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捻军起义的时间
捻军起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从1851年(咸丰元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其领袖是张乐行。后期从1863年到1868年(同治七年),到1866年(同治五年)以后又分为东西两路,赖文光是东捻军领袖,张宗禹是西捻军领袖。 张乐行、赖文光和张宗禹,是捻军起义在两个时期和三个方面的代表人物,结合他们的历史事迹,这里将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和败灭的全程,作一全面的概括的叙述。
张乐行和前期捻军
捻军的前身是捻党。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在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四省边区,就已出现了捻党的活动,这是一种反对地主、官府的贫苦农民的组织,他们集合起来,打劫当铺和盐店,攻掠官吏和地主,进行杀富济...全部
捻军起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从1851年(咸丰元年)到1863年(同治二年),其领袖是张乐行。后期从1863年到1868年(同治七年),到1866年(同治五年)以后又分为东西两路,赖文光是东捻军领袖,张宗禹是西捻军领袖。
张乐行、赖文光和张宗禹,是捻军起义在两个时期和三个方面的代表人物,结合他们的历史事迹,这里将捻军起义的产生、发展和败灭的全程,作一全面的概括的叙述。
张乐行和前期捻军
捻军的前身是捻党。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在安徽、山东、河南和湖北四省边区,就已出现了捻党的活动,这是一种反对地主、官府的贫苦农民的组织,他们集合起来,打劫当铺和盐店,攻掠官吏和地主,进行杀富济贫、抗官杀差和围城释囚的斗争。
他们活动的特点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汇陈查办圩□折捻匪折》。《曾国藩全集》世界书局版,第二册,第781页。),即集中成捻,分散回家为民,是一种不定型的半武装组织。捻党的首领,初称“响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同治刊本,卷三,第9页。
),后称“捻首”,多是行侠尚义、打抱不平的人物。可以说,捻党是一种公开的反清结社,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农民运动的捻党,才发展成为武装起义的捻军。
张乐行即张洛行,淮北亳州雉河集(涡阳)张老家村人,1810年(嘉庆十五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他在年青的时候,在地方上贩卖私盐、聚众抗官,是清吏经常追捕的对象,遂成为著名的捻首。
1851年淮北一带已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各州府县都有捻党活动,张乐行和龚得树等人,就曾结捻聚义,破仓分粮,他们军队曾经攻破河南永城,这就是捻军起义的正式揭幕。
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派遣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这支部队路过淮北,于1853年(咸丰三年)6月7日占领雉河集,在北伐太平军的直接推动下,张乐行和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立等十八个捻首,在雉河集山西会馆里□血为盟,树立黄旗,号召农民起义,他们自称“十八铺聚义”,推举张乐行为盟主,这是捻军起义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捻军起义以后,清政府派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工部侍郎吕贤基和给事中袁甲三等赴皖攻捻。这时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正在进入高潮,地方性的农民起义遍地而起,清王朝虽到处催饷招兵,还是难以扑灭势如燎原的革命烽火。
不久,周天爵吓死在宿州王市集,吕贤基被太平军击毙于桐城,只剩下一个袁甲三到处流窜,仅足自保。
1855年(咸丰五年)秋天,各路捻军齐集雉河集,在山西会馆里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雉河集会议”。
