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洗黑钱是怎么回事？
可否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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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一词是由英文“Money Laundering”直译而来，最初的意思是指把脏钱洗干净。然而 ，洗钱的含义已今非昔比，表述也是多种多样。我国有学者认为，洗钱是指犯罪人通过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将非法获得的钱财加以转移、兑换、购买金融票据或直接投资，从而压缩 、隐瞒其非法来源和性质，使非法资产合法化的行为。
[1]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为了 钱，但是对许多犯罪分子而言，钱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有些犯罪就是为了得到大批的金 钱和财物。犯罪分子为了能够自由、安全、合法地使用这些犯罪得来的黑钱，同时阻碍侦查 人员对其“上游犯罪”的调查和取证，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注定要想尽各种办法洗钱。
虽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些国家将洗钱规定为犯罪，但洗钱这种掩盖犯罪收益的真实 来源、使犯罪收益合法化的手段早已存在。一个关于洗钱起源的故事，生动描述了什么是洗 钱。
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一名财务总管购置 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物，并收取现金，然后将这部分现金连同其他犯罪组织的犯 罪收入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 于是，其犯罪收入就变成了合法收入。
[ 2]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洗钱活动较多的国家陆续将洗钱规定为犯罪，并予 以严厉打击，洗钱的方法和技术也越来越巧妙、先进和隐蔽，给识别和打击洗钱犯罪造成了 很大困难。
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一黑手党金融专家买了一台投币式洗衣机，开了一洗衣店。 他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就把其它非法所得的赃款加入其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
这样，扣去应缴的税款后，剩下的其它非法得来的钱财就成了他的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 洗钱”是指通过金融或其他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的过程，这已成为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一方面，通过洗钱，有组织犯罪掩盖了其犯罪活动踪迹，得以“正当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洗钱为犯罪集团介入合法企业提供了资金，使其能够以“合法掩护非法” ，不断扩大犯罪势力。
洗钱的客体即黑钱，包括：贩毒、走私、贩卖军火、诈骗、盗窃、抢劫、贪污、偷税漏税等犯罪所产生的收入，洗钱通常分三步：（1）存款，即将非法所得的现金存入银行；（2）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繁琐的交易，如银行转账、现金与证券的交易、跨国资金的转移等，掩盖金钱的真实来源，使其合法化；（3）将资金以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
另外，洗钱还有其它多种途径，购买地产、珠宝、古玩等，过后再变换成现金或其它金融资产。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洗钱活动，即腐败。公职人员洗钱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 这一新的洗钱现象在我国亦日趋严重。
“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有这样几点：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还有一类就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虽然国内腐败分子的国际洗钱活动还未形成规模，但在国际洗钱中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某些领导干部已开始在国外打基础，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现在的国外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种“留学贵族”。 他们大多不是国内“大款”的子弟，但刚到海外，银行存款户头上就有大笔进项。
当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要依*分期付款买房时，这些留学生已在当地富人区购买住宅，而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次付清。 转移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寻租等所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化公为私。
由于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激励、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境内母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境外子公司或外商转移资产、利润，使少数人在境外获得了更大的公有资产支配权，或者直接化公为私。
洗黑钱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与境外签订合同购货汇钱出去，这时通常得境内外互相配合做假单证；第二种是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汇出；第三种是分散投资化整为零。 现时潮汕地区走私积蓄的黑钱多数通过地下钱庄来洗，“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通过地下钱庄洗黑钱成本非常低，以港币为例，假如银行的兑换牌价是0。
8，地下钱庄的牌价基本上只有1。10。第二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多，黑钱到了境外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 。
[1]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为了 钱，但是对许多犯罪分子而言，钱有时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有些犯罪就是为了得到大批的金 钱和财物。犯罪分子为了能够自由、安全、合法地使用这些犯罪得来的黑钱，同时阻碍侦查 人员对其“上游犯罪”的调查和取证，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注定要想尽各种办法洗钱。
