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
高行健与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高行健得奖都具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即使争议不断，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都是在创作上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高行健也是，这点应该不必质疑。我们不必拘泥于是哪个华人作家得奖，中文作家上榜，就是跨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10月12日，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获颁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为全球华人知识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港台新马华文媒体以头条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多家报社发表社论畅谈得奖意义；媒体推出的专访特稿，更是不计其数。 文化界迅速聚焦，情绪高昂，喜意看来多一些……这是人们对高行健走进诺贝尔奖的心情反照。一种长期来无法获得这项国际文学殊荣的复杂情结，...全部
高行健与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高行健得奖都具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即使争议不断，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都是在创作上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高行健也是，这点应该不必质疑。我们不必拘泥于是哪个华人作家得奖，中文作家上榜，就是跨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10月12日，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获颁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为全球华人知识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港台新马华文媒体以头条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多家报社发表社论畅谈得奖意义；媒体推出的专访特稿，更是不计其数。
文化界迅速聚焦，情绪高昂，喜意看来多一些……这是人们对高行健走进诺贝尔奖的心情反照。一种长期来无法获得这项国际文学殊荣的复杂情结，突然获解，必然引出可观的情感能量。
百年来，中文文学始终与诺贝尔奖绝缘，已经引起文学界的各种非议。
就如奥运会那样，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粉末是弹不去的。议论诺贝尔带政治色彩，绝对不是一种噪音。因为百年老奖，早已累积若干证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偏差，为越来越多欧美以外学者专家所诟病。这种逐渐汇流的批评，也对斯德哥尔摩遴选委员会衮衮诸公形成若干“政治”压力。
无怪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得奖名单公布后如释重负：“现在有了（华人作家得奖），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句话，有太多的意思。
马悦然的喜悦有两个理由。其一，从此不必再为中文作家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而受质疑；其二，他是高行健长篇小说《灵山》的瑞典文版本的译者，高行健得奖，与他在这事件上的双重身分不无关系。
他必然是高行健的肯定者，功不可没。
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味道
根据报道，西方媒体这回处理诺贝尔文学奖消息时，依然没有抽离政治，行文上突出了高行健个人的“流亡国外”经历与作品中的“政治”镜头；中国官方自然也甩不掉政治包袱，直指这回诺贝尔奖选择高行健，是“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是“从政治角度做出判断”；中国作家协会评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高行健，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都浓化了这回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味道。
世界华文文学以中国文学为主流，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已入籍法国，使不少文化界人士深觉惋惜。本届得奖名单公布前一个月，曾夺诺贝尔金冠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认为：“（如果是由华人作家得奖）还是在中国国内进行创作活动的中国作家得奖比较好。
从中国出来的作家，如果以现在的状态获奖，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不利。以前有过从苏联逃亡出来的人得奖，但我不太看好这种形式。在外国进行创作活动的人获奖，会被反共宣传……”这观点值得玩味，是大江对诺贝尔奖政治成分的深切体会，还是他作客他乡无法免去的外交辞令？
高行健得奖摆脱不了两个事实
中国以外的华人文化界，对高行健得奖，倾向于肯定。
华语世界几乎是以“华人作家”得奖的心情对待此事。解去地理的外衣，心情有所不同。从“华人作家”的定位考量，得奖者身居何处，已无关紧要。
对全球大部分华文读者而言，高行健是叫人陌生的。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新贵的消息曝光后，许多人一心狐疑：谁是高行健？他仿佛冷马夺魁，意外突围？人们对他不熟悉，因为他的作品不讨好。
他追求细致的内在省视、解析心灵与探询哲思。高行健是个叫好不叫座的作家，因此他的名字没有走进千家万户。
许多顶尖运动员，常因各种因素错过奥运赛事，而与奖牌无缘。任何文学奖项，也必然存在若干局限。
要出位得标，须有各种条件催化与配合。华人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确实振奋人心，高行健摘冠后，许多人问了一个问题：具有良知的当代华文作家为数不少，具有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华文作家何其多，为什么高行健是第一个？
高行健得奖，很难摆脱两个事实。
一方面，他确实是个有水平的现代作家，他对人性的思考与洞察显示了深透功力，对文学艺术的表达也开创出新途径与新风格。另一方面，他的若干非创作条件正好配上了评审气候。这包括他不让索忍尼辛专美于前，有“流亡”的背景，也有涉及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作品；他有足够的曝光度，使西方世界拉近对他的距离。
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语，其中不乏译功一流之作。他自己能以法语创作，剧本也不时以外语在西方城市公演，佳评潮涌。作品在西方主流朗读会中亮相，使他的名字逐渐为西方文化圈所熟悉。比别人有更多的表达与沟通管道，使高行健成为西方文学界熟悉的东方脸孔。
这是他的优势，走出中国，看来助了他一臂之力。
成功找到突破点 得奖具有积极意义
从某个角度解析，高行健是个具有“世界性”形态的中文作家。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读者对高行健陌生，九十年代以后的高行健作品渐失了中国，他自己说：“我连梦里都没有中国了，有的话，都是噩梦。
”（见柯思仁《从中国出走的高行健》2000年10月14日联合早报）远走西方以后，他的创作更倾向于对人性普遍共性的表达与探询，这使他更方便接近以西方为主流的世界文化舞台，添加了两分夺标的本钱。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高行健得奖都具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
即使争议不断，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都是在创作上写出自己风格的大家。高行健也是，这点应该不必质疑。我们不必拘泥于是哪个华人作家得奖，中文作家上榜，就是跨出了艰辛的第一步。成功找到了突破口，必然刺激起全球文学界阅读中文作品的胃口，对中文文学的国际化，一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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