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常识

月和秋有关的文学常识?大家知道就多告诉

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 正如尼采把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上升为形而上学一样，我认为，与充满阿波罗理性光照的西方文化与文学相比，中国文化更象月亮，中国文学则是夜色朦胧的月亮文学。追溯到中国神话中，就是著名的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于是，柔和的月亮便成了中国人理想的缥渺的仙境，这个仙境也就是中国文学追求的佳境；而太阳则以其暴烈而为人所躲避，所以中国诗歌中很少太阳的意象，甚至民间也把暴君与暴日相比。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杜撰，凡是对中西文化有深刻反省的人，几乎无一不感到中国民族的阴柔性格与西方民族的阳刚性格。 鲁迅曾以西方刚直、主动、独立、好动与好斗的阳刚文化精神对中国以家为本的柔弱、圆曲、好...全部

  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 正如尼采把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上升为形而上学一样，我认为，与充满阿波罗理性光照的西方文化与文学相比，中国文化更象月亮，中国文学则是夜色朦胧的月亮文学。追溯到中国神话中，就是著名的后羿射日，嫦娥奔月。
  于是，柔和的月亮便成了中国人理想的缥渺的仙境，这个仙境也就是中国文学追求的佳境；而太阳则以其暴烈而为人所躲避，所以中国诗歌中很少太阳的意象，甚至民间也把暴君与暴日相比。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杜撰，凡是对中西文化有深刻反省的人，几乎无一不感到中国民族的阴柔性格与西方民族的阳刚性格。
  鲁迅曾以西方刚直、主动、独立、好动与好斗的阳刚文化精神对中国以家为本的柔弱、圆曲、好合群、好安宁与好粉饰的阴柔性格，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郭沫若也说：“中国人的好服从，中国人的好依赖，中国人的好小利，中国人的好谈人短长，中国人的除了家事以外不知道有国事，……这些都是女性的特征，然而不已经完全都表现到男子的性格上来了吗?” 林语堂说：“中国人的心灵在许多方面都类似女性心态。
  事实上，只有‘女性化’这个词可以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女性智慧与女性逻辑的那些特点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特点。中国人的头脑，就象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他们对谚语很感兴趣，它象妇女的交谈……” 孙隆基说：“中国男性有女性化的倾向”，“象中国人这种女性化了的男性，往往也是被弱化了的男性……” 　　中国阴柔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月亮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应该说，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塑造起作用最大的，要数孔子和老子。
  孔子礼教的根本，是以忠孝与慈爱双向和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按中国的阴阳观念，夫为阳，妇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君为阳，臣为阴。于是，在君主这轮太阳面前，全国人民都是月亮，都应该躬行“臣妾之道”。
  尽管孔教是站在“阳”一面说话的，但是，正因其站在“阳”一面说话，所以才让全国臣民安于家庭、本分、老实、合群、依赖并感恩于太阳的光芒（皇恩浩荡），而不能刚硬、主动，独立、好斗以致“犯上作乱”。尽管孔教是“刚、仁”并举，以“刚毅木讷近仁”，推崇“君子以自强不息”，而且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也是一个勇士，但是后儒阐发的并非是儒家刚的一面，相比于颜渊、曾参，子路也没有获得什么地位。
  因此，总的来看，儒家并不置重刚直僵硬的外向性格，而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内向性格，以含而不露、温文尔雅为君子的理想人格，以“温柔敦厚”为诗教。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才以“柔”释“儒”。 　　沿着“儒者，柔也”的路线。
  老子进一步塑造了中国阴柔的民族性格。正如孔子以安静为“仁者”的特征，老子让人守静而去动，以“清静为天下正” 老子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静”的妙处：雌性之所以经常战胜雄性，就在于安静而居下 。老子认为，要想静而不动，就应该自然无为、雌退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否则，“揣而锐之，不可常保”， 因为“枪打出头鸟”。
   于是，只有象雌性那样处于沟谷的地位，才能达到了永恒的道德：“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因为只有委曲才能 保全，只有卑下才能充盈：“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
  ” 这就是“反者道之动”：你想做上上人就要有下下德。因此，老子便大谈柔弱的妙处：“弱者道之用”。老子最爱用水作比喻来说明柔弱之妙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柔弱不争，甘愿向低处流，甘居最卑下的地位。