虽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些国家将洗钱规定为犯罪，但洗钱这种掩盖犯罪收益的真实 来源、使犯罪收益合法化的手段早已存在。一个关于洗钱起源的故事，生动描述了什么是洗 钱。
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一名财务总管购置 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物，并收取现金，然后将这部分现金连同其他犯罪组织的犯 罪收入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 于是，其犯罪收入就变成了合法收入。
[ 2]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洗钱活动较多的国家陆续将洗钱规定为犯罪，并予 以严厉打击，洗钱的方法和技术也越来越巧妙、先进和隐蔽，给识别和打击洗钱犯罪造成了 很大困难。
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一黑手党金融专家买了一台投币式洗衣机，开了一洗衣店。 他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就把其它非法所得的赃款加入其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
这样，扣去应缴的税款后，剩下的其它非法得来的钱财就成了他的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 洗钱”是指通过金融或其他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的过程，这已成为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一方面，通过洗钱，有组织犯罪掩盖了其犯罪活动踪迹，得以“正当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洗钱为犯罪集团介入合法企业提供了资金，使其能够以“合法掩护非法” ，不断扩大犯罪势力。
洗钱的客体即黑钱，包括：贩毒、走私、贩卖军火、诈骗、盗窃、抢劫、贪污、偷税漏税等犯罪所产生的收入，洗钱通常分三步：（1）存款，即将非法所得的现金存入银行；（2）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繁琐的交易，如银行转账、现金与证券的交易、跨国资金的转移等，掩盖金钱的真实来源，使其合法化；（3）将资金以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
另外，洗钱还有其它多种途径，购买地产、珠宝、古玩等，过后再变换成现金或其它金融资产。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洗钱活动，即腐败。公职人员洗钱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 这一新的洗钱现象在我国亦日趋严重。
“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有这样几点：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还有一类就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虽然国内腐败分子的国际洗钱活动还未形成规模，但在国际洗钱中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某些领导干部已开始在国外打基础，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现在的国外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种“留学贵族”。 他们大多不是国内“大款”的子弟，但刚到海外，银行存款户头上就有大笔进项。
当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要依*分期付款买房时，这些留学生已在当地富人区购买住宅，而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次付清。 转移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寻租等所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化公为私。
由于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激励、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境内母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境外子公司或外商转移资产、利润，使少数人在境外获得了更大的公有资产支配权，或者直接化公为私。
洗黑钱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与境外签订合同购货汇钱出去，这时通常得境内外互相配合做假单证；第二种是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汇出；第三种是分散投资化整为零。 现时潮汕地区走私积蓄的黑钱多数通过地下钱庄来洗，“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通过地下钱庄洗黑钱成本非常低，以港币为例，假如银行的兑换牌价是0。
8，地下钱庄的牌价基本上只有1。10。第二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多，黑钱到了境外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 。
“什么是洗钱？请举例说明。”洗钱 (Money Laundering)的概念好说，大概源于本世纪初，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发现肮脏的钱币常常会弄脏顾客漂亮的手套，于是就将在饭店流通的钱币放进洗涤剂中清洗，这就是最初的洗钱。
但要是说具体就难了，因为术业有专攻，非置身其中很难说清楚。 关于洗钱这个话题网上的帖子多多，转一篇给你就当看客热闹。 贪官洗钱的N种手法 “洗钱”一词是个外来词汇。
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帮的一个金融专家购买了一台投币式洗衣机，开了一个洗衣店。然后，在每天晚上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他就把其他通过赌博、走私、勒索获得的非法所得赃款加入其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
税务局扣除其应缴的税款外，剩下的其他非法所得钱财就成了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 “洗钱”正严重侵蚀中国经济基础 不管是转移非法所得，还是逃避管制，地下“洗钱”正在严重侵蚀着中国的经济基础。
