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定书画的价值?
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书画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叫作书画鉴定。它包括二项内容:
1.二辨真伪和明是非
古代书画中经常碰到这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作品作者自书名款或钤有印章;二是有些作品没有款印。 从古书画的鉴定而言,前者是辨真伪,而后者则为明是非,二者是有区别的。有名款印记的,要辨真伪,无印款的书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评定,认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这种评定,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正确的当然可信,评定错了的,就不可信,因此还需要我们去辨别这些评定的是或非。 这就叫明是非。有些没有被评定过的,我们还要重新去鉴别和评定,但这仅存在是的问题,而不存在非的问题。虽...全部
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辨别古代书画的真伪及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就叫作书画鉴定。它包括二项内容:
1.二辨真伪和明是非
古代书画中经常碰到这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作品作者自书名款或钤有印章;二是有些作品没有款印。
从古书画的鉴定而言,前者是辨真伪,而后者则为明是非,二者是有区别的。有名款印记的,要辨真伪,无印款的书画在流传过程中,经后人评定,认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这种评定,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正确的当然可信,评定错了的,就不可信,因此还需要我们去辨别这些评定的是或非。
这就叫明是非。有些没有被评定过的,我们还要重新去鉴别和评定,但这仅存在是的问题,而不存在非的问题。虽则如此,也属于明是非的范畴。
以上说的是一般情况,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虽为无款印仍存在着辨真伪。
主要是指人们仿元以前的字、画、染旧所造的假古董。例如日本《爽籁馆欣赏》画集影印出来的几幅无作者名款的所谓五代曹仲元、韩虬、左礼的“菩萨”、“水官像”轴,是晚清人可能出于广东地区所造的伪作。画上又仿书了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标题,说它是某某人所作。
对这类假古董主要是从仿古做旧方面来辨识它的作伪的实质。因此,尽管它没有款印,但鉴别它仍是一个辨真伪的问题。而对于鉴别伪作的赵佶标题,又存在着明是非的问题了。
第二种情况是,虽有款记却是个明是非的问题。
主要是指古代勾填摹仿的一部分作品,以书法为多,当时只是为了搞一个副本以广流传,并不是存心做假。如唐代《万岁通天摹王氏进帖》,它是原底破损残缺笔画处,用墨线圈出示意,这正表明它不是存心作伪。对于这类东西,我们只要了解它确是唐摹本即可。
至于原底的真伪,又当别论。因此,虽系有款人法书,但仍是一个明是非的断代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一件东西之中,辨真伪与明是非杂糅在一起。如旧题为柳公权书的《兰亭诗》卷,它本身是无款的真唐人书,被后人乱定为柳笔,题跋和收藏印也有真有伪,碰到这种情况时,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真是伪,或是或非了。
以上说明,要做到“辨真伪与明是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逐步积累经验,鉴别古书画的经验丰富了,才能比较有把握。
2.真伪与优劣
在鉴别古书画的真伪和断代时,要不要从艺术角度去差别,衡量它们艺术水平的高下呢?就鉴定工作本身来说,所要判别的,首先应从作品的艺术形式手法,如用笔、用墨、用色、章法(构图)等等最基本的东西着手,舍此别无它途。
但是那些高手作的书画,其艺术手法、笔墨技巧的确要比一般画家高人一等。作伪者是摹学不到的。有些书画家在世的时间长,而作品的艺术技能和水平又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从艺术技巧优劣的角度上来断真伪,就必须将某一书画家的作品按其艺术的发展情况分别定出几个标准,而不能笼统地死守一种标准来衡量。
否则,就会把不成熟的早期作品看成赝品。
作品的优劣标准,是一个比较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世俗之人往往停留在“工”与“拙”的判断水平上,以为“工能”总是优,“生拙”应是劣。绘画画得像真,且技巧又熟练,都可以说是工。
但是专讲像真,缺乏艺术独创,那只不过是标本挂图而已;技巧熟练到了油滑的程度,反而走向反面变为庸俗可厌。书法写得四平八稳是一种起码的条件,虽工却不能称为优美的“法书”。对于古代的“文人画”就不能片面讲状物是否逼真,刻划是否细致。
他们往往追求有生拙之趣,而不以工能见长。书法中也有如此情况。这些问题很复杂,何者为优,何者为劣,是很难用抽象的名词解释清楚的,要得到正确的判别,只有在大量的作品中反复阅看才能逐步熟悉它,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和理解。
传统的鉴别方法主要是把印章、题跋、著录、别字、年月、避讳、款识作为书画的主要依据。这种鉴别方法的缺点,在于抛弃了书画的本身,而完全以利用书画的外围为主,强使书画本身处于被动地位。
