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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出祭司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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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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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称中国的精神是清醒的孩子的精神,不像印度人那样热衷于来世的事,而甘愿于现世过平静如草木的生活;也不像波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常常为神的尊严而狂热。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与其古老的宇宙观有直接的联系,这种宇宙观形成于老子、孔子前很久远的年代,可一直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八封图,夏、商时代的《连山》、《归藏》等典籍。
    虽然后来老子对这种宇宙观作出了较系统的阐释,但它不是道家学派的专利,它是儒、墨、阴阳、农等诸家理论的共同背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周易》,大概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解释这种宇宙观的材料。
  这种独特的宇宙观没有刻意否定神的存在,但也几乎没有给神留出位置,尤其没有给创世纪的神留出位置。    到孔子那里,他确定了一个怀疑论的基调,有一次子路问怎样奉事鬼神,夫子严肃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斗胆问死后的事,得到的答复为:“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箴言对任何宗教无疑都是毒药,可也表现出一种最宽容的态度。
  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他看来,人没法证明鬼神存在,也无法证明鬼神不存在,执迷地深究没有什么意思,明智的做法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导对帝国算得上福音,彻底的有神论与彻底的唯物论都非常有害。
  帝国能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需要了不起的智慧的,它使帝国保持住了理性,没有被高居于天堂的神俘虏;同时也没有接受王充等学者所倡导的冷冰冰的唯物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群众的宗教需求。政府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不是像今天的无神论者所攻击的那样,“故意用精神鸦片麻醉人民,以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统治。
    ”群众需要宗教信仰,就像需要吃饭穿衣,刻意妨碍反而不道德。宗教情绪在每个人的细胞中都能找到,这是人类的弱点,也是人类比动物高明之处。动物不信神,因为动物缺乏明朗的自我意识,不会理性地关注自我,因此它们不会思考自身的生命问题,也不会为此疑惑,对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恐惧同样不如人强烈;况且,它们缺乏制造神灵的想像力,没有构建美好迦南世界的智能。
      因为帝国政府对虚无不可捉摸的鬼神世界的关心,远不如对现实事务的关心热切,因此从没有像中东的神权国家那样,执著地强迫人民信仰某一指定的宗教。在中国,只要不践踏法律与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神崇拜,也可以不加选择地给任何神叩头,而无须分辨这些神是属于道家、佛家?还是动植物的精灵?一般而言,他们无论对哪路神都持谨慎态度,而且多有功利目的,是孔圣人态度的世俗化:有病治病,无病免灾。
    有时不乏幽默,例如每逢上天派驻家庭的代表灶王爷述职的日子来临,农民都要着实忙乎一番,给他准备丰盛的餐宴,一大堆纸钱,祈求他到天宫后不要完全讲真话,只“言好事”。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普遍对鬼神没有兴趣,他们主要崇拜圣人的牌位,圣人不是神,是人,是理性与知识的化身。
    虽然有些读书人宣称自己是道门或佛门子弟,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与下层民众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是为了哲学上的偏好。虽然他们讲“三尺以上有神灵”这类话时不乏诚意,但只表明他们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己良心的敬畏,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鬼神无关。
  公允而言,即便是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对神灵或者对“灿烂的星空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保持敬畏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如果缺乏敬畏之心,那么他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古代的中国人对死亡一般采取比较豁达的态度,很多人在面临死亡时比虔诚的教徒还要平静,这并非因为他们是人类中的另类群体,在生理上不需要宗教的安慰,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对付死亡的特殊方法。
  在古人的观念里,人个体的生命不是孤零零存在的,他上承祖先下接儿孙,是绵绵生命链条上的一环。  每个有能力的男子,都要定期对祖先祭拜,祖先会在一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虽然很少为子孙做些什么,但会从子孙点起的香火中得到最大的安慰。
  人如果死了,遗体会被安置在祖坟墓地里,牌位会被摆放在家族的祠堂中,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那只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冥间会与熟悉的先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的环境与人间相似,而且他也能远远地关注着在人间的子孙们。
    当然,心身健康之时,多数中国人对那个亲切的冥界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忙于现实的生活,对此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当死亡逼近时,因心理的需要,他们很愿意相信那个温情的冥界是真实存在的,那有助于减轻他们死亡过程的痛苦。
    这里需要题外讨论宗教信仰与迷信的问题。迷信的定义是盲目的崇拜,它与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任何一个教徒,只要他承认自己是虔诚的,那他必定是迷信的,假若离开迷信,世界上的所有基督、清真教堂都会崩坍。
    刻意区分宗教信仰与迷信很无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所有国产的准宗教行为,比如给祖先焚纸磕头、拜山神土地、求老母奶奶、叩玉皇大帝、供奉菩萨等,一律被认定并贴上“搞封建迷信的标鉴;而基督、伊斯兰教等外来的洋迷信,则被册定为正常合法的宗教信仰。
  何以贬此褒彼?只因为洋迷信具有国际背景,打击它们会招来国际纠纷。    白费气力地试图铲除一种根本铲除不掉的东西,不能算是明智。宗教或者说迷信,数千年来从没有被哪个政权真正铲除过。
  文革时期,是反对迷信最严厉的时期,可是那恰是中国历史上迷信最狂热的时期。多数民众总是需要迷信的,虽然色彩有淡、有浓,如果不让他们崇拜正义善良之神,他们就可能拜倒在邪恶之神的足下。  与其把道观、佛寺中的人群趋赶到*、张洪宝的足下,不如让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自由信仰;让他们崇拜不会说话的泥塑神像,远比让他们崇拜坐着飞机到处乱跑,会用互联网煽动信徒去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强;甚至比崇拜耶稣也为强,因为耶稣的后面还有个狂妄的*。
    中华帝国对神与人关系的处理堪称典范,文艺复兴后欧洲所能达到的也无非是这一水平──信仰自由和追求完美理性。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完美理性不等于纯粹理性,理性只有加上20%或30%对鬼神的迷信,才能算温柔敦厚,合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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