会议决定:各路捻军统一编制,以张乐行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韩奇峰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侯士伟领红旗,是为捻军的五大旗。另外,河南夏邑黑旗捻首王贯三来会,是五大旗之外另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友军。会议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
据说捻军曾经建立国号为“大汉”,张乐行曾称“大汉永王”或“大汉明命王”(《张乐行自述》说他称“大汉永王”,此说不确,《自述》可能是经过清吏修改的。《豫军纪略》(《捻军》,第二册,第301页)说他称“大汉明命王”,此为孤证,亦不可信。
从现在发现的史料来看,“大汉盟主”之说是可以信赖的。)。会议用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发表布告,祭告天地,颁布行军条例,确定军事纪律。除了五大旗以外,由于人数众多,又扩充为各种镶边旗,八卦旗,水花旗等,各种旗色的捻军及其首领,都得到了适当的番号和职衔。
这次会议,使捻军由分散走向统一,由半农民半武装状态,发展成为一支正规的农民起义军。
1857年(咸丰七年)太平天国经过“杨韦事变”以后,石达开把安徽战场上的太平军精兵战将带走,致使陈德才和张朝爵困守安庆,李秀成困守桐城,陈玉成虽然活跃,同样无力挽回劣势。
从捻军方面说,河南巡抚英桂和袁甲三率清军从河南归德南攻,两次占领雉河集,张乐行不得不率部南征,在豫皖交界的三河尖栖止。就在这江南的太平天国和淮北的捻军,都感到力量孤单、难抗强敌的形势下,天王洪秀全决定转变政策,采取了联合捻军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他命令李秀成通过李昭寿和捻军的旧关系,与捻军进行谈判,达成了两军联合作战的协议。
这年三月四日,太平军和捻军会师于霍邱城外,捻军蓄发,受印信,改换太平军旗帜,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捻军领袖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苏添福被封为立天侯,张龙(后来叛变)被封为钟天福,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
两军结合以后,张乐行军与陈玉成军配合,曾在河南固始和安徽颍上等地作战,捻军后来被胜保和袁甲三清军围困在正阳关,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不得已于这年十月弃关南走,到达太平天国区域前沿的六安驻扎。
这年旧历年关,捻军在六安发生内讧。
以绰号“饿狼”的刘永敬和绰号“小白龙”的刘天台二人为首的蓝旗将领,自恃实力强大,反对和太平天国联合,不服从张乐行的统一指挥,有的人擅自率部北归,捻军内部的团结受到威胁。而张乐行和龚得树则坚决主张和太平天国联合,反对分裂。
于是,在盟主张乐行的默许下,龚得树以“反叛”罪名将刘永敬和刘天台处死,蓝旗将领不服,刘天福和刘天祥等率部北归。从此,捻军分裂为淮北和淮南两个部分,淮北捻军向山东和河南远征打粮,淮南捻军继续和太平天国联合作战,这就是捻军史上的“刘饿狼事变”。
1858年(咸丰八年)5月24日在胜保清军的进攻下,六安失守,张乐行率捻军由淠河北上,再沿正阳关水路东下,占领怀远、凤阳府县二城和临淮等地,建立基地,是为捻军在淮河中游的割据时期。在这里,捻军与太平军吴如孝部合作,继续与胜保、袁甲三的清军和苗沛霖团练作战。
1860年(咸丰十年)2月21日,捻军李大喜和张宗禹部一举占领苏北重镇清江浦(淮阴),是为捻军史上的“打清江、破淮城”。战后,太平天国对张乐行由征北主将晋封沃王,其全衔是“殿前北方统率天军顶天扶朝纲沃王谧千岁”。
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安庆失守,曾国藩的湘军反革命气焰大张,淮南各州县多被清军占领,安徽太平军与天京的联系通道被切断,张乐行部困守定远,陈玉成部退守庐州(合肥),他们无法南归,只好北上,向正在抗清的苗沛霖团练靠拢。
这年年底,张乐行部假道苗练区,北归颍上,陈玉成部也拟假道寿州,北征中原。1862年(同治元年)2月,陈德才和赖文光奉陈玉成命令,率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从庐州北上,是为西北太平军的由来。此军到达淮北后,曾与张乐行捻军、苗沛霖团练联合,进行颖州(阜阳)战役。
3月,胜保重来淮北,勾结苗沛霖叛变,陈玉成也在寿州被苗沛霖俘获,西北太平军北入河南而去,淮北地区的形势严重恶化,整个长江北岸,只有张乐行一支孤军,在雉河集地区依然坚持着,成为仅有的一块农民根据地。
