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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西口 

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迁移 走西口、闯关东那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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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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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的人类迁徙,其中“闯关东”历经的时间最长、经历的人数最多。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先后有3000多万人相继踏上关东大地。
  这种历史鲜见的移民现象被称为“闯关东”,是中国乃至世界移民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活动。   “闯关东”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
     清王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严令禁汉人出关,但屡禁不止,流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即山海关),或北渡渤海”,不顾身家性命,多方冒险“闯关”。“闯关东”即由此而来。  1860年(咸丰十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始向流民敞开。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居高不下。1927、1928、1929连续三年超过百万。   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或更能深入到流民生活的深处。
       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中,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每逢大灾之年,总会有“闯关东”的巨浪涌起。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  “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照史书上的话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荒”居首位。
     1860年山海关大门敞开后,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往东北。“当时的奉天、锦州二府,荒地很多,稍加开垦,即成膏腴良田。  ”《胶澳志》记载说,“每逢冬令,胶济铁路必为移民加开一二次列车。
  而烟潍一路,徒步负载,结队成群,其熙熙攘攘之状,亦复不相上下。综计一往一来,恒在百万以上……且多货其田庐,携其妻子,为久居不归之计。”由单身到全家,由“候鸟”到移居,这是一种渐进的转化。   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
    ”但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
     “闯关东”浪潮不仅使东北“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使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了。
     “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苍凉凄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久为人所熟知。“西口”,是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流民走过西口,过了长城,就可以到达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谋求生计。
    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走西口”成为华北流民西进求生的代名词。   “走西口”的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这里灾害频发,生存维艰。民谣唱道:   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   天无绝人之路。一“墙”之隔的“口外隙地甚多”,无疑是一条生路,这就难怪“直隶、山东、山西小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了(《热河志》)。     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少,沿途白骨累累。
  山西北部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代表着所有客死的孤魂,祈望他们能够回乡……   “走西口”的流民在口外,什么活都做,而受雇重新实现与土地的结合,依然是他们愿望。
    山西就有“走不完的西口,打不尽的连成(当长工)”之说。   1691年(康熙三十年)后,清朝连续对准噶尔部用兵,为就地解决粮草供应,在蒙古地区“募民田作”。清政府在内蒙古草原上圈占的大片牧场,都亟须汉人去耕作。
  流民于是有了“用武之地”。康熙、雍正以来实行积极招垦政策,给流民以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机会,有一部分流民从而获得小块土地。  《清高宗实录》记载:“古北口至围场一带,从前原无民地,因其处土脉肥腴水泉疏衍,内地之民愿往垦种,而科粮甚轻,故节年开垦升科者三千余顷。
  ”清末民国时期推行放垦,一部分流民交付了“押荒银”,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土地证”,获得了土地的永租权,成为小自耕农。   农业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庞大的“走西口”队伍中,还始终活跃着一批商贩。
    旅蒙晋商巨擘“大盛魁”就是这样由肩挑小贩起家,直到发展成为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无能力独立经营者则因熟悉路径,深谙口内外行情,常常为大商人、商队、商铺当伙计,运送货物,挣卖命钱。
     “走西口”流民潮持续了300年,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  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
     海外谋生“下南洋”   在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
  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下南洋”成为堪与“闯关东”、“走西口”相媲美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样有“推-拉”合力的驱动。
    推力方面,“经济压迫”是最具有能量的“激素”。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拉力方面,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中,劳动力的需求量旺,供不应求,就业机会正多。
  而且,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植者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植者;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
    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少流民“甚或自鬻以求至其地”了。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
  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  ……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
  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华工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
  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数即达25510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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