有专家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而“洗钱”正在助长这种污染。 “洗钱”活动之所以猖獗，究其根源，撇开其他因素不谈，起主导作用的财界和政界代表人物腐败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腐败不但需要“洗钱”，有时还保护“洗钱”。 早在2001年1月，新华社就曾报道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其中，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和外孙，先到新加坡，后逃到美国。杨秀珠在纽约黄金地段置办了至少5处高级房产。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腐败分子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通过身份转换达到洗钱的目的。 有关经济专家把中国的几种洗钱方式归结为： 一家两制 利用皮包公司来洗钱。
有些腐败官员，为将“黑钱”洗白，就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老婆孩子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或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
红旗出版社副社长、中国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教授说，一些国企老总搞代理人企业，通过与之签订及履行合同的方式化公为私，最常见的洗钱方式。 “我最近便接触一个这样的案子。
国有单位负责人和自己亲属的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钱就能办成的事，却约定付出很大一笔钱。 然后又从该公司账户打出几十万元用于私人用途。案发后，帮助洗钱分赃的亲属自己都明白有罪，已东藏西躲一年多，但检察院至今还打不定主意是否对他立案。
理由是现在讲各种经济主体一律平等，谁规定不能和私营公司做买卖？谁能说出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率该是多少？” “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认定多付的钱是贪污还是利润。 还有，这类私人公司账户经常有不同来源的多笔钱进进出出，你怎么认定转出去私人用的钱就来自那笔打人的公款，而不是亲属的赠予？这样即便反贪部门立案了，谁敢说到起诉部门，到法院就过得了关？” 类似现象尽管在别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但相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要识别这些洗钱术也不难，就是他们或他们的亲属子女下海后，一般都没有“呛水”的，无论是办个体私营企业，还是炒股、炒期货，不管实际上是赚了还是赔了，或者只赔不赚，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
他们与有些惟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而是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因为前者的目的是偷漏税，而他们是要给已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 例如，不久前破获的上海凤凰日化公司的“群蛀”案件，14个犯罪嫌疑人在外办私营企业的就有6个，接近一半。
私人股份 通过股金红利来洗钱。有些金融、国有企业领导人，借企业改制之机，将国家财产“私人股份”化，以达到侵吞公款的目的。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金融领域是洗钱犯罪的重灾区。近日，不断有金融领域洗钱的黑幕被曝光。尤其是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集体洗钱740万的案件，更令人瞠目。 据《是与非》杂志报道，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是家正处级金融企业，有职工25人。
公司总经理王栓银是个资深的金融专家，在他的带领下凭借向银行拆借资金、向证券公司申购原始股等垄断性经营优势，公司“效益”突飞猛进，到1998年下半年，账面资金已累计达到3000万元。 经过“领导集体研究”，他们把这3000万元资金打到了账外账上，变成了公司的“小金库”。
1999年底，社会上风传国家要全面放开证券登记市场，这对于现有的证券公司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这时，如何处理3000万元的“小金库”成了公司的焦点议题。应群众的“强烈要求”，总经理王栓银顺应“民意”，与两位副总商议后，决定“分给”大家一些钱。
为把钱分得“名正言顺”，王总经理又和部门经理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洗钱密笈——集体炒股分红、给大家保险再退保的“分钱大法”。他们先把64万元集资款以“王少珍”的名义投入股市作为幌子，然后从“小金库”取出数百万也存入“王少珍”的账户作为所谓的炒股红利。
2000年3月24日，公司以集体炒股分红利的名义，开始了第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行动。 从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他们先后私分所谓的集资“红利”48次，总额达550万元。
再加上保险退保等洗钱手段，他们就集体瓜分国有资产达740万元。 药业巨贪、原南京金陵制药集团董事长江中银，也是一个洗钱高手。1996年5月，金陵制药集团所属华东医药公司与北京某药业公司合资成立了“金保康”药业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公司占股70%，江中银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后来，他又先后在河北、河南等地开办了“金保康”分公司。 江中银对“金保康”格外关照，按优惠价批发给其脉络宁，每盒让利13元。
脉络宁本来就畅销，在加上江的格外厚爱，“金保康”财源滚滚、利润丰厚。仅郑州的“金保康”一年就实现利润2200万元。 可他知道“金保康”的钱再多也姓“国”，而不姓江。1997年，为“名正言顺”地占有这块国家的“肥肉”，江中银借企业改制之机，先是自己带头以别人的名字，在云南成立了紫龙商贸有限公司，后又千方百计使两个大股东先后撤股，并隐瞒截留了469万元经营利润。
1999年3月，紫龙公司和江的小儿子江浩所开的药业公司全面进军“金保康”，并分别占有股份40%和30%。 这样，虽然“金保康”名称未变，但该公司截留的469万元的利润，通过红利形式变成了江中银一伙的“合法收入”。
跨国洗钱 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关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转存赃款并“洗白”。在境外转存赃款并“洗白”在近年也有上升趋势。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分析称，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项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近年来总和已达数千亿美元，这其中洗钱所导致的资金外流数额占相当大的比重。
张燕玲说，在中国，贪污腐败和洗钱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的案例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
