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观评价李鸿章其人.我认为李鸿章在历
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给：王开林
看了王开林先生的“独脚戏──李鸿章究竟是不是汉奸、卖国贼”，其中很多与事实不符合，王开林为了给卖国贼李鸿章翻案，隐藏了不少历史事实，也歪曲了不少事实，现在，主要是对他下面这段评论。 他说：
甲午年，中日双方刚接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小村已经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见到光绪，谈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翁同?更是火上浇油，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严惩不贷。 翁氏门生故旧中的浆糊脑袋无不轻看蕞尔小国的日本，说中国一人一口便能将这块“年糕”吞下肚去，均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无知。翁同?的情绪受了感染...全部
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给：王开林
看了王开林先生的“独脚戏──李鸿章究竟是不是汉奸、卖国贼”，其中很多与事实不符合，王开林为了给卖国贼李鸿章翻案，隐藏了不少历史事实，也歪曲了不少事实，现在，主要是对他下面这段评论。
他说：
甲午年，中日双方刚接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小村已经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见到光绪，谈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翁同?更是火上浇油，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严惩不贷。
翁氏门生故旧中的浆糊脑袋无不轻看蕞尔小国的日本，说中国一人一口便能将这块“年糕”吞下肚去，均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无知。翁同?的情绪受了感染，竟失去国家大臣应有的冷静沉着，也不自量力，一味主战，最终激成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鲜被占、台湾被割、赔银二亿两的大祸。
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翁同?空口主战，纸上谈兵，将国家折腾得那么惨苦，却没有谁指责他书生误国，真可谓是非不分，功罪不明。李鸿章曾愤慨不已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也没办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到国人众口一喙的唾骂。
西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光绪皇帝瞎指挥，他们娘儿俩是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
王开林先生的这段话就隐瞒重要历史事实，当时的李鸿章在日本有自己的产业，他才不愿意开战，打起来了，他也消极避战。
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下面我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吧。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
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
梁启超制造了很多谎言，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在附会梁启超的谎言。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
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
……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
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
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
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
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
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
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但问题是李鸿章根本不想打，要保船，战争中如果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消灭日本舰队，甚至可以说，把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全部灭掉，根本不必要再买什么新舰艇。
流行的观点是清朝如何腐败，如何不给钱买好弹药，把罪名都加在慈僖头上，现在把这些谎言都揭穿吧。
