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石敬塘关于石敬塘割地、自称儿
汉民族历来是个败类辈出的民族，以至于在汉语中专门创造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汉奸。中国的汉奸，真是层出不穷，前赴后继，直到昨天，《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一个汉奸的自供状》，纪念新鲜出炉的汉奸李灯辉。 在这大大小小的汉奸群像中，五代中后晋太祖石敬塘即使不算最著名的，也绝对能进入前五名之列。
石奸敬塘名声之著，以至于普及常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有记载。据说这个汉奸为了当皇帝，割让大片领土不算，居然厚着脸皮对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自称儿子，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 中国皇帝向来是“民之父母”，你石敬塘自称儿子，弄的中国人民不免都跟着当了孙子，耻莫大焉！就像《天...全部
汉民族历来是个败类辈出的民族，以至于在汉语中专门创造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有名词：汉奸。中国的汉奸，真是层出不穷，前赴后继，直到昨天，《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一个汉奸的自供状》，纪念新鲜出炉的汉奸李灯辉。
在这大大小小的汉奸群像中，五代中后晋太祖石敬塘即使不算最著名的，也绝对能进入前五名之列。
石奸敬塘名声之著，以至于普及常识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有记载。据说这个汉奸为了当皇帝，割让大片领土不算，居然厚着脸皮对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自称儿子，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儿皇帝”。
中国皇帝向来是“民之父母”，你石敬塘自称儿子，弄的中国人民不免都跟着当了孙子，耻莫大焉！就像《天龙八部》里面的南海鳄神，听说钟万仇“自称我师娘的老子”，居然比他高两辈，就气的暴跳如雷一般。石奸敬塘能够挤进中学历史教科书，名传千古懦敉蚰辏峙轮饕康木褪恰岸实邸闭飧稣信啤?br>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石敬塘，看看一个这个汉奸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纠正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石敬塘并不是汉人。把一个不是汉人的人打成汉奸，充分体现出我汉民族勇于抓汉奸、善于抓汉奸的不朽精神。那么石敬塘属于什么民族呢？史载：“石敬塘，其先沙陀人也”。这个沙陀人又是什么人呢？沙陀人，原是突厥-回鹘民族的一个分支部落，世代居住在沙陀渍（在今新疆境内）游牧为生，于是以沙陀为族名。
后来因为和周围的游牧部落争夺水草，战斗失利，向东迁移，投靠唐王朝的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大同附近。沙陀人仍然保持着部落组织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男孩生来不离马背，由全体成年男性组成骑兵军队，在冷兵器世代颇具战斗力。
唐王朝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元气大伤，统一繁荣的盛唐已经成为旧梦，留下的，是一个政治混乱，经济残破，中央权威萎靡不振的帝国。中晚唐最大的问题，是军人割据一方，互相间混战不休。
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不断招兵，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军人的出路成了大问题。普通士兵已经习惯了军旅生涯，不愿意回到田间，过辛苦的农民生活。将领们更是无法放弃军队中养成的权威。他们离开战争一无所长，在一个传统上文官治国的国度里，军人是无法进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体系中的。