这样形成一个权利与金钱相互依存、理应外合的洗钱链，最终形成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贪官洗钱不完全统计 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操作”贵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6年间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
卢还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交其亲属开办的“空壳公司”，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2002年4月，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将卢缉拿归案。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两位厅级干部竟在短短一年间相继出逃。
2001年5月，曾任漯河市委书记、时任省政府设在香港的预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携巨款和情妇逃往新西兰定居。据了解，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另一个是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携公款外逃美国，与早已在美国的妻儿老小“团聚”。
(新闻来源：《南方周末》) 胡长清和成克杰都属于此类。成克杰的巨额赃款都转移到香港情妇名下或存到境外银行里。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及因私出国护照，准备送孩子留学，妻子陪读，没办成又筹划让他们办投资移民。
自己则把假护照揣在身上，准备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出走。 如果警方的动作晚一点，很可能人去楼空。(新闻来源：《羊城晚报》)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也涉嫌洗钱。
从1993年开始，许超凡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开平中行客户名义，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行资金，并导致亏损1亿多美元。 之后3个人又联合起来，先后从联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并转至设在香港的潭江公司等名下。
他们将大部分资金非法转移到香港后，或购买房地产，或炒卖外汇、股票，或到赌场挥霍，或通过赌场洗钱，将赃款进一步转移到海外。他们仅在香港就疯狂购房置业达13套之多，市值数亿港币。 为了转移资金，他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洗钱程序，先由内地转往香港，在香港设立公司洗黑钱，再流动到加拿大、美国。
就在2001年10月15日从香港出逃的那天，他们还从香港向国外赌场账户转移了800多万美元。(新闻来源：新华社) 。
但要是说具体就难了，因为术业有专攻，非置身其中很难说清楚。 关于洗钱这个话题网上的帖子多多，转一篇给你就当看客热闹。 贪官洗钱的N种手法 “洗钱”一词是个外来词汇。
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帮的一个金融专家购买了一台投币式洗衣机，开了一个洗衣店。然后，在每天晚上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他就把其他通过赌博、走私、勒索获得的非法所得赃款加入其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
税务局扣除其应缴的税款外，剩下的其他非法所得钱财就成了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 “洗钱”正严重侵蚀中国经济基础 不管是转移非法所得，还是逃避管制，地下“洗钱”正在严重侵蚀着中国的经济基础。
有专家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而“洗钱”正在助长这种污染。 “洗钱”活动之所以猖獗，究其根源，撇开其他因素不谈，起主导作用的财界和政界代表人物腐败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腐败不但需要“洗钱”，有时还保护“洗钱”。 早在2001年1月，新华社就曾报道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其中，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和外孙，先到新加坡，后逃到美国。杨秀珠在纽约黄金地段置办了至少5处高级房产。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腐败分子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通过身份转换达到洗钱的目的。 有关经济专家把中国的几种洗钱方式归结为： 一家两制 利用皮包公司来洗钱。
有些腐败官员，为将“黑钱”洗白，就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老婆孩子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或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
红旗出版社副社长、中国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教授说，一些国企老总搞代理人企业，通过与之签订及履行合同的方式化公为私，最常见的洗钱方式。 “我最近便接触一个这样的案子。
国有单位负责人和自己亲属的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钱就能办成的事，却约定付出很大一笔钱。 然后又从该公司账户打出几十万元用于私人用途。案发后，帮助洗钱分赃的亲属自己都明白有罪，已东藏西躲一年多，但检察院至今还打不定主意是否对他立案。
理由是现在讲各种经济主体一律平等，谁规定不能和私营公司做买卖？谁能说出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率该是多少？” “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认定多付的钱是贪污还是利润。 还有，这类私人公司账户经常有不同来源的多笔钱进进出出，你怎么认定转出去私人用的钱就来自那笔打人的公款，而不是亲属的赠予？这样即便反贪部门立案了，谁敢说到起诉部门，到法院就过得了关？” 类似现象尽管在别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但相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要识别这些洗钱术也不难，就是他们或他们的亲属子女下海后，一般都没有“呛水”的，无论是办个体私营企业，还是炒股、炒期货，不管实际上是赚了还是赔了，或者只赔不赚，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
他们与有些惟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而是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因为前者的目的是偷漏税，而他们是要给已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 例如，不久前破获的上海凤凰日化公司的“群蛀”案件，14个犯罪嫌疑人在外办私营企业的就有6个，接近一半。