  然而，按照“反者道之动”的原理，由于水太柔弱了，“抽刀断水水更流”，所以谁也奈何不了水。相反，滴水能够穿石：“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故“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总之，“梁弱胜刚强”。
   这也就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弱胜强”。 　　西方人自古就具有善于征服的刚强性格，古希腊人征服爱琴世界并以武士建立城邦，贵族出于武士，所以希腊人不仅崇尚智慧，而且特别推祟刚勇。
  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给柏拉图以及后来的浪漫派以持续不断的灵感。苏格拉底的殉道精神，柏拉图对勇力的推崇，中古骑士置重勇敢的传统，表明了刚勇在西方人格建构中的显赫地位。基督教特别瞧不起“文士”，而推崇“有权柄的人” （类似后来尼采之所渭“权力意志”）。
  因此，基督教的坚信精神，基督以生命和鲜血为众人赎罪的殉道精神，是刚硬僵硬而没有多少弹性的文化品格。而反传统的浪漫派更强调意志的强力，从而把西方阳刚的文化性格推上了极峰。因此，与中国人的合群性、依赖性相反，西方人具有人格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中国人礼让、雌退的被动性相比，西方人具有勇于进取的主动性、勇于占有的攻击性，甚至是侵略性；与中国人以家为本的好安宁、好静的民族性格相反，西方人具有走出家庭的冒险精神。
  中国人象女性一样爱粉饰，好面子，注重含蓄性，从而造成了弹性的文化品格；而西方人则率直、外露，具有刚直僵硬的文化品格。 　　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对事物进行精确的科学分析，而善于直观地把握“现实的总和”。
  因此，中国人擅长总体的模糊直观，直觉思维比较发达；而西方人擅长科学，逻辑和思辩能力强，理论思维比较发达。中国人的思想品格是庸常的（中庸之道），理论联系实际的，胸膛是贴紧大地的；而西方人则欲超越大地，思想的翅膀直欲飞向崇高的蓝空。
  中国人的理性也是一种“历史（经验）加情感（人际）的理性”（李泽厚语），而不象西方的科学分析理性以及脱离了感性而在超验的理性王国自由翱翔的思辩理性。因此，实用技术为中国人的智力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但是，具象较之抽象、直觉感悟较之逻辑分析，更接近艺术。因此，中国人那种模模糊糊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本身，美学的色彩就大于科学的包彩。正如歌德所说的：“妇女的天性就是这样，它跟艺术非常接近” 因此，与西方阳性的分析的科学文化精神相比，中国阴性的综合的艺术文化精神是外化于一切方面的。
  林语堂说：“一个中国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个抽象体，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个可变通的量，应该具体地运用到某一个人身上”，所以“中国的司法是一种艺术，不是科学” 海外的文化研究者指出，中医也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
   　　我们再回首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太阳主动地发出热烈的光芒，使万物澄清于光明之中，骚动于白昼之中；它以理性之光驱除了模糊与混沌，委婉与含蓄；它以真实的光束充塞了世界，撕破了一切粉饰的面纱，给万物以明晰性、确定性和个性……这不正是西方文学所追求的真实而崇高的境界吗？西方文化的明晰性，西方逻辑体系式的文学批评，难道不令人想到太阳的太芒吗？与此相反，月亮被动地发光，柔和、宁静、清爽，使万物笼罩在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夜色之中，同时也给一切丑恶披上了一层幽玄的天衣，在月光下，一切事物都显得优美、飘忽而没有定性……这不正是中国文学所追求的含蓄、蕴籍、清逸、淡远、宁静、空灵、妙悟的艺术境界吗？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国印象感悟式的文学批评，难道不令人想到朦胧的月色吗？甚么“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甚么“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甚么“水中之月”、“镜中之花”，“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不仅如此，象“气”“风骨”“神韵”“滋味”等等批评概念，都难于进行语义分析，而只能靠直觉体悟。
  体悟是因人而异的，因而就很富有弹性、随意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朦胧性。而西方的文学批评总与时代的科学水平相联系，具有确定性和逻辑性。 　　中西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的特征，表现在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类文体中。
  我们先看戏剧。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也综合了中国月亮文学的许多特征；从戏剧故事和人物上看，首先令人感到的是“阴盛阳衰”。从元明到清代，只有《水浒》戏中的李逵、武松与三国戏中的关云长等个别人物，尚有些阳刚气，但也正如孙隆基说的：这些人物是不近女色的“中性人物”或“无性人物”，而且沈璟的《义侠记》中的武松，经常感慨君恩未报，在逼上梁山后述日夜盼招安，躬行的也是臣妾之道。