战争中皇帝以他们为依靠，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价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于是，这些军人胶结成一个一个的军事集团，名义上是中央的军区，实际上自占一方，地方的赋税、人事中央都不能过问，和中央的关系也时时好时坏，忽而叛变，忽而归顺。
史称这种政权为“藩镇”。中央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两手：对名义上归顺的藩镇，赏赐以羁縻之。对公开造反的藩镇，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由中央出钱，听话的藩镇出兵讨伐之。
唐朝末年，徐州军乱，叛兵首领称帝，公开挑战中央的统治秩序。
中央于是调兵讨伐。其中，河东镇（镇相当于军区，河东镇在山西中部，治所在太原）有部队参战。河东北邻沙陀，双方素有交往，于是借沙陀骑兵同去。沙陀铁骑在苏北的平原上大展风采，三千沙陀骑兵，破徐州叛兵数万，成了平叛的主力。
这是沙陀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为此，唐朝皇帝亲自接见了沙陀酋长朱耶赤心，赐名李国昌，并把沙陀人居住的地区升格为“大同镇”，任命李国昌为节度使。
用赐名、设羁縻州、镇的办法来笼络外族上层，是唐朝对关系良好的外族的一贯的做法。
这时候的朱耶赤心，还是一个地道的草原酋长，受封之后，就带着他的骑兵回大同去了。这种羁縻关系并不稳定。沙陀一旦接触到中原的富庶，便不再甘心在代北苦寒之地放牧牛羊。不久，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带兵到河东汉地“借粮”，实际就是抢劫，沙陀因此和唐闹翻。
唐朝调兵征剿，当时沙陀内部不和，朱耶赤心的族弟、另一个沙陀部落酋长李友金降唐，李国昌父子兵败，带领少数亲兵逃进大草原，投靠鞑靼部落。这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当时沙陀族和草原民族的深厚联系。在他们看来，草原更象自己的老家。
正当逃入草原的李国昌父子广交草原诸部落，谋求恢复代北故土的同事，唐王朝发生了一件可以和安史之乱媲美的又一次大战乱，黄巢之乱。在这场变乱中，军阀割据的恶劣属性表露无遗。黄巢从来没有一个稳固的基地，千里流动作战，从广州直到首都长安，各地军阀闭门自保，但求黄巢过境，余事不问。
黄巢攻占长安，唐皇帝逃到四川。各地军阀更是公开的割据一方，发展自己的势力，置中央于不顾。黄巢很快失败，但是唐王朝也已经油枯灯尽，不久，黄巢叛将朱温废掉了唐朝末代皇帝，自立为帝，是为五代的第一个朝代：后梁。
这时的中央，名义上是全国的共主，实际上，朱温真正能控制的地方仅仅是河南和山东。北中国的其他地方如河北、关中、山南（秦岭以南，相当于湖北北部和陕西的汉中地区）、朔方（陕西北部和宁夏），为大大小小的军阀所控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仅仅是名义上服从后梁，还有些地区奉唐朝正朔，公开反对朱温政权；南方更是割据林立。
此时李国昌已死，李克用返回代北，收集沙陀旧部，并趁机占领了河东地区，自称晋王，以河东为基地，厉兵秣马，准备和朱温争夺天下。
李克用并没有活到战胜朱温的那天，他死后，其子李存勖兵入大梁，灭后梁，建立后唐。
李存勖称帝，是为后唐庄宗。后唐和后梁一样，皇帝自己控制的地方不多，大多数地方诸侯仍然仅仅是羁縻。庄宗在位三年，成德镇（在今河北中部）军乱，乱军拥立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为首领，攻入首都，庄宗死于乱军之中，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
明宗死后不久，凤翔镇军乱，明宗子闵帝被推翻，乱军推明宗养子李从珂为帝，是为后唐末帝。后唐政治一片混乱。
上层的混乱，更助长了中下层骄兵悍将的跋扈。后唐末期，连李克用、朱温那样至少还能控制部下的强人都找不到了。
藩镇的规模变小，将领的力量变弱。为了赢得军队的支持，各地军阀包括称帝的在内无不厚待士兵。下层士兵一没有长远的政治理念，二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唯一的要求就是钱财，这些以当兵为职业的军人朝秦暮楚，稍不满意，大者更帝易帅，小者劫掠府市。
