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翠翠的爱情为什么会以悲剧结束?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 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全部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
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
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
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
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
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
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
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写到这儿，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笔下另一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萧萧，她十二岁就做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并怀了孕。
发觉后要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诀发卖 ，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延搁了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别处了。
十年后，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全家又忙着给大儿子迎取媳妇，又一个“萧萧”走进了这个家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使她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
除一度曾朦朦胧胧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人安排。翠翠较之萧萧有了更多的生命自主权，但她较之《长河》里的夭夭相比又有着不同之处。让我们给这位夭夭一个镜头来认识一下这位女孩：“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
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这是一段夭夭在察颜观色中机警地与虎视耽耽的保安队长周旋的场景 ，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夭夭刚中有柔、镇定自若，她已具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和反抗性。
夭夭的生命中已生长出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而这点上翠翠显得比较弱小，反抗的力量还不够，似乎还缺少着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她只有坚贞地等待，勇敢地接受，没能大胆地走出去，但她展现了她自己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沈从文的乡村题材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他反映的大都市生活的小说世界里：《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合了笑与泪；《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
……在所有的这些场合，人变成了非人。翠翠和这些上层人物相比，是这般的清纯与美丽，天真与善良。她烛照着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反衬着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沈从文也借此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
总之，翠翠是一位清纯可爱的乡村女孩，是美的化身。
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她是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也通过翠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无情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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