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是怎样完成的,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 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写《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全部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 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写《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佚，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史记》，原名《太名公书》，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和书表的编写体例。
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世纪（记历代帝王政迹）、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十表（记大事年月）、三十世家（记侯国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事功）五个部分，共五十二万字。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明长达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比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史学研究有深远影响。
《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人民性。它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方面，作了大胆，深刻的揭露。如《酷吏列传》反映官史的残暴，《魏其武安侯列传》提示外戚的弄权和相互倾轧，都写得很出色。即使是封建帝王身上的劣质，如汉高祖的无赖和权诈、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迷信鬼神，也都用不加讳饰的笔调给予尖锐抨击，是难能可贵的。
书中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广泛而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对于下层人民的才智功德作了鲜明的肯定和表彰。《陈涉世家》专门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传，高度评价了他在推翻秦王朝统治中的“首事”之功。《刺客列传》歌颂荆轲、聂政等刺客的抗暴精神。
《魏公子列传》里着重赞扬了侯嬴、朱亥这些市井之民的才智和侠义。《货殖列传》则通过商贾活动的描述，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古代经济史料。政治家、军事家、学者、文人、游侠、倡优、医者、卜者各类人物都在书中留下栩栩如生的剪影，构成色彩斑烂的巨幅社会生活画卷，加上作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态度，是《史记》的思想价值高出于后来一切官修史书之所在。
当然，《史记》也有其局限性。司马迁的历史观基本上仍是唯心主义的，有些记载对个人的历史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夸大，有关封建迷信的神异传闻未能完全剔除，宿命论的思想也时有流露。
《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樊哙、李广、荆轲、蔺相如、信陵君等，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作者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典型细节的描写来表现各种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鸿门宴》一场，就是在暗伏杀机的宴会场面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使得有关人物的个性生龙活现。
叙事技巧上，剪裁有致，繁简得当，极富于故事性、戏剧性。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截取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三个片段来概括蔺相如的事迹，不但叙事集中，人物形象也十分突出。《史记》里还汲取了大量民间口语，语言精炼生动，尤其是书中人物的说话都写得口吻毕肖，确切传神；叙述中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也增加了文章的艺术力量。
这些成就使得《史记》成为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给予后人以无穷的启示和深远的影响。唐宋以后的古文家把它作为写作古文的楷模，后来的戏曲、小说从中吸取大量创作素材，至于作家“发愤著书”的精神，更成为优良的民族传统一直保存下来。
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是并不过分的。
《史记》一书在司马迁死后略有缺佚，由西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撰了《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几篇，并补充了武帝后期的若干材料。
通行的注本有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另有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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