官兵当不下去，就纵入山林当强盗。就拿后唐末帝李从珂为例，他当上皇帝之后，为了讨好士兵，居然连皇后的首饰都拿出去犒赏军队。饶是如此，士兵并不满意，一群乱兵洗劫的首都的市场，而皇帝连问都不敢问。这就是后晋太祖石敬塘称帝前中国的政治形势。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中国陷入分裂混乱的同时，草原上却兴起了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政权，这就是契丹。契丹之名，久见于史册，契丹人也零星的参加到中国的历史中来。例如平安史之乱的主将之一、和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就是契丹人。
但是契丹大规模的走进中国的历史舞台，还是在唐朝末年。史载，契丹原有八个部落，有盟主一人，三年一易。这大致相当于汉民族的尧、舜时期。到了唐末，耶律部落酋长阿保机当选盟主，率领契丹人东征西讨，打败了草原上其他竞争对手，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口。
于是阿保机率领自己的部落结城郭而居，大量使用汉人，发展耶律部落的势力。最后，阿保机废除了三年一次的盟主选举，吞并了其他七个部落，统一了契丹民族。
北方游牧政权的兴起，大致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出一个强有力的英雄，对内统一各部落。
阿保机如此，以后的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也是如此。统一之后，下一步就是对外扩张，契丹东征渤海、高丽，西取突厥故地，势力范围东西万里。打遍草原之后，契丹人的目光自然转向了南方的农民邻居：中国。
就在后梁代唐，朱温称帝的那一年，契丹军队三十万越过长城，进攻后梁的边境城市云州,开始了契丹民族的中国之旅。
不过，横行草原的契丹骑兵显然没有对付有城墙护卫的中国式城市的战斗经验。云州坚壁清野，闭关自守，契丹攻城不克，于是撤兵回国。然而，契丹的这次远征并非一无所获，当时的河东镇节度使，也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沙陀酋长李克用听说契丹的到来，带着部属前来汇合。
双方结盟于境上，相约灭梁，李克用和阿保机结为兄弟。李克用给契丹布匹数万，而契丹给沙陀马三千匹。两个强势人物达成了一项政治交易。
没有人说李克用是汉奸。他本来就一个介于胡汉之间的人物。
被唐逐入鞑靼草原的时候，李克用广交游牧部落，其中肯定和契丹打过交道。虽然没有充分的资料证明他和阿保机的关系，但是同为弯弓射雕的草原英雄，两人肯定互相知名，彼此惺惺相惜也完全可以想象。李克用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后梁，自己称帝。
为此，和契丹搞好关系，借契丹助自己一臂之力，至少也可以稳定北方边防，消除后顾之忧。况且，双方会盟的条件也还算公平，兄弟之约，本来就是民族之间应有的状态。
但是任何政治协议都以利益作为基础。
李克用要借契丹的力量灭梁，而契丹却不愿为他火中取栗。对契丹而言，最有利的莫过于借助晋梁之争，坐收渔利。于是其后数年之间，契丹人的基本策略就是强兵临于境上，借汉家内乱，逐渐蚕食北中国的土地和人口。
到了后唐末期，中国日益混乱，李克用和朱温这样的强人都找不到了，争斗不休的军阀力量分散，基层则是一群蝗虫一样的职业军人。好了，该我们的汉奸石敬塘登场了。
石敬塘本来是沙陀军中的一员骁将，长期追随明宗李嗣源，李嗣源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李嗣源进入洛阳登基当皇帝，安排石敬塘镇守沙陀人的河东老家。河东镇在当时是实力比较强大的镇，河东节度使的位置，向来都是留给皇帝最亲近的几个人。明宗死了之后，儿子李从厚即位，为后唐闵帝，不久，被明宗养子李从珂所杀，李从珂自立为帝。
这个李从珂本来姓王，李嗣源爱惜他的勇敢，收为养子，本来不是皇帝宝座合法的继承人。他这个皇帝当的十分弱势，为了安抚部下，连皇后的嫁妆都拿出去犒赏军队，而河东镇则是当时最强大的藩镇之一。主弱臣强，双方都觉得不太安全。
这种形势下，双方之间的较量是难免的，而且按照乱世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失败者失去的不仅仅是权利和地位，同时也是生命甚至家族。李从珂先下手为强，在即位一年、初步稳定了首都附近局势之后，就下令讨伐石敬塘，出兵包围了太原，石敬塘留在首都的二子一弟，也被一齐杀掉。
对石敬塘而言，谈论这场战争的正义与否毫无意义。或者打败对手自己当皇帝，或者死无葬身之地，投降或者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河东镇兵力并不占上风，想要取得胜利或者说活下去，唯一的办法是借契丹兵。
在政治交易中，靠空空的许诺是毫无用处的，借契丹兵来救命，就得给契丹价钱。
石敬塘并不是当时唯一向契丹借兵的人，当时的幽州（北京地区）节度使赵延寿，志在当中原的皇帝，也向契丹派出了借兵使者。石敬塘开出了三个条件，称儿割地纳贡。这三个条件，尤其是前两个条件，打动了契丹君主耶律德光。