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
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
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
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
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
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
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
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
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李鸿章和他的亲属们在日本间谍被抓住了，却释放了他们。联想到丰岛海战，方伯谦逃跑时先打白旗再挂日旗，方的日本旗是哪里来的？是否战前就受了日本的收买？
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导致战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以基督教名义开始的邪教组织，对中国造成了惨重破坏，文物毁坏无数，人口死亡上亿，也同时削弱了清朝对地方的控制，军队各自为战，也就是私兵。
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比如左宗堂就是爱国者，他收复了新疆，还有赵尔丰扩大了西藏的版图。但遗憾的是李鸿章即不是左宗堂，也不是赵尔丰，李鸿章始终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国家，他的海军没了，但他的陆军却大致保存下来了，他的实力还在，后来，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他凭借这些实力差点当了中国的第一任总统，遗憾的是光绪和慈僖命大没死，他的美梦破灭了。
但是，一个李鸿章倒下去了，千百个李鸿章站起来了。袁世凯成功让清朝和平退位，更多的“李鸿章”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战斗，这就是波澜壮阔的民国时代，日本入侵了，继续内斗，只有百团大战时除外。
民国50年的结果，从清朝晚期可以制造万吨轮船，到50年代的一穷二白。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不断扩大。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在制造甲午的谎言，在散布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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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独脚戏
——李鸿章究竟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清朝末叶的政坛，真正能唱压轴戏的，李鸿章一人而已。
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李鸿章在外交上折冲樽俎，弥缝补罅，清王朝割弃的土地、赔掉的白银、丧失的主权必定要多出条约上的数倍。值此风雨飘摇的绝望时期，纵然诸葛亮转世，也无力收拾。火烧屁股四十年，李鸿章硬是苦苦地撑持着，直撑到“世人皆曰杀”的地步，他仍然不当逃兵，单是这份无人能出其右的勇气和倔劲，就教人刮目相看。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时间，国人义愤如潮，将丧师辱国之罪统统划归李鸿章名下，使他纵有百口，也莫辩一词，若非恭亲王竭力回护，只怕一千个李鸿章都死无完尸了。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杨三去世，有人挖空心思，作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副对仗精切的联语经众口喧传，流播十分广远，大家都觉得够解气，够解恨。一副对联即可坐实李鸿章为“汉奸”坯子，“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中国版本又得以重现江湖。
最可笑的是，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也全然不辨青红皂白，显出一副十足的市侩嘴脸，异口同声地咒骂李鸿章为“大汉奸”，意犹未尽，再将“卖国贼”的金刚箍套在他的头上，威力就更加可观了。
然而，不疑处必有疑。梁启超与李鸿章在政治上是宿敌，私交也泛泛不深，他却在《李鸿章》一书中为传主大作申冤之词，多有解免之言。梁启超认为：作史，应当以公平心行之，如若不然，就完全是厚诬先人，又岂止灾梨祸枣那么简单？“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这样燃犀列炬的史识真不是那些仅睃两眼皮相就妄作褒贬的庸流所及。不愿人云亦云与俗见相唱和的书生，只要多一点另类的阅读（不受盖棺论定的摆布），多一点独立思考，就必然会惊奇地发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被误解得最深的人物，比他的恩师曾国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即同科进士）。李氏兄（李瀚章）弟一早就拜在曾氏门下，情同师徒。曾国藩谢世后，李鸿章于书翰中屡发悲声，可他的挽联一度引起曾氏门人的普遍反感。