  而大部分好戏曲所表现的都是“阴盛阳衰”。这些戏曲中的女主角，或者表现出一种女性的坚贞，这种坚贞使得男性自愧不如（《秋胡戏妻》中的梅英，《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或者能够“以柔克刚”，而其法术不是心计（《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就是孟姜女式的泪水（《窦娥冤》中的窦娥）。
  相比之下，戏曲中的男主角是那么微不足道，女性气十足。甚至《梧桐雨》中的唐明皇、《汉宫秋》中的汉元帝，也是一派悲秋落泪式的女性情调，简直与魏文帝的思妇诗《短歌行》是一种情调。而象梁辰鱼《浣纱记》中的高人范蠡，则晓得功成身退的雌退软缩道理。
  中国戏曲中男性的主要形象，恐怕还是《西厢记》中的张君瑞这类“白面文弱书生”，他们在舞台上的扮相住往是唇红齿白，面泛桃红，用一种尖细的女声演唱，道白也是柔声细气，并伴着扭捏的女性姿态。特别是中国戏曲中的角色反串，譬如京戏中的男扮女装，越剧中的女扮男装，令人感不到一点阳刚气。
  从布景和舞台动作上看，中国戏曲也是虚拟的，非常富有弹性、随意性和模糊性。与此相反，从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洛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忍受着苦难与宙斯的抗战，到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杀父妻母；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到易卜生的《勃兰特》的“A1l or nothing!”——“不能完全，宁可没有!”以及《国民公敌》中以个人独战多数，阳刚的文化精神一直占居主导。
  从布景与舞台动作看，西方话剧也是以写实的明晰性为主导的。 　　我们再看小说。中国小说中的英雄，按老子“曲则全”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训，以能够忍受屈辱为理想，否则就不免被讥为“不识时务”，而“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丈夫能曲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就成为中国英雄的美德。
  象韩信少时辱于胯夫，张良受兵书时辱于长者，甚至周文王为姜子牙拉车，都是中国小说所乐于描绘的。在《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中，诸葛亮、吴用（智慧）与张飞、李逵（刚勇）之所以对刘备、宋江服服贴贴，就因为刘备、宋江有合群的力量，而其法术则是“温柔敦厚”，善于用泪水感化人，也就是“以柔克刚”。
  中国小说中理想的“高人”’一般应具有忍让大度、功成身退的襟怀（范蠡、张良等），否则就会受害遭殃。中国小说为表现英雄人物或理想人物所选择的事件，也不是主动性和进攻性的，而是礼让雌退的，如萧何月下迫韩信，刘备三顾茅庐。
  中国的理想军师在出好主意的时候，也往往不先开口，而要等别人来问。不过，中国月亮文学的代表，在小说中要数《红楼梦》了。正如老子赞美软弱温柔的水性，宝玉把男人比作泥土，而赞美女孩儿象水一样清爽。于是，宝玉就象迷恋花丛的一只蝴蝶，为鲜花之盛而心醉，为落红之局而悲苦。
  大观园作为宝玉迷恋的大花园，也就是一个女儿国。《红楼梦》中的人物，也都是弱质型的，宝玉是文弱书生，宝钗也不离药物，黛玉几乎就是药物培植起来的一根纤细怕风的水草。于是，流泪、吐血，就使《红楼梦》笼罩在一种阴柔纤弱的艺术氛围中。
  与此相反，从中古骑士传奇到现实主义小说，理想的主人公往往是与众不同的，甚至是独战多数的的强者。作为西方小说的灵感来源，希腊史诗中的大英雄都是勇敢的具有荣誉感的强者。中古的骑士小说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一是他们对女性的衷情，那种执着的追求，一是骑士的无所畏惧的勇敢和对荣誉的看重，因为任何对骑士荣誉的伤害受都可能导致决斗。
  这种阳刚的文化精神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中也被发扬光大着。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据说是概括了一代觉醒者的典型，而毕巧林那孤立无援的个性精神，使他不断地与人群发生冲突，他热切追求的女性到手之后就是厌腻和更深重的痛苦，后来他如骑士一样站到了与人决斗的位置。
  斯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与巴尔扎克诸多小说笔下的拉斯蒂涅，充满了主体意志的扩张性，性格上的侵略性，对所追求的女性的占有性。在纪德、黑塞、萨特、加缪等现代作家的笔下，这种文化精神在痛苦的呻吟中仍发出强力的雷声。
  加缪《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毕巧林。而在萨特的小说中，我们既发现一个人在“别人就是地狱”的厌烦中莫名其妙地枪杀同类，也看到在牢狱中即使不再为正义感所动的时候那种仅仅为了自己的意志而不屈服的人物。
   　　诗歌是以广义的意象取胜的，而朱光潜曾经对中西诗歌所采用的不同自然意象有一个简明的比较：“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由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固然，中国也有写日的诗歌，特别是屈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虽九死其尤末悔”的《离骚》，就出现了对太阳意象的神话描写；但是与西方浪漫派诗人的个性精神相比，屈原也显得富有依赖性，当他依赖的楚王不用他“帮忙”时，他只好发牢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这与富有依赖性的女子对遗弃她的男主人的感情几乎相似，所以后世经常以屈原笔下的“香草美人”，来比喻不被君主重用反而被其疏离的文臣。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说《离骚》充满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 而且比起少之又少的写日的诗歌来，中国写月的作品几乎多得不可胜数。