1863年(同治二年)的年初,清王朝僧格林沁的内蒙古马队,在打败了鲁西北白莲教军,和河南归德的金楼寨军以后,开始从 河南南攻,企图扑灭捻军。3月,张乐行在强敌压境的严重局面下,未能率军远征,反而在极端愤怒的情绪支配下,采取了与敌人进行决战,硬打硬拼的错误方针,他以全部捻军二十万之众,与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于雉河集郊外,结果,捻军大败溃散,太平天国沃王张乐行被清军捕杀于亳州义门集附近的周长营,其他重要将领如苏添福、赵浩然和刘学渊等,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捻军主力覆没了,捻军基地雉河集和尹家沟失守了。
前期捻军战争的失败,使僧格林沁的军队兽性大发,大肆烧杀抢掠,仅以张乐行的故乡张老家村而论,从今存的张家族谱中可以看出,张乐行的上一辈老人、同辈兄弟和晚辈子侄,整整三代,很多人家被杀得断门绝户。
由于起义的失败,淮北人民遭到了残酷的屠杀,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前期捻军斗争结束了。
赖文光和东捻军
赖文光祖籍广东嘉应州,他是客家人,于1827年(道光七年)出生于广西桂平。
他原来是太平天国的将领,曾经参加过金田起义,天京建都以后,先在朝中任文官职务,后来弃文就武,到安徽前线成为英王陈玉成的部将,他曾经参加西征战役,在湖北镇守黄州,与淮北捻军张乐行部,有过初步的接触。
1861年安庆失守以后,赖文光随陈玉成退守庐州,这年冬天,他以军功晋封遵王。
1862年他作为西北太平军的主将之一,与扶王陈德才、祜王蓝成春等,率大军向西北远征,经淮北,向河南,入陕西,促成了西北回民起义在渭南的揭幕。
又与川滇农民军蓝大顺部在汉中会师,使太平军人数突增至十余万,声势大振,成为太平天国在西北的劲旅。这期间,他与在豫西地区活动的任化邦和张宗禹捻军,成犄角之势,并曾经联合作战。
1864年(同治三年)7月,天京失守前夕,西北太平军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正被僧格林沁和官文的清军,阻击于鄂东麻城地区,不能东下解天京之围。
天京失守消息传来,这支联军大受影响,士气低落,全军面临着崩溃的险境。不久,扶王陈德才兵败自杀于霍山黑石渡,□王蓝成春被叛徒出卖殉难,启王梁成富率部退往甘肃阶州(武都),赖文光、张宗禹和任化邦等军也败走豫南。
在这关键时刻,赖文光挺身而出,将几万留在江北的捻军,与少量保留下来的太平军,进行合并改编。赖文光与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等共同立下了“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63页。
)的誓言。捻军接替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事业,使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抗清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遵王赖文光领导下的后期捻军,易步为骑,组成庞大的骑兵队伍,以流动作战为主要的制敌战法,战斗力大大地增强,连战皆捷。
1864年8、9两个月内,一败僧格林沁追军于湖北罗田滕家铺,杀清将徐连□等,二败僧军于河南罗山苏家河,败清将成保部;三败僧军于罗山永安砦,杀都统舒通额等;四败僧军于光山人和砦,杀清将巴扬阿等。
连续几次大胜,使捻军军心开始稳定下来,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865年(同治四年)5月18日,捻军用千里急行军设伏歼敌的战法,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一举消灭了清王朝在北方的劲旅——僧格林沁的马队一万一千余人。
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重要将领和一些文职官员,全被击毙。这次大捷使清廷大骇,连忙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湘淮军北上攻捻。
曾国藩接任后,一反过去僧格林沁“狂奔穷追”的战法,采用“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等新的战术方针,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和江苏徐州四个地方,设置重兵,广储弹药和粮草,另在安徽庐州、山东兖州、河南归德等十三府州之地,只驻扎少量清军。