你别说，李鸿章就这毛病，他在官场中过了一道又一道高坎，有很深的历练，但他始终没有学会百分之百的世故和圆滑，一有机会他就想突出自身。且看这副引发争议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自诩为“薪尽火传”的“门生长”，这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其实很自然，但有人拉长了马脸，非常不开心，认为他这是借题发挥，自我标榜。曾老师尸骨未寒，你李同学就急着要做老大，这像话吗？再说，你李二凭什么接任新的“掌门人”？单凭你官儿大？曾门弟子俞樾、薛福成，学问好，心气更高。
他们明争暗斗，争的只是虚名，斗的全是闲气。其实，就算李鸿章肯认第二，也没谁敢居第一，连李瀚章都难为其兄，何况他人。薛福成后来选辑挽师联，载于《庸庵笔记》，却弃李鸿章的作品如敝屣，这就显得他忒小心眼了。
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李元度不听帅府节制，擅自出城迎战太平军，一战而溃，徽州沦于太平军之手。曾国藩受困于安徽祁门，势极孤危，日子过得相当艰窘，此时吃了败仗，无异于雪上加霜。
于是，一怒之下，他决定劾罢李元度。李鸿章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时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对于失利的将领，大本营能恕则恕，不宜重加责罚。师徒二人各执一端，意见相左，李鸿章便有点负气地说：“您一定要撤他的职，门生不敢拟稿。
”所谓之“不敢”即是“不愿”。曾国藩一惯言出如矢，谋定不夺，他也没二话可说，只冷冷地还他一句：“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奏稿由我自己来拟。”当时的情形很尴尬，换了别人，拐个弯，打个圆场，还不至于弄僵。
可李鸿章依然拗着吃奶的劲，死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他说：“既然这样，那我就辞职吧，请恕弟子不能留下来侍候老师了。”曾国藩正在气头上，立刻丢过去硬梆梆的四个字：“听君之便！”《欧阳兆熊笔记》中还特意录下了事后曾国藩的原声感叹：“此君难与共患难耳！”他一时恼怒，未免言重了些。
师生意见偶有不合，闹个别扭，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做弟子的肯及早回头，认个错，表明悔意，老师决不会心存芥蒂。
不少谈龙刻凤的名士聚集在曾国藩的幕府中，然而，临到大是大非，惟有李鸿章一人敢以个人的去就跟曾老师据理力争，这一点，事后无疑在曾国藩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欣赏的就是这种独立不惧的人才。
此后，曾国藩决定在幕府中选择贤俊，保举一人为江苏巡抚。李鸿章闻讯，竟不避嫌疑，自告奋勇，挺身出列，说什么“愿为老师分忧”。他此举也被那些畏畏缩缩的儒生怀疑为动机不纯，且有诛心之论：“李少荃分忧为假，谋官是实。
”殊不知，曾国藩平生自有识人的清鉴，很少走眼，他看中李鸿章勇于任事、气性刚强、多谋善断这三条，认为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倘若李门生徒有尖脑袋而无真功夫，曾师傅才不会冒绝大风险保荐他去主持关系东南全局安危的江苏军政。
须知，苏州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老巢，这个马蜂窝可不是好捅的，非能独当一面的帅才不足以膺此重任。曾国藩赌了李鸿章这匹上驷，后来剿捻时又赌了一回，两次都赢得大彩，你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相术功夫的确不俗，他自诩为九段高手，牛皮还真不是瞎吹的。
欧阳兆熊在曾大帅跟前不止一次为李鸿章缓颊。他说，细数帅府人才，惟李氏超轶绝尘，湘军将领暮气渐重，此时用李鸿章的朝气和锐气必可克服江苏。这些话也显然坚定了曾国藩的决心和信心。所以李鸿章在上海曾致书欧阳兆熊：
吾在此以独脚戏登台，深惧贻羞知己，亦日怨及良媒，亦深悉区区推毂之意也已。
他称欧阳先生为“知己”和“良媒”，巧用一个“怨”字，实为“感激”的同义词。独脚戏不好唱，可李鸿章还要在台上包打包唱三十多年，够他忙个陀螺直转的了。
李鸿章为老师分忧，关键在剿捻时。
起初，曾国藩连吃败仗，战局陷入僵持，好在曾国藩早有“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的先见之明，他及时抽身而退，极力推举弟子出来代替自己全权主持北方军事。李鸿章也真够争气的，硬是用铁嘴铜牙啃掉了捻军这块丝毫不逊于太平军的大骨头，为老师解了愧，挣了脸。
当年，李同学平乱功成，大家都到曾老师家去道喜。曾国藩遂致书李鸿章，笔欢墨舞地说：“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赞赏与欣慰之意均溢于言表，曾老师当初预言这位弟子“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才不过几年就兑了现，由“未可知”变为了已知，想必其成就感非比寻常。
人才链环环相扣，谋国而忠的人往往能出以惟贤是举的公心，摒除任人惟亲的私念，时时留意人才的选拔。曾国藩之后，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一号主角无疑是李鸿章。这对师徒想千方设万计弥补清王朝那艘江心的漏船，使之多行了一段不短的距离。
然而救急于汪洋之中，进退无岸，终于势穷力绌，触礁而沉，天意如此，人其奈何！
二、合肥与常熟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的出镜率很高，他的清望一时无几，状元宰相，两朝帝师，而且对外主战，这位光彩熠熠的角色就是翁同?。