始终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所应用的依据,仅仅是旁证,是片面的,是喧宾夺主,因而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个鉴别方法,不但不能解决矛盾,相反地会引起更严重的矛盾,而终于导致以真作伪以伪作真的后果,其结论是书画不可认识论。
事实上,旁证的威力,对书画本身的真伪,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与书画的关系币是同一体,而是从属于书画,它只能对书画起着帮衬的作用。而且有时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它只能在对书画本身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得知在它的特定范围内能否起作用与所起作用的程度。
因此书画本身,才是鉴别的主体,最确切的根据,也只有这个根据独立起来,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证。否则这些旁证,纵然有可爱之处,却都是带有尖刺的玫瑰。把书画本身的客观条件和书画的外围条件统一起来,再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进行分析、研究,就是本书所要阐述的古书画鉴定的理论和方法。
鉴别古书画必须采用物物对比,主要在于对实物的目鉴,即凭视觉观察并识别某一类作品的艺术表现的特征,画和字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但是目鉴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一人或一时代的作品见得较多,有实物可比,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常常还需要结合文献资料考订一番,以补“目鉴”的不足。某一画家传世作品较多,能作充分的对比时,目鉴的确能够解决问题,明清人的作品传世较多,有比的条件,不考订也没有什么关系,当目鉴无所依傍,比较的条件不充分时,考订也可能起主导作用。
但是考订要靠目鉴来判别哪些书画是“依样画葫芦”的摹、临本,还是没有依傍的凭空的伪造本。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加以考订和探索,达到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否则考订也无济于事。所以考订次于目鉴。实际上,目鉴与考订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考订,大半要翻检文献。但不要忘记,文献本身也会有错误,谨防上当。
书画的涵义和画的分类
画的分类很复杂:
从画的内容来看,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卉画、禽鸟走兽虫鱼画、界画等。
人物画是我国传统的画科之一,内容以描绘人物为主。因绘画侧重不同,又可分为人物肖像画和人物故事、风俗画。据记载,人物画在春秋时期已经达到很高水准。从出土的战国楚墓帛画,可以看到当时人物画的成就。
人物画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最主要的画科。
山水画,简称“山水”,中国画画科之一。是以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题的绘画。在魏晋六朝,逐渐发展,但仍多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至隋唐,已有不少独立的山水画制作;五代、北宋而益趋成熟,作者纷起,从此成为中国画中的一大画科。
主要有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水墨等形式。在艺术表现上讲求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
花鸟画,我国传统绘画画科之一。以描绘花卉、竹石、鸟兽、虫鱼等为画面主体。四五千年以前的陶器上出现的简单鱼鸟图案,可以看作最早的花鸟画。
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记载,东音和南朝时,画在绢帛上的花画已经逐步形成独立的画科,并且出现一些专门的画家。五代、两宋间,这一画科更趋成熟。
界画,也是中国画画科之一。明陶宗仪《辍耕录》一书中,提出将绘画分为十三科:佛菩萨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刚鬼神罗汉、风云龙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水、花竹翎毛、野赢走兽、人间动物、界画楼台、一切旁生、耕种机织、雕青嵌绿。
中有界画楼台一科。指以宫室、楼台、屋宇等建筑物为题材,而用界笔直尺画线的绘画也叫“宫室”或“屋木”。
从画的形式或颜色上可分为:水墨、青绿、金碧、浅绛等。
水墨画指中国画中纯用水墨的画体。
相传始于唐,成于宋,盛于元明,清以来继续有所发展。以笔法为主导,充分发挥墨法的功能,取得“水晕墨章”、“如兼五彩”的艺术效果。在中国画史上占重要地位。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运墨而五色具。”所谓“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青,或指浓、淡、干、湿、黑。
实际上都是指墨色的变化丰富而言。
青绿指中国画颜料中的石青和石绿作为主色的画。若为山水画还有大青绿和小青绿之分。前者多钩廓,皴笔少,着色浓重;后者是在水墨淡彩的基础上薄施青绿。
金碧指中国画颜料中的泥金、石青和石绿。
凡用这三种颜料作为主色的山水画,叫做“金碧山水”,比“青绿山水”多泥金一色。泥金一般用于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官室、楼阁等建筑物。