这就是重点设防区和次重点设防区相互结合,企图“变尾追之兵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另外,在运河,沙河和贾鲁河等河岸上,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工事,以阻击捻军,这是由“点”发展到“线”的防御,即所谓“布置河防”。
所谓“查圩”,就是以地主团练在农村实行坚壁清野,进行清查和登记,实行连坐法,以切断捻军和人民的联系,肃清所谓后方。军事布署既定,曾国藩乃以徐州为大营,坐镇指挥,以逸待劳对付捻军(《求阙斋弟子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二册,第15—23页。
)。
但是,赖文光领导的捻军,是只走乡村不攻城市。清军在城里驻扎,捻军在农村流动,各行其是,而捻军斗争却日益发展起来。捻军以马队为主,行走极速,动辄数百里,在军事上相当主动,把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运河防线相继冲破。
曾国藩的“重点设防”等战术遭到破产,加以湘淮军之间的矛盾,湘淮军与东军、豫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湘淮军官兵之间的厌战情绪日渐高涨,使曾国藩指挥不灵,屡次战败。“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
”(王□运:《湘军志·平捻篇》。)
1866年(同治五年)的秋天,捻军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为了在四川建立一个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政权,遂在河南许州举行会议,决定将捻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和鲁王任化邦率领,留在中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和幼沃王张禹爵率领,“前进甘陕,往连回众”,是为西捻军。
东西两支捻军结为,犄角,互相应援,以掀起华中和西北地区抗清运动的高潮。
与此同时,曾国藩下台,清廷改派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分别攻打东捻军和西捻军。东捻军此际声势正壮,于这年11月在湖北安陆府(钟祥)臼口镇,活捉清提督郭松林,击毙总兵张树珊,又一举消灭了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勇六千人。
1867年(同治六年)2月19日,捻军在安陆府臼口镇尹隆河,将淮军刘铭传部围住,击毙其总兵唐殿魁等,获得大捷。不料湘系鲍超部清军,猛攻东捻军之背,使大胜变为大败,这一役虽然是“淮军未有之挫”,给李鸿章以极大打击,但东捻军本身亦损失惨重,折损两万余众。
战前,赖文光对捻军将士们说:“今日斩刘(铭传)捉鲍(超),长驱西上,一入四川,据巴蜀之利;一上荆紫关,合张总愚(宗禹)攻陕西,洪大王事不足为也。”(《湖北通志》,《捻军》第三册,第186页。)然而,由于此役之败,赖文光仓促北撤,放弃了入川建国的战略计划,把流动战术变成了流寇主义,这是十分可惜的。
6月,东捻军由湖北,经河南,越贸鲁河和黄河而入山东,直指烟台。清道员潘□勾结英法侵略者,联合防守烟台,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连忙从天津派出洋枪队渡海来援。这时,李鸿章已在构筑胶莱河工事,准备把东捻军围歼在滨海区。
赖文光闻讯,遂立即撤军而西,8日突破所谓胶莱河防线,进入鲁中地区。当东捻军拟突破运河防线,再入河南时,清军在运河西岸构筑的长墙工事已经完成,加以大雨连绵,黄河水位突然上升,清军追击部队增多,东捻军中计陷入圈套,被围困于北有黄河,南有六塘河,西有运河,东有胶莱河的四方形地区里,无力突围而出了。
11月间,东捻军一败于潍县松树山,再败于赣榆地区,鲁王任化邦阵亡。12月初,在寿光南北洋河和巨□河之间,两军进行决战,东捻军大败,主力伤亡殆尽,主要将领如首王范汝增、荆王牛宏升等相继战死。
赖文光率领残部千余人,南走突破六塘河防线,沿途曾多次抢渡运河均未成功,只有继续南行。1868年(同治七年)1月5日,到达扬州东北湾头瓦窑铺,为淮军吴毓兰部击败,赖文光被俘,10日英勇就义于扬州。
东捻军还有几百人从这里渡过运河,进入安徽,旋亦被扑灭,东捻军的抗清斗争,至此宣告结束。
张宗禹和西捻军
张宗禹是张乐行的远门族侄,别号“小阎王”,安徽亳州雉河集张大庄人。
他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据说“备战有暇,手不释卷”,这是一位“婉和寡言,俨若静女,处事果断,遇敌英发”的农民将领。
