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是袁世凯告的密?是康有为指挥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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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戊戌疑案
关于戊戌政变以及袁世凯告密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挖掘资料，考释论证，弄清楚了许多过去不甚了了的问题。由于牵涉到这个事件的资料繁多，而且多有相互矛盾之处（典型的就是关于袁世凯告密的问题），所以导致很多谜团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本文将着重就袁世凯告密与戊戌变法的失败的关系进行探讨。 1、 袁世凯是否告密？ 根据变法的两派的浪头人物康有为和袁世凯各自编写的资料来看，袁世凯告密是确认无疑的。
康有为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一书虽然被证明杜撰之处颇多，但是和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相互佐证，都明白无误的说明了袁世凯确实在和谭嗣同密谈后去告密了。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是在初三晚上（袁世凯在北京的寓所），而事变的时间，根据资料，目前史学界普遍认同初六子说。
因此，也就造成了目前对于袁世凯告密时间上的疑问。关于告密时间，现在流行的有三种说法，初四说，初五说和初六说。因为告密时间对整个结果没有太大影响，在此我就不再详加说明了。 2、 告密牵涉的内容？ 令人不解的是，初六日早晨，慈禧太后正式发布训政，居然只是下令缉拿康氏兄弟，而且罪状不是大逆罪，而是“莠言乱政”。
四天之后，即初十日才将戊戌六君子集体抓拿归案，并没有将谭嗣同这个谋反的主犯单独列出。事后，六君子的家属也没有因为大逆案受到牵连（按说封建社会这种罪属于顶级案件，随便来个诛连九族也很正常的。 在六君子被捕之后，保守派人物庆亲王居然也因为受人之托，让办案的人员设法开脱杨锐和刘光第。
如果按照传统说法，袁世凯是通过庆亲王告的密，庆王如何还敢为“大逆案”的涉案人员开脱？ 3、 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历史风云际会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能够有一群强有力的领袖引领历史的变革。
英国人等到了克伦威尔，法国人盼到了拿破仑，连小小日本都有维新三杰。可惜，那时领导中国的命运的，竟然只是有理想没能力，有权谋没智慧的康有为。现在看起来，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的有那么几点： a。
缺乏强硬的领导－光绪帝是一个懦弱的人。在对抗久谙政治黑暗的慈禧时，他缺乏必要的勇气和决心； b。 没有良好的助手－康有为完全不足以领导整个运动。
而光绪帝又没有依仗久经洋务的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李鸿章曾经希望加入强学会，居然被拒绝了，简直不知道强学会的头脑是干什么的。而所谓的变法帝师翁同和（这个字打不出来，郁闷），则根本是一个古董卫道士，根本没有革新思想。
c。 没有自己的武装－从后来康有为火急火燎地让湖南会党的领袖毕永年召集其手下包围颐和园来看，维新派居然手里一点兵权都没有。这直接导致了慈禧训政后，维新派鸟兽散的局面。
康有为居然没有研究一下日本维新的历史。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终于出现了历史的转机。 这种机会，本来应该由豪杰人物把握，可惜历史的重担却落在了康有为的身上，结果导致了一个无奈的结局。
袁世凯的背叛，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
本文将着重就袁世凯告密与戊戌变法的失败的关系进行探讨。 1、 袁世凯是否告密？ 根据变法的两派的浪头人物康有为和袁世凯各自编写的资料来看，袁世凯告密是确认无疑的。
康有为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一书虽然被证明杜撰之处颇多，但是和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相互佐证，都明白无误的说明了袁世凯确实在和谭嗣同密谈后去告密了。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是在初三晚上（袁世凯在北京的寓所），而事变的时间，根据资料，目前史学界普遍认同初六子说。
因此，也就造成了目前对于袁世凯告密时间上的疑问。关于告密时间，现在流行的有三种说法，初四说，初五说和初六说。因为告密时间对整个结果没有太大影响，在此我就不再详加说明了。 2、 告密牵涉的内容？ 令人不解的是，初六日早晨，慈禧太后正式发布训政，居然只是下令缉拿康氏兄弟，而且罪状不是大逆罪，而是“莠言乱政”。
四天之后，即初十日才将戊戌六君子集体抓拿归案，并没有将谭嗣同这个谋反的主犯单独列出。事后，六君子的家属也没有因为大逆案受到牵连（按说封建社会这种罪属于顶级案件，随便来个诛连九族也很正常的。 在六君子被捕之后，保守派人物庆亲王居然也因为受人之托，让办案的人员设法开脱杨锐和刘光第。
如果按照传统说法，袁世凯是通过庆亲王告的密，庆王如何还敢为“大逆案”的涉案人员开脱？ 3、 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历史风云际会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能够有一群强有力的领袖引领历史的变革。