契丹出兵，在太原城下击溃了李从珂的主力。击溃政治对手之后的石敬塘不作皇帝已经是不可能。当年，石敬塘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晋政权，石敬塘就是后晋太祖。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石敬塘的称儿纳土。
李克用和阿保机有过兄弟之约，两人年龄大致相当，属于同一时代的人物。石敬塘是李嗣源的女婿，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和继承人，而耶律德光是耶律阿保机的小儿子。如此算起来，石敬塘恰恰比耶律德光小了一辈。
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一个外人自称儿子，确实是品质卑劣，但是对自己的叔叔辈称儿，则大致还在伦理道德容忍的范围之内。后代历史学家出于对汉奸的痛恨，提到“儿皇帝”的时候，故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领袖几代人的渊源，专门把石敬塘比耶律德广大十几岁的事情抽出来，夸张的形容为石敬塘不要廉耻，其实，一个常识是：叔叔比侄子小是很正常的。
顺便说一句，让别人称儿子这件事情，干得最多的莫过于汉民族。汉族让周边民族称儿子的事情，几千年史不绝书，汉人自己津津乐道，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比如那个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夷狄胡貉，皆是朕之赤子”，这句话被汉人当作唐朝民族平等的证据。
自称别人的老爸，还要宣称是平等待人，汉人的脸皮之厚，绝对让那些质朴粗俗不会搞花样的草原民族目瞪口呆。
如果说“称儿”是名义上的损失，可能不为一些人看重，那么割让土地就更让某些后代无法接受。
石敬塘割让幽云十六州，也是石汉奸无法饶恕的罪行。一直到宋代，宋人每次和契丹打了败仗，都会回来埋怨一下石敬塘。问题是，割让必须是割让自己的东西，幽云十六州当时根本就不再石敬塘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
幽州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就没有被中原皇帝控制过，一直不是中国的土地。当时幽云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正是那位和石敬塘“抢着作汉奸”的赵延寿。石敬塘把政敌的地方“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后来契丹还是自己起兵灭了赵延寿，才幽州吞到肚里，这是实力使然，石敬塘的“法律手续”，对这块土地的主权变更没有什么影响。
宋人自己的武力不济，活该打败仗，把黑锅丢给祖先来背，实在是无能的表现。
有人说军阀可坑，人民无罪，不该把幽州人民丢给契丹。仿佛幽州人民在中国军阀的领导下，天天过着幸福生活似的。
实际上，一代又一代的割据军阀荒唐暴虐，无奇不有，未见得哪一位为人民谋福利。有个军阀造了一个刑具想试试，随便找个人就打，其人自诉无罪，军阀说以后有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有罪该打，要求抵免，军阀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打不误。
还有一个军阀兵力不够，在全州征兵，凡是十五岁以上的农民人脸上刺字“定霸”，士人则胳膊上刺字“一心事主”，一州之人无免者。对幽州人来讲，在这些昏乱暴虐的“中国”军阀的统治下，和被割让给契丹，有什么区别？
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讲，幽州割让给契丹，大大的改变了契丹民族政权的性质，契丹从单纯的草原游牧政权，变为游牧和农耕双重政权，并且越到后期，农耕的性质越明显。
就在幽州割让后不久，契丹就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政治形式，定国号为辽，耶律德光称帝。虽然后来还有反复，但是契丹民族从此逐渐汉化，最终融入了汉族之中，《辽史》也成为中国二十四部正史之一。当然，这并不是石敬塘的本意。