咸丰初年,张乐行在淮北结捻聚义时,张宗禹年纪尚轻,为黄旗中一般捻首。1857年开始独领一军,转战于淮河两岸,曾被太平天国当局封赠为“太平天国御林真忠报国石天燕”。
1860年与李大喜合领三万人出征苏北敌后,获得清江浦大捷。1862年春天,张宗禹和任化邦奉张乐行之命,率领一军远征,到达豫西,和西北太平军配合作战。1863年初期捻军战事失败,陈玉成和张乐行先后殉难,于是张宗禹和任化邦的捻军,就成为后期捻军的基本力量。
当僧格林沁的军队离开淮北,前往山东时,他率部趁机回到雉河集,把张乐行的余部收拢起来,又亲手处死了出卖张乐行的叛徒李勤邦等,为他的叔父老沃王报了仇。1864年天京沦陷以后,张宗禹和赖文光的两支大军正式合并于豫南。
张宗禹在这期间,也以战功而被赐封为梁王。
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为二,互为犄角,共抗强敌。张宗禹和幼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等率西捻军入陕,计划联合西北回民起义军,掀起西北地区抗清运动的高潮,张宗禹就是这一支大军的最高领导人,这是西捻军在西北和华北独立作战的时期。
西捻军以六万之众,于1867年1月,在西安以东的灞桥十里坡,一举消灭了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杀提督萧德扬和杨德胜等,取得了入陕的第一次胜利。十里坡战役后,清廷连忙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负责入陕攻捻和攻回军事,但这时东捻军正在湖北作战,左宗棠被阻于汉口,无法西上,只好派部将刘松山率其楚军入陕,于这年旧历年关到达西安。
2月,西捻军与刘松山部大战于西安郊外,西捻军失利,遂渡渭水而北,原拟与西北回民军联合抗清,但却未能很好地联合起来,甚至还发生过一些不必要的龃龉。
10月,西捻军进军陕北,在中部大败刘松山军,杀其将李祥和,并在宜川云□镇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驻兵把守,屯积军资,然后以主力入陕北,连占绥德、安寨、延川诸县城,取得陕北战役的胜利。
12月,张宗禹在绥德得到东捻军紧急求援信,知赖文光、任化邦等在山东运河东岸陷入敌人重围,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诺言,张宗禹决定率西捻军深入北京畿辅地区,冒极大的危险,以深入虎穴的姿态,把所有山东战场上围困的清军,吸引到自己的身旁,以解救东捻军的危局。
1867年12月,西捻军张禹爵率领突击队,乘夜由陕西宜川壶口,踏黄河冰桥而渡过,击败了山西巡抚赵长龄和河防守将陈□的守军,迅速占领山西吉州,经乡宁、临汾和垣曲等地,越太行山、王屋山从小路而入豫北济源,再由怀庆、新乡等地入冀南,复沿河北中部连夜北上。
这支大军极其神速地经顺德、保定和易州,一直到达北京近郊的芦沟桥,继北伐太平军之后,清王朝又一次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危境。京师危急,这就使一切反动派都忧心如焚,清廷以各路统兵大臣勤王不力,而将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严加申饬,湘军、淮军、东军、豫军、皖军等清军统帅,都慌了手脚,他们日夜北驰,进京勤王,其中只有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东军跑得最快,他几乎与西捻军同时,狂奔到北京郊南仓惶布防。
但是西捻军来迟了。当这支大军到达豫北之后,东捻军业已覆没于扬州,遵王赖文光和鲁王任化邦已经殉难,但张宗禹无从得到确信,继续北进,这就使正确的战略变成了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西捻军到达芦沟桥时,以大雾迷漫,行军不便,临时决定延期对北京举行围攻,时间过了两三天,而各路清军业已云集京师内外,失掉战机,遂使西捻军处于敌人四面围困之中,只得突围南下。
西捻军是英勇善战的。1868年3月,经过冀中破围苦战以后,幼沃王张禹爵牺牲,这支大军又重归豫北,并于4月间从山东东昌李海务渡口抢渡运河而东,进入直隶山东交界地区,打算在这个地区筹粮、扩军、休息和整顿。
在这里,西捻军曾几次沿运河北上进攻天津,但为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洋枪队击退,遂在渤海之滨暂时休整军队。
当西捻军进入直东战场后,李鸿章立即用围歼东捻军的方法对付西捻军。清军在运河西岸构筑长墙工事,把黄河北岸船只一律南调,在天津以南的减河,同样构筑工事,并由淮军、东军和洋枪队等分别把守河防,又派出部队进入直东地区为游击之师,与西捻军周旋。
