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制度有什么意义？

刑事回避制度的观念更新与改革有什么意义？

回避制度是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的回避制度，在中国却没有引起法学界足够的重视，表现在学理上关注不够，实践上探讨很少。今天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不外是程序公正。 然而他们却忽视一个基本问题：程序公正作为一个宏观课题，固然应当是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但是，程序公正是由一系列制度、规则的公正以及权利义务的平等构成的，离开微观问题和局部的公正，就没有诉讼制度整体上的公正，也就没有程序的公正。 正如贺卫方先生所说：“制度建构也仿佛积薪，需要累积性的努力。如果具体制度的建设长期被忽视，只是一味地寄希望于所谓根本性的改革，那么改革充其量只能获...全部

   回避制度是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的回避制度，在中国却没有引起法学界足够的重视，表现在学理上关注不够，实践上探讨很少。今天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不外是程序公正。
  然而他们却忽视一个基本问题：程序公正作为一个宏观课题，固然应当是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但是，程序公正是由一系列制度、规则的公正以及权利义务的平等构成的，离开微观问题和局部的公正，就没有诉讼制度整体上的公正，也就没有程序的公正。
  正如贺卫方先生所说：“制度建构也仿佛积薪，需要累积性的努力。如果具体制度的建设长期被忽视，只是一味地寄希望于所谓根本性的改革，那么改革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表层的成果”(注：贺卫方：“司法改革中的上下级法院关系”，载《法学》1998年第9期，第42页。
  )就此而言，探讨和研究刑事回避制度对于保障实体公正以及程序的公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对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理念基础之反思 中国刑事回避制度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传统诉讼理念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并依此理念基础设计了中国刑事回避制度。
  客观地讲，中国的刑事回避制度以“自然公正”作为其理念基础是正确的，其具体制度设计在体系上也较完善，但为何在司法实践中却极少得到适用，又产生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呢?我想这正是我们大家应该深思之处。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回避制度产生的诸多问题，固然有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其在理念上过于重视西方“自然公正”原则对中国刑事回避制度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刻影响。
  立法者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定位中国的法治建设，本身就犯了原则性错误，从而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以至现行刑事回避制度在中国缺乏适用的土壤。正如梁治平先生曾称的那样：“法律与社会脱节!法律与文化脱节!这就是当代中国法的基本性格，也是当代中国法的最大困境。
  ”(注：梁治平著：《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65页。)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不可避免的对后世中国的方方面面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了本文行文方便，本文仅谈一些对回避制度有影响的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实行家庭本位，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纽带”，(注：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而且中国古代国家就由若干宗族组成的，而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以所谓“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的单纯地域组织组成。这一传统直接作用就是：在当代中国人们极其重视血缘关系，人情关系极其复杂，血缘、人情在人们心目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司法实践中“人情重于法”现象层出不穷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但中国的这一民族传统却未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反观中国现行刑事回避制度关于回避理由的规定，只把必须回避的对象仅限于当事人或近亲属，该规定的必须回避的亲属范围太窄，忽视了中国的现实国情，这样在适用中不出现问题反而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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