浅绛是在水墨勾勒被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
元画家黄公望、王蒙等好作此种山水画,形成了一种风格。赭石又称“土朱”,有火成的和水成的。入画的赭石,出在赤铁矿中。原石伴随着赤铁矿产出,用手捻摸,感觉滑腻的是好原料。原产山西雁门一带,古属代郡,所以又叫“代赭”。
凡是有赤铁矿的地方,均产赭石。
从画的技巧上可分为粗笔(泼墨)、细(工)笔、写生、写意、皴法、白描、没骨、指头画等。泼墨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相传唐人王洽每于酒酣作泼墨画。后世泛指笔势豪放、墨如泼出的画法为“泼墨”。
从画的用料上可分为:帛本、布本、绢本、纸本、绫本、蜡笺本等。
从画的时代上可分为:古画、新画、近代画、现代画等。
书画家的流派
一种特殊的书体和一种特殊的画法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
这个来源,或者是同时代的,或者是前时代的。这一个艺术风格既从那一个艺术风格而来,而在形式上、性格上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前一个风格的某些共同之点,这就是流派。如我们得着一幅明祝枝山的草书,懂得书法流派的人,不加思索地就能说出祝的草书是从唐怀素的草书而来,兼受宋黄山谷草书的影响。
因此,祝枝山的草书是怀素与黄山谷的流派。有人或许要问,流派与书画鉴别有无关系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例: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在鉴别上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张旭的真笔,此帖是仅有的,无法对比。
同时帖的本身,张旭自己也未书款。说它是张旭的真笔,是根据明人董其昌的鉴定。因为董其昌曾见过张旭所书的“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此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不知道是否尚有流传?因而董其昌所依赖根据,到现在就无从来作为根据了。
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笔势,是一种特殊的形体,从晋代到唐代的书体中,都没有见过,但是从它的时代性来看,却为唐人的格调,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所能认识到的第一步只能到此为止。据历来的叙说,颜真卿的书体是接受张旭的笔法,从唐怀素的《自序》和《藏真帖》都曾谈到颜与张旭的书法关系。
因此,一些鉴别《古诗四帖》的专家特别注意到唐颜真卿所书的《刘中使帖》。《刘中使帖》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后面一段有其特殊的共同性,再从两者的笔势和性格的关系来看,显示着《刘中使帖》的笔法。
是从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所成,而不是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从《刘中使帖》而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两者成熟的阶段相同,而成熟的先后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此外,据北宋的大书法家黄山谷说,五代杨凝式的书体,与张旭、颜真卿颇仿佛。
现在流传杨凝式的墨迹如《神仙起居注》、《夏热帖》,它的形式与笔势,也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相近。这一切说明《古诗四帖》是这一种书体的先导者,因而可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是可信的。认识的依据,正是两者的流派关系,两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贯通。
利用这方面的认识,对鉴别所起的作用在于:
第一,说明某些作品的时代。
第二,说明某些作品的时期。
但任何医生的良方都不能包治百病,即使我们掌握了书画家的流派,也未见得就能把每件书画作品分出它们的真伪和是非来,然而,对于书画鉴别者来说,它却是我们入门的第一步台阶。
下面就对书画家的流派作一简单的叙述和介绍。
一、书法
我国文字起源于何时,虽难确定,但根据考古材料的证明,甲骨文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字体。它是古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
清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现在河南安阳城北五里的小屯村。这个地方曾是殷商时代的故都。最初发现的时候,由于洹水堤岸坏了,冲出了许多甲骨,抛弃在地面上。又有人在耕地时也发现了这种东西。可是当时人们不认识它,多不注意。
后来有人称它为龙骨,用为药物。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有心人王懿荣捡出了百多片带到北京,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从此遂为考古家研究的依据,确定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原来这种甲骨文字,多是用来记载卜筮的辞语的。