李鸿章祖籍安徽合肥，翁同?祖籍江苏常熟，两人不和是公开的秘密，用万能胶都粘不到一块儿。可是有促狭鬼偏要将他们牢牢地捆缚在一起，用谑而虐的对联加以讽刺，以发泄对当政者的不满。联语中糅入了两人的籍贯和官职，可谓妙想天成：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翁时任户部尚书，位同古代的大司农。作者不偏不欹，一人一记耳光，差不多是骂他们尸位素餐，祸国殃民，这两记耳光也真够重的。
翁、李结怨，说来话长。江南“抗洪抢险”的紧要关头，翁同?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竟坐视反侧小人苗沛霖乱杀平民百姓，无动于衷。
李鸿章秉承曾老师的意思，依其“辣”字诀，狠狠地参了翁同书一本。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虽贵为太傅（咸丰皇帝的老师），但事关军情，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宝贝儿子被定刑为斩监候（死缓）而爱莫能救。你说，翁、李二家的这道梁子结下了，还能一笑泯恩仇吗？
翁同?长年出入宫廷，未在基层锻炼过一天半日，总体而言，只是个从书本到书本的典型的书呆子。
他看不惯李鸿章“和为贵”的保留剧目，决意要换一换新鲜名堂，“主战”无疑是最趁手的题材。他撒开喉咙叫一叫，在朝野间就能唤起广泛的赞同，还能收获“宦海清流”的盛誉，直把李鸿章比得鼻子也歪了，眼睛也斜了，横竖不是人。
于公于私，翁同?都吃定了李鸿章的“豆腐”，他好不惬意！可是论到谋国而忠，无论才分还是见识，他都比李鸿章差得太远，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李鸿章师承曾国藩的衣钵，多年主张“自强”，他紧抓洋务，创建北洋水师，无不体现了这种意图。
后来，他还赞成康有为变法，想加入维新派的核心组织“强学会”，却遭到狂妄褊狭、领袖欲极强的康有为的断然拒绝。李鸿章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深知中国的国情积重难返，要自强，必须假以时日，培元固本，丝毫冲动不得，对于虚弱的“病体”，除非万不得已，不可猛下“虎狼药”。
他曾说：“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可是像他那样既洞察内情又熟知外势的大臣太少了，其深谋远虑便被激进派讥为“迂腐可笑，不值一哂”。当然啦，主战也不一定就坏，但总须府库充盈、军备到位和时机成熟，才可“衅自我开”。
否则，贸然宣战（庚子拳乱时，慈禧太后愚蠢到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将中国置于世界公靶的险恶处境），实力处处不如人，却只知一味狂躁，想不遭受甲午（1894年）和庚子（1900年）那样深重的国耻也难啊！
翁同?作为管理国库的户部尚书，一方面口头高声主战，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国撙节”的名义，奏定“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致使这支以强劲军力一度排名世界第八位的北洋舰队只能靠李鸿章到处化缘、百计罗掘来艰难维持，因而逐年落伍，最终被日本海军弄出个小蟒吞大象的奇观。
晚清国事窳败，一言以蔽之，是“人谋不臧”，除了慈禧太后是大股东，有控股权，翁同?也是重要股东之一，有不小的份额。李鸿章给这些盲目盲心喜欢乱投资、乱立项、瞎折腾的人当总经理，能有什么成就？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到处救火补漏，忙死忙活，也无济于事。
在清末宿醉不醒的统治集团高层，李鸿章是清醒者（此外还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几个疆臣）。“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仅用这十个字就够了，即可将清末的中国政界描绘得八九不离十。
甲午年，中日双方刚接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
小村已经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见到光绪，谈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翁同?更是火上浇油，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严惩不贷。翁氏门生故旧中的浆糊脑袋无不轻看蕞尔小国的日本，说中国一人一口便能将这块“年糕”吞下肚去，均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无知。
翁同?的情绪受了感染，竟失去国家大臣应有的冷静沉着，也不自量力，一味主战，最终激成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鲜被占、台湾被割、赔银二亿两的大祸。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翁同?空口主战，纸上谈兵，将国家折腾得那么惨苦，却没有谁指责他书生误国，真可谓是非不分，功罪不明。
李鸿章曾愤慨不已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也没办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到国人众口一喙的唾骂。西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