石敬塘当时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历史学者们才会考虑的问题，当时摆在这位皇帝面前的，是和他前任一样的混乱局面：政治上四分五裂，军人跋扈，人口流散，外族虎视眈眈。石敬塘既然登基入主，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可能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过分注重石敬塘“汉奸”的名份，忽略了作为一个君主的石敬塘的施政措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记载，石敬塘“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
数年之间，中国稍安。”不带偏见的讲，他的政绩还是不错的。
其实石敬塘不是没有考虑过民族大义，他几度和契丹发生摩擦，晋国内部要求和契丹作战的声音也一直不断。但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实力，实在不足于强大的外族为敌对此，石敬塘的谋主桑维汉有一番精辟的论述：“臣窃观契丹数年以来，士马精强，吞噬四邻，战必胜，攻必取，割中国之土地，收中国之器械；其君智勇过人，其臣上下辑睦，牛马蕃息，国无天灾，此未可与为敌也。
且中国新败，士气周沮，以当契丹乘胜之威，其势相去甚远。……今天下粗安，疮痍未复，府库虚竭，蒸民困弊，静而守之，犹惧不济，其可妄动乎！契丹与国家恩义非轻，信誓甚著，彼无间隙而自启衅端，就使克之，后患愈重；万一不克，大事去矣。
议者以岁输缯绢谓之耗蠡，有所卑逊谓之屈辱。殊不知兵连而不休，祸结而不解，财力将匮，耗蠡孰甚焉！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民，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
”
历史的发展还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好的反例，石敬塘死后，他的儿子奈不住民族大义的诱惑，横挑强邻，向契丹宣战，结果招致契丹铁骑直入中原，晋政权灭亡不算，中原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契丹甚至一度宣布在中原建国，将中国人全体沦为亡国奴。
相比之下，石敬塘忍辱负重、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最大程度的保持了中国人的利益，实属弱者最优的策略。
普通人的力量都是差不多的，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况下，国力的大小来自于有效的社会组织。
政权如果能把全体社会成员有效的组织成有机体，减少内部矛盾，就有强大的力量用于扩张。相反，如果内部四分五裂、自相残杀，则面对外敌的入侵都无力防御。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只不过在有组织的社会中，对皇帝磕头，对异族称雄；在分裂的社会中，对异族磕头，对皇帝却可以不买帐。
石敬塘所作的，只是在残唐五代这个汉人内乱最烈的时代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反应。当然，还可以指责他为什么不把中国有效的组织起来，和人口远远少于中国的契丹作战，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汉人分裂是晚唐百余年历史的发展，不是哪个人的罪过，石敬塘没有李世民大帝的天才，但也不能把平庸算作他的罪过。
如果他生在盛唐，不过是对皇帝叩头的成千上万的地方官员之一，叩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人给他汉奸这顶大帽子了。
作为君主的石敬塘，明大势、重信用，也没有荒淫残暴的毛病，其实当代的历史学家都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司马光，对石敬塘都没有过分的刁难。
真正对石敬塘开始指责的，是南宋。南宋本质上是一群失去家园又无力光复的流亡分子组成的国家，家国之痛使得他们对任何异族都痛恨万分，虚弱的国力又使得他们不能真的和异族在实力上较量。这样的双重压力使得他们的精神领域变得扭曲，一方面幻想一个英雄来拯救大家，为此制造了岳飞的神话；另一方面对内部的要求又极为苛刻，热衷于“抓汉奸”，因为只有大量的“汉奸”才能回答“为什么我们打不过敌人”的问题，这也就是秦桧、石敬塘等人被越抹越黑的原因。
也可以这么说，越是弱国越产生汉奸，汉奸是弱者自卑心理的产物。联想到网上汉奸帽子满天飞翔，回顾一下石敬塘成为汉奸的历史，还是大有益处的。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