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的详细情况具体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 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全部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
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
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文学与建安七子
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
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
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
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经历了较常人更多的人生坎坷和磨难。他们以其不同凡俗的道德文章和社会文化行为,有力地影响着两晋文风、世风和士风。
但是,有关他们的一些史实,如七贤指的是哪七个人,竹林当作何解,竹林之游的起迄时间等,都有一些不同看法。本文梳理史实,详为考证,对竹林七贤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颇有影响的文士阶层。
他们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造诣,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他们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对魏晋文化的形成,对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他们,学术界一向多所留意,出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但也有一些问题尚待澄清,如竹林七贤之称、竹林所在地、竹林之游的时间、七贤何以有竹林之游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笔者有一些粗浅之见,发表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竹林七贤之称
七贤之称始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文选》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注引《魏氏春秋》亦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阮籍、嵇康等人同游于竹林,人数恰好和孔子所说的“贤者七人”相吻合,故时号“竹林七贤”。
稍后于孙盛的袁宏有一部《名士传》,他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于是又有了竹林名士之说。但是,袁宏所说的竹林名士仅有阮籍等六人,而不包括阮籍的侄子阮咸。因此可以说,竹林七贤之说自袁宏开始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魏氏春秋》记竹林七贤事仅“游于竹林”一语,太过简略。
比较而言,《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引《魏记》和《世说新语》,对竹林七贤的记载就显得详细一些。《魏记》这样写道:“谯郡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世说新语任诞篇》亦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虽非同郡同里,但因他们“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爱好,对当时的社会有大体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访,一见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把身外的险恶、世事的龌龊忘了个一乾二净。
根据《魏氏春秋》《魏记》和《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竹林七贤包括陈留阮籍、阮咸叔侄,河内山涛、向秀,祖居谯郡而寓居河内山阳的嵇康,琅邪王戎,沛国刘伶。这也是后世较为一致的看法。但据史料记载,参与竹林之游的还有另外两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们就是吕巽、吕安兄弟。
吕氏兄弟是魏镇北将军吕昭之子。巽字长悌,曾任相国掾,依附于司马氏,深得司马昭的宠信;安字仲悌,气慨不凡,不喜仕宦。二人与嵇康、山涛、向秀等有交往,尤其是吕安,还是竹林之游中的活跃人物。
吕安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与嵇康是好朋友,每当思念嵇康之时,不远千里,命驾从之;有时嵇康不在,其兄嵇喜想代替弟弟招待,吕安却是不屑一顾,宁愿独宿车中,也不与嵇喜来往。
待嵇康回来,尽兴方去。《晋书嵇康传》称:“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向秀与吕安也是好朋友,《晋书》本传说他“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
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浪游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的山涛,和吕安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晋书山涛传》载:
(山涛)性好老庄,每隐身自诲。与嵇康、吕安善。
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着忘言之契。吕安不仅与嵇康、山涛、向秀是好朋友,而且待嵇、阮等人会合后,他还参与了竹林之游。既预竹林之游,则其和竹林七贤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有人认为竹林七贤中王戎最小,竹林之游时,王戎方及弱冠,与众人年齿悬殊,名列七贤之中,恐非得当。
而吕安与嵇、阮等人情款,理应列名竹林贤士。此说与理可通,可惜史无此称,只好暂备一说。
吕安的兄长吕巽,原来与嵇康也是至交,正如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所云:“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
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后来,吕巽计淫弟媳,吕安欲告发,嵇康因是吕氏兄弟的朋友,从中调停,所谓“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不料吕巽出尔反尔,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
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嵇康与吕巽交恶在魏元帝景元中,竹林之游在此之前,就时间上推论,吕巽也有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不过,竹林七贤之说乃是取孔子“贤者七人”之意,故当时孙盛等仅举七人,如将吕氏兄弟列名竹林名士,虽无妨大雅,却有碍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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