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对书籍和读书人的迫害时时都在发生从未中止。类似“焚书坑儒”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既非第一次，更远远算不上最大的一次。史上大“革”文化之“命”的惨烈事历历可数，固不待言；而“焚书”更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即已发生：在商君教引下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韩非子?和氏》）如果我们重新查账的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其实真算不得十分严重。 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
  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书呆子型的博士淳于越直斥为面腴；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却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自商鞅变法后，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
  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秦始皇此举完全可以理解。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民间不许再收藏、传授《诗》、《书》、百家语，但博士职掌的这些书籍还是被保留的。
  “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唯法令可学，鼓励向“吏”学习各种法令。  此外，“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各种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也都受到保护。
   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但《诗》、《书》之类终究还是很好地得到了传存。《六国表序》：“《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秦始皇焚书令下，象伏生这样的读书人抱着简册就跑掉了。汉惠帝“除挟书律”后，文、景、武帝时各种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其称大宗者如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的孔壁书，河间献王搜集的古文书，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的古文书。
  汉以后《诗》、《书》等儒家经典更是发扬光大。   反倒是秦际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这些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灭绝失传。要不是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我们对古代伟大的实用技艺知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那张书目单上。
     秦始皇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虽属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儒生和方士事实上确实还是相当自在甚至可以说很活跃。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羡慕长生不死的“真人”，用侯生、卢生等方士以求灵芝仙药。  方士以无法交差而“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  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同样值得细细分析的一次事件。首先，令秦始皇愤然的候、卢、韩、徐诸生皆是方士。被逮着的诸生及其“传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或有些是儒生，但确确实实司马迁时代，并没有“坑儒”一说。
    《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其次，方士以所谓仙药诱惑人主并造谣诽谤，罪当杀。“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处置亦未见得有什么特别过分处；如果我们同样相信《史记》的话，比起长平之战大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来，堂堂始皇帝坑杀460余人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是两个实际影响并不算太大的事件，为什么会给国人世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固定地作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恐怕是后人作了手脚，进行了故意的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