私人股份 通过股金红利来洗钱。有些金融、国有企业领导人，借企业改制之机，将国家财产“私人股份”化，以达到侵吞公款的目的。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金融领域是洗钱犯罪的重灾区。近日，不断有金融领域洗钱的黑幕被曝光。尤其是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集体洗钱740万的案件，更令人瞠目。 据《是与非》杂志报道，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是家正处级金融企业，有职工25人。
公司总经理王栓银是个资深的金融专家，在他的带领下凭借向银行拆借资金、向证券公司申购原始股等垄断性经营优势，公司“效益”突飞猛进，到1998年下半年，账面资金已累计达到3000万元。 经过“领导集体研究”，他们把这3000万元资金打到了账外账上，变成了公司的“小金库”。
1999年底，社会上风传国家要全面放开证券登记市场，这对于现有的证券公司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这时，如何处理3000万元的“小金库”成了公司的焦点议题。应群众的“强烈要求”，总经理王栓银顺应“民意”，与两位副总商议后，决定“分给”大家一些钱。
为把钱分得“名正言顺”，王总经理又和部门经理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洗钱密笈——集体炒股分红、给大家保险再退保的“分钱大法”。他们先把64万元集资款以“王少珍”的名义投入股市作为幌子，然后从“小金库”取出数百万也存入“王少珍”的账户作为所谓的炒股红利。
2000年3月24日，公司以集体炒股分红利的名义，开始了第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行动。 从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他们先后私分所谓的集资“红利”48次，总额达550万元。
再加上保险退保等洗钱手段，他们就集体瓜分国有资产达740万元。 药业巨贪、原南京金陵制药集团董事长江中银，也是一个洗钱高手。1996年5月，金陵制药集团所属华东医药公司与北京某药业公司合资成立了“金保康”药业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公司占股70%，江中银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后来，他又先后在河北、河南等地开办了“金保康”分公司。 江中银对“金保康”格外关照，按优惠价批发给其脉络宁，每盒让利13元。
脉络宁本来就畅销，在加上江的格外厚爱，“金保康”财源滚滚、利润丰厚。仅郑州的“金保康”一年就实现利润2200万元。 可他知道“金保康”的钱再多也姓“国”，而不姓江。1997年，为“名正言顺”地占有这块国家的“肥肉”，江中银借企业改制之机，先是自己带头以别人的名字，在云南成立了紫龙商贸有限公司，后又千方百计使两个大股东先后撤股，并隐瞒截留了469万元经营利润。
1999年3月，紫龙公司和江的小儿子江浩所开的药业公司全面进军“金保康”，并分别占有股份40%和30%。 这样，虽然“金保康”名称未变，但该公司截留的469万元的利润，通过红利形式变成了江中银一伙的“合法收入”。
跨国洗钱 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关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转存赃款并“洗白”。在境外转存赃款并“洗白”在近年也有上升趋势。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分析称，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项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近年来总和已达数千亿美元，这其中洗钱所导致的资金外流数额占相当大的比重。
张燕玲说，在中国，贪污腐败和洗钱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的案例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
这样形成一个权利与金钱相互依存、理应外合的洗钱链，最终形成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贪官洗钱不完全统计 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操作”贵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6年间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
卢还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交其亲属开办的“空壳公司”，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2002年4月，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将卢缉拿归案。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两位厅级干部竟在短短一年间相继出逃。
2001年5月，曾任漯河市委书记、时任省政府设在香港的预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携巨款和情妇逃往新西兰定居。据了解，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另一个是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携公款外逃美国，与早已在美国的妻儿老小“团聚”。
(新闻来源：《南方周末》) 胡长清和成克杰都属于此类。成克杰的巨额赃款都转移到香港情妇名下或存到境外银行里。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及因私出国护照，准备送孩子留学，妻子陪读，没办成又筹划让他们办投资移民。
自己则把假护照揣在身上，准备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出走。 如果警方的动作晚一点，很可能人去楼空。(新闻来源：《羊城晚报》)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也涉嫌洗钱。
从1993年开始，许超凡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开平中行客户名义，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行资金，并导致亏损1亿多美元。 之后3个人又联合起来，先后从联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并转至设在香港的潭江公司等名下。
他们将大部分资金非法转移到香港后，或购买房地产，或炒卖外汇、股票，或到赌场挥霍，或通过赌场洗钱，将赃款进一步转移到海外。他们仅在香港就疯狂购房置业达13套之多，市值数亿港币。 为了转移资金，他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洗钱程序，先由内地转往香港，在香港设立公司洗黑钱，再流动到加拿大、美国。
就在2001年10月15日从香港出逃的那天，他们还从香港向国外赌场账户转移了800多万美元。(新闻来源：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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