7月,清军河防工事落成,适逢大雨连绵,黄河、运河水位上升,加以这里河流纵横,地势低洼,顿成泽国。对于西捻军的马队来说,地区的缩小和泥泞的土地是极其不利的。而且清军频繁的阻击,地主团练封锁村寨,使农民军无从得到农民的援助,粮食问题日益严重。
7月26日商河大战,31日济阳玉林镇大战,在这两次决战中,西捻军损失惨重,妇女、儿童和辎重,以及大批人员的被俘、被杀和散失,使它的主力覆没了。它曾经多次抢渡运河,始终未能如愿,只留下数千残军,在张宗禹的率领下,作最后的苦斗。
1868年8月16日的山东茌平南镇之役,是捻军史上的最后一战,这一次西捻军全部被击溃,张宗禹部下的将领和他的家庭成员全部壮烈牺牲,只有张宗禹本人率十余骑突围而出,走至徒骇河边,他本人“穿秫凫水,不知所终”(《涡阳县志》民国刊本,卷十五。
)。
西捻军的覆没和张宗禹的失踪,标志着从咸丰初年起义以来,转战北中国各省的捻军战争的结束,这次农民起义终于失败了。列宁在《给农村贫民》中论述到俄国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道:“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这是无知的不觉悟的群众起义,起义没有确定的鲜明的政治要求,就是说没有改变国家制度的要求。
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这次起义没有准备。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是因为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同城市无产者结成联盟。这就是第一次农民失败的三个原因。要使起义能够胜利,就要使起义成为自觉的和有准备的,就要使起义普及全俄,并且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
”(《列宁全集》第6卷,第385页。)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条件所限制,捻军起义同样没有鲜明的政治要求,没有改变国家制度的要求,没有发展成为普及全国的抗清运动。特别是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还仅仅在萌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仅仅在开始形成,捻军只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它还不可能得到城市里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
面对着与外国侵略者日益勾结,并得到他们支持与武装的封建王朝,却依然应用着旧的传统、旧的武器和旧的思想方法去作战,其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捻军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捻军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初期,它上接白莲教的川楚陕起义,下接太平天国革命,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捻军起义在华中一带,使江南的革命烽火,延烧到华北和西北,曾经起过桥梁的作用。捻军是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屏障,又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继承者,它曾经使这次革命绝而复续者四年。捻军是西北回民起义的推动者,又是它的同盟军,客观形势的要求,曾经使他们互相结为犄角,形成共抗强敌的局面。
捻军是北方地方性农民起义的中心,它是这些农民战争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捻军起义曾经反对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官僚豪绅的压迫,它严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曾经坚持斗争十八年,在十个省的范围内进行了活动,并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先驱。
它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最后一次伟大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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