古代尊尚鬼神,遇事都要占卜,拿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刮去表皮的一些障碍物,就将卜辞刻在上面。因为它都是记载殷商时代的事迹,所以知道它是殷商时代的遗物,因此也叫殷墟书契。大的字体有一寸见方,小的像谷粒,可都非常精致。
甲骨文字大都有一个先写后刻的过程。有用墨写或硃写在玉片、骨片、陶片上的,也有刻好后再填朱方式一直沿用到西周便绝大多数甲骨文只刻不填。从书法上看,钟明善先生在《中国书法简史》中认为:“甲骨文字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瘦硬挺拔的细笔道的;一类是浑厚雄壮的粉笔道的。
甲骨文是刀刻的,刀有钝、锐,骨有细、硬、疏松之别,所成笔画就有粗有细,有方有圆。由刀刻形成的笔画多方折,笔画交叉处剥落粗重,给后世书法、篆刻留下了不少用笔、用刀的方法。从结体上看,甲骨文错综变化,大小不一,但均衡、对称、稳定之格局已定。
从章法上看,或则错落疏朗,或则严整端庄,且因骨片大小和形状不同而异,都显露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给现代书法章法求新上以有益的启示。罕见的殷人墨迹——玉片、陶片、兽骨上的墨书、朱书,横竖画起笔笔画粗圆如点漆,自然藏锋,住笔尖细如横针、悬针;转折处圆润自然,尤其宝贵。
当然后期甲骨文字中也有些笔道纤弱无力的作品,不足取法。”很明显钟明善认为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理由是以前的图书符号并不全有用笔、结字、章法的书法三要素。甲骨文的发现,一方面给书法界开拓了新天地,很多书法家去学习借鉴,另铸新风,书趣古朴,情味别具一格。
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甲骨文虽然古雅可爱,但字体不易认识,不适宜临摹,究属少数人的爱好。
钟鼎文指三代钟鼎彝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始于汉代。汉武帝时候,有人在汾阴得到一个宝鼎,献给皇帝,朝廷还因此改了年号,叫元鼎,这是公元前116年的事。
周以前的钟鼎文字,简单质朴,铭文很短,大都只有两三个字,辞句很深奥,一般的人难以读通。到了周代,器既日增,铭文也长,三四百字以上的屡见不鲜,文词也很典雅。就字体来说,周初金文,从笔画到结字都与殷商甲骨文、金文相近。
此期作品,以清道光年间歧山出土的康王时重器《大盂鼎》的铭文为其代表。其它如武王时《利簋》铭文,《大丰簋》铭文;成王时《令簋》、《大鼎》、《令尊》铭文;康王时《麦鼎》铭文等也属于这一类。把这类铭文与商《骨匕刻辞》、《帝辛四祀卣》和墨书陶片等去对照,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相同之点。
笔画大都首尾尖细,中间较粗,“父”、“有”、“民”、“吏”、“十”、“辛”等字收笔一画,起笔尖细,行笔渐重按成肥笔,落笔又归尖细,形成这时金文特有头尖、腹大、尾尖短的蝌斗尾巴形笔画。“天”、“三”、“四”、“令”等字,往往有起笔圆重,行笔渐细的笔画,犹有蝌斗遗意。
同时,铭文中字的体形大小不匀,斜正不一,多具变化。可见金文是由甲骨文发展起来的。
西周自昭王起至宣王、幽王止,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其书法的主要特点是:(一)笔画圆匀。起笔、收笔、转换大多为圆笔。
使后人学习篆书必须用藏锋、裹锋、中锋运笔才能得到篆书笔意。这种圆转、藏锋的笔画就是后来隶书、楷书中圆笔笔法的由来。草书的使转也从中得到启示。(二)结体比周初金文更紧密、平正、稳定、富有规律性。
如铭文中有四个“武”字,结构完全一样,重心平稳,上下呼应,有避有就,可以说是结构紧凑的好范例。(三)从章法上看,除最末一行稍显拥挤处,通篇之中纵成行,行距小;横有列,字距大,为后来汉隶碑版如《曹全碑》一类章法开了先河。
其中有界格的《大克鼎》、《小克鼎》、《宗妇簋》章法尤为严整规范。《虢季干白盘》字距、行距都很大,显得特别疏朗开阔,是西周金文章法中最有特色的一个。
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东方诸国的书法,如鲁、杞、纪、祝、齐、戴、燕、晋、苏、曾、陈、郑、蔡等,都较多继承了成熟的西周书法的特点。
西方的秦国亦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书法特点,并产生了划时代的优秀书法作品——《石鼓文》。石鼓文是十个馒头形石头,每石刻一篇有韵的诗。诗的体裁类似《诗经》的四言诗。刻石的年月,自唐宋以来,就议论不定,有人说刻于周初,有人说刻于后周。
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周宣王,宋人始提出为始皇以前的说法。近代学者认为是秦刻石者甚多,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唐兰先生根据那时的铭刻、文学、语汇、文字及书法的发展,证实石鼓的制作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论证全面,很有说服力,如无新的提法,似已成为定论。
《石鼓文》用笔圆劲挺拔,圆中见方。结体有略趋方正之势,促长取短,务取其称。字距行距开阔均衡整齐,疏朗若晴空星月。字大逾寸,近于大篆。雄强浑厚,朴茂自然,为“书家第一法则”,不为过誉。后来李斯整理的小篆,就由此脱化而来。
历代临摹者很多。《秦公簋》和《秦公钟》的铭文与《石鼓文》相似。其它如虢、虞的书法亦与《石鼓文》相近。此外尚有字体委婉流动、结构疏密均有意夸张、纵长的徐《洗儿钟》、《子库钟》、中山王墓出土的铭文等。
还有参差错落,结体狂怪的《楚公钟》、《楚王恙鼎》铭文等。至于兵器文字如鸟虫书。《越王州句剑》铭文属于篆书美术字一体;玉器铭文、古空文字、货币文字、符节文字,简册遗墨等又各具特点,往往一字数形,在书苑中形成了百花争妍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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