英国人等到了克伦威尔，法国人盼到了拿破仑，连小小日本都有维新三杰。可惜，那时领导中国的命运的，竟然只是有理想没能力，有权谋没智慧的康有为。现在看起来，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的有那么几点： a。
缺乏强硬的领导－光绪帝是一个懦弱的人。在对抗久谙政治黑暗的慈禧时，他缺乏必要的勇气和决心； b。 没有良好的助手－康有为完全不足以领导整个运动。
而光绪帝又没有依仗久经洋务的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李鸿章曾经希望加入强学会，居然被拒绝了，简直不知道强学会的头脑是干什么的。而所谓的变法帝师翁同和（这个字打不出来，郁闷），则根本是一个古董卫道士，根本没有革新思想。
c。 没有自己的武装－从后来康有为火急火燎地让湖南会党的领袖毕永年召集其手下包围颐和园来看，维新派居然手里一点兵权都没有。这直接导致了慈禧训政后，维新派鸟兽散的局面。
康有为居然没有研究一下日本维新的历史。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终于出现了历史的转机。 这种机会，本来应该由豪杰人物把握，可惜历史的重担却落在了康有为的身上，结果导致了一个无奈的结局。
袁世凯的背叛，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 。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
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
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
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 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
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 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 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
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
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
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 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
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 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 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
康有为指挥失当：
1、首先是他把“推行维新变法”和“帮助光绪夺取实权”绑在了一起，原本很进步、很光明的出发点，被搀杂了很庸俗的宫廷内争因素。况且当时慈禧太后作为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是90%的大小官员认可的，很少有人会冒着个人被杀甚至使国家动荡的危险去破坏这个既成事实（稳定是上策。
先别说光绪对慈禧始终有畏惧，即使成功杀了慈禧，群龙无首的国家局面谁镇得住？列强可能又要趁虚而入！） 2、在全国推行新政，除了慈禧太后，还要一定数量的实力派人物支持。
康有为等人只知拉着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的一群青年嫡系为主体来推行主张；地方官员只有湖南巡抚一人支持。 对于最厉害的“三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维新派的做法是：或者主动拒绝人家好意（李）、或者在人家那里稍微碰了下壁就不愿进一步联系了（张，幕僚辜鸿铭曾劝张不要相信维新）、或者干脆绕开人家（刘），这样如何能获得大批的资金和精神支持？ 3、袁世凯正是看清了强弱对比太分明，所以肯定押宝在慈禧一方。
如果他不这样押，他就不是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枭雄，枭雄是善于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张弛有度的，而不是一味大义凛然如谭嗣同般（谭嗣同那叫烈士、壮士，这种人和枭雄虽同为杰出人物，但绝不是一类人）。
先别说光绪对慈禧始终有畏惧，即使成功杀了慈禧，群龙无首的国家局面谁镇得住？列强可能又要趁虚而入！） 2、在全国推行新政，除了慈禧太后，还要一定数量的实力派人物支持。
康有为等人只知拉着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的一群青年嫡系为主体来推行主张；地方官员只有湖南巡抚一人支持。 对于最厉害的“三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维新派的做法是：或者主动拒绝人家好意（李）、或者在人家那里稍微碰了下壁就不愿进一步联系了（张，幕僚辜鸿铭曾劝张不要相信维新）、或者干脆绕开人家（刘），这样如何能获得大批的资金和精神支持？ 3、袁世凯正是看清了强弱对比太分明，所以肯定押宝在慈禧一方。
如果他不这样押，他就不是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枭雄，枭雄是善于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张弛有度的，而不是一味大义凛然如谭嗣同般（谭嗣同那叫烈士、壮士，这种人和枭雄虽同为杰出人物，但绝不是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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