你看，“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杨柳岸，晓风残月”；你听，“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明月别枝惊雀，清风半夜鸣蝉”；你听，“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此刻，不由得你不感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但事实上，天地并非“有大美而不言”，天空中雷鸣电闪，狂风暴雨；大海里波澜壮阔，时处有惊涛骇浪；山峰高入云天，陡峭欲裂，石崩或雪崩在吞没着行人；而岩浆在地下奔突、运行，一旦发作，“玉石俱焚”……。
  这些西方诗歌中乐于描绘的自然，在中国爱夜的月亮诗歌中是比较少见的。这那里比得上我们女性化的“春江花月夜”呢？你看，即使“连海平”的“春江潮水”，也显得那样柔静、美好…… 　　中国文学是偏于阴柔的月亮文学，但是，追求“西化”的“五四”文学革命却以西方的太阳文学对中国的月亮文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陈独秀说：“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论空无……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因而呼唤新青年的自强性和抵抗力。 鲁迅则以拜伦、尼采等“摩罗诗力”对中国诗歌（包括屈原）进行了整体性的否定。于是，受西方影响的太阳诗歌在中国新诗中大量出现了，这是中国传统诗歌所没有的现象。
  郭沫若《女神之再生》一诗的结尾就出现了近10次太阳，《我们在赤光中相见》中出现了3次太阳，而只有14行的《太阳礼赞》就出现了10个太阳的词汇，其中8个是一口气喊出来的。中国传统诗歌在表达思乡之情的时候，几乎都用月亮的意象，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闻一多的《太阳吟》则是借用太阳的意象来表达远在海外的游子思乡之情，而且在36行诗中太阳一词竟然出现了24次。
  艾青的诗歌中太阳的意象非常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太阳》、《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等，都是新诗中的佳作。尤其是《太阳》一诗，不但大气磅礴，而且韵味无穷： 　　从远古的茔墓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 　　当然，如果从更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着眼，那么，阴柔与阳刚并不代表价值的优劣。
  过于阴柔的民族性格容易导致忍从、内向和封闭，面对外来的挑战而无力迎战。中国的民族性格虽然和西方文化相比显得阴柔，但是在上古和汉、唐时代还具有雄健的性格，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阴阳调和，但是自宋代之后，民族性格就越来越内心、封闭和阴柔，以至于到了近代不堪西方列强的欺凌，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方阳刚的文化性格冲击中国阴柔的文化性格，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过于阳刚的民族性格，又容易导致无休止的攻击和占有，从而导致霸权主义和对其它民族的欺凌乃至侵略。因此，中西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阴阳调和，应该是中西乃至各个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想。
   秋天的情怀 -------------------------------------------------------------------------------- 强于 2004-11-21 发表在散文 有人说过：“秋，是属于男子汉的季节。
  ”那么 ，想成为男子汉的朋友，你知道秋天有怎样的情怀么。 （一） 没有什么能比秋天的天空更辽阔了。在那浩瀚无垠的天宇下，人一如炎眼阳下一粒小小的水珠，总有一种被净化要升腾的感觉。
  世界上最博大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博大的是长空。想成为男子汉的朋友，你的胸怀敢与秋日的长空比比么。有没有它那么辽阔？ （二） 飒飒金风游戈于树间。
  经过夏雨的洗礼，小小的蒲公英，怀着对大地母亲最深挚的爱，带者夏天里花儿的梦，举起白色的小伞开始艰难的征程。他们要在大地上生根，发芽孕育新的生命。他们知道，使大地充满生机是自己的责任，大地的美丽就是他们的意义。
  一个真正的好男子应该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勇于承担责任。 （三） 任重道远啊，男子汉们。但是别怕让我们去瞧瞧深秋的树，是怎样的无助阿。
  叶儿再不能抵御寒冷，再不能给一丝丝温暖。风却来了，呼呼呼，雨却来了，沙沙沙，一层秋雨一层凉。但树却依然挺立，布满了累累伤痕。光秃秃的大大小小的枝桠如投枪一样直刺苍穹，迎接挑战。 想成为男子汉的朋友，难道你从这哟内勇士的身上，看不出男子汉应有的气魄么？ （四） 秋，一个洋溢着个性的季节。
  秋天的个性和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它没有春天的稚嫩，它也没有夏天的狂放。它成熟开朗，趁沉甸甸的果实和金灿灿的田野展示着它的气质和胸襟；它坚韧果敢。这就是秋天的个性。 秋天的个性造就了秋天的情怀：博大，热烈，沉毅。
  真正的男子汉就该有这样的情怀。哦，秋天的情怀，拥抱这属于你们的自己的季节吧。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