为各行各业成人职业礼仪教育和修养之用。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富于伦理精神的文化，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一种具有丰富艺术精神的文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传统文比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儒家对于艺术教育和修养的重视。丝毫也不亚于对伦理道德的教育和修养。在他们看来，艺术修养有助于道德修养，同样是达到完美人格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先秦儒家那里，艺术教育和修养的主要内容是“诗教”与“乐教”。孔子教训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不学习古代诗歌就不会应对酬答。他认为，认真地学习古代诗歌，可以感发起人的心志，提高观察能力，培养合群性，学得表达感情的方法而且诗歌中所讲述的道理，近则可以用于事奉父母，远则可以用于服事君上。
此外，学习诗歌也还可以多识鸟兽草木的名目（见注25）。对于音乐，儒家尤为重视，总是把它与礼相提并论。他们认为音乐体现了一种和谐精神，音乐最能深刻感动人心，最能迅速变化人的性情，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17]。
孔、孟、荀诸子，都注意到了不同的音乐会对人发生不同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有的使人哀伤．有的使人悲壮，有的使人淫荡，有的使人端庄[18]。所以，儒家十分重视音乐的格调和品位，认为一首好的乐曲应当是美与善的统一[19]。
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的样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多样，书法、绘画、戏剧、小说等等，也都成为人们表达情感、陶冶性情、提升格调的手段与方式。在魏晋玄学崇尚自然、得意忘象等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艺术以“立意”、“传神”、“求韵味”为上的重要特点和根本精神。
中国的艺术作品内涵丰富，具有深邃的哲理性。它寄托着创作者深层的感情，又启发着欣赏者无限的情思。艺术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是一个人内心感情最直接的表露，反映了他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追求。
艺术创作中立意的正邪，欣赏趣味中格调的高低，也就会反映出或影响到一个人品格或境界的正邪与高低。因此，通过艺术修养培养起高尚的艺术欣赏趣味来，这对于高尚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和确立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追求艺术的完美与追求人生的完美，在其终极处是相通的、一致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艺术精神的体现。通过艺术修养，人们不仅能培养起高尚的创作或欣赏趣味，而且还能够从中体悟到不少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
艺术修养不但能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同时也能提高人的实际理事处世能力。艺术的完美离不开和谐，艺术家们对于诗句的平仄对仗，乐章的高低缓急，画面的经营布置，舞台的人物调度，无不煞费苦心，其目的无非是求得某种完美的和谐。
艺术作品所达到的和谐程度，反映了一位艺术家水平的高低。推而广之，一切通过经营布置以达到完美和谐的活动，都可称之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因此，一个真正领会和把握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人，他一定能够巧妙地运用艺术的手法去经营布置好各种自然、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之达到某种合理的、最佳的和谐与协调状态。
艺术修养对于人生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儒家在修养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变化气质”的问题。所谓“气质”，许多儒者都把它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后天习染所成。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所谓“气质”，与个人某些先天的生理特征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形成的，它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习性”。
变化气质，改变习性，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性格修养。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张载十分重视变化气质的问题。他认为，求学最大的益处是在于能使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气质，否则的话，学问反而会对人有害。而变化气质是与能否虚心互为表里的[20]。
由此看来，儒家所讲的“气质”含有某种贬义，是与心浮气躁，骄做自满等习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儒家强调的“变化气质”，如果从正面来讲，主要是指的涵养与意志等方面的修养和锻炼。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缺少涵养的人。
所以，变化气质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其关键和目标就在于要能虚心地待人接物，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涵养工夫。在孔子弟子中，曾参是一位特别注重修养的人，他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是早为人们熟知的名言。
此外，他更大力提倡要向在才能上、学问上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自己则应当表现为像是一个没有学问、腹中空空的人那样。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欺侮，也不要与人计较。他说，他从前的一位朋友（指颜渊）就是按照这样的教导去进行修养的[21]。
一个人要做到时时事事都能够谦虚谨慎并非易事，尤其是要做到如曾子所说的不耻下问，更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才有可能达到的。汉末思想家徐干曾说：人的品德就如同一个器皿，器皿是空的才能装进东西，满了就装不进东西了。
所以，一个人应当经常地保持虚心和恭敬，不要以自己有超群之才，而临驾于别人之上。要处处看到别人的优点，而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帮助你、教导你[22]。古语说：“人道恶盈而好谦。”（《周易•谦卦“彖曰”》）又说：“满招损，谦受益。
”（《尚书•大禹谟》）“君子以虚受人。”（《周易•咸卦“象曰”》）这些都是儒家学者所推崇的人生哲理，而至今读来也仍然不失其为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汉代著名儒者刘向，在他编撰的《说苑》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子由观周庙中一种空时倾斜，注入一半水时持平，而灌满水时就倾覆的器皿（“欹器”），而得到“恶有满而不覆者”的启发的故事。
并且借子路之问，进一步引发出了孔子关于“持满之道”当“挹而损之”和如何“损之”的一番议论。所谓“挹而损之”，就是从灌满水的器皿中舀出一些来，使它不致倾覆。以人的修养来讲，其损之之道的具体内容，则如孔子所说：当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这就叫作“损而不极”，即保持一定的空虚，而不是满到了极点。最后，孔子十分肯定地说：“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23]今天，我们以这个故事和孔子所论述的“持满之道”、“损之”之道来作为个人修养的教材，也还是相当生动而深刻的。
孟子为他心目中的“大丈夫”（真正的人）立了三条标志，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确实，一个人如果真能做到这三条，那他就是一位无愧于天地，具有高尚品德的真正的人。
然而，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三条又谈何容易。他需要长期地进行品德方面的修养，树立起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有可能达到的。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利”、“公私”、“苦乐”、“生死”等这些人生面临的最现实的价值选择问题，对人们进行基本的品德修养教育，是很值得今人注意的。
因为，现代人的品德修养教育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基本的人生价值选择。而儒家学者在这方面的许多精辟论述，无疑也还是可以作为今天人们品德修养的指导的。讲到“义利”问题，儒家总的倾向是重义而轻利、先义而后利，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24]。
在当今这个以功利为上的世界里，如果有人按汉代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训条去做，则将被人们视为迂腐。其实，无论那一个社会，也总是有这么一些只问耕耘不计功利的“迂腐”者的，他们的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是无可非议的。
我们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这样去做，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总也不会希望社会每个成员凡事都斤斤计较于功利吧！当然，更不会希望人人唯利是图，见利而忘义。因此，希望人们做到如清初大儒颜元修正后的训条：“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也就不能说是过分的要求了。
在“公私”问题上，儒家一贯强调大公无私、先公后私，提倡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私。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和“私”的具体对象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我想在处理公与私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则儒家所强调的这些原则至今仍然是正确而有效的。
在“苦乐”问题上，儒家历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富论苦乐，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论苦乐；又以为个人之苦乐算不了什么，众人的苦乐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苦乐。历史上儒者所称道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安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去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乐”[25]。
孟子则反对“独乐”而强调要“与民同乐”。他曾以欣赏音乐为例说，一个人乐，不如与他人一起乐；与少数人乐，不如与所有人一起乐[26]。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可以说集中地表达了儒家的“苦乐”观。
至于“生死”问题，孔子说的“死生有命”（《论语•颜渊》），代表了儒家对待自然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而对于来自社会原因的生死问题，儒家则总是与“义利”、“公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始终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反对“苟且偷生”。
儒家这些有关“苦乐”、“生死”方面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肯定和应当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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