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性格如何?
北京人与上海人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 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 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全部
北京人与上海人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
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
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
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
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
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的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蹿来蹿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
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30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
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呢?能怀的又是什么呢?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
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四之一)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
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
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
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便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
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
“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神而远之”。
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
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了。
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劭。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
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
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
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
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四之二)
比较一下北京人和上海人的优缺点，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北京人最可贵的，是他们的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依照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说法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显然，所谓“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其中，人格又最为重要。
所以，贵族精神其实无关乎门第和血统，也无关乎身份和地位。比如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曹刿，虽无官衔爵位，却有贵族精神；而那个在俘虏营里“乐不思蜀”的刘禅，虽然是凤子龙孙，却与贵族精神无缘。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
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
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傻B”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 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
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
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深厚，总不敢望 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
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
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 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 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 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
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四之三)
与北京人相反，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
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了。
”有没有用呢？全靠自觉了。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规则。
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已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
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
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
这实在是此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多了。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
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物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
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了。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呢？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士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
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怕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了。
可上海偏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了。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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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绝大多数上海人对北京和北京人无可评价——由于缺乏实际的接触、具体的感受。
“到北京去”在十来年前，还是属于少数先进人物的光荣和骄傲。
近年来，到北京出差、旅游的上海人增多，但对北京的共识也只是枯燥的几条：一是“好白相”的地方比上海多（指风景名胜）；二是新建筑多，高楼多（其后跟一句牢骚“怪不得上海没钱盖房子”）；三是购物、坐车不方便，商品品种少，价格贵；四是气候干燥、刮风，不适应。
一位上海人说，到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没想到走了十几分钟，就逛到头了。他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问别人“北京究竟有几个王府井”。关于服务态度，上海人说，上海的售货员至多不理你，自顾自聊天，北京的售货员却还要训你：“别嚷嚷！嚷什么！”上海的儿童在北京则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了拉车的活生生的骡、马，往往怀疑它们是动物园跑出来的。
对于每个人北京来的人，上海人都会问：“上海好还是北京好？”在北京，则很少遇到这种提问——这对北京从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中国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方吗？其实，上海人的询问并非不含城市优越感，他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验证这一优越感；此外，则是潜意识中对京城模糊的崇敬和神秘感。
比较而言，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感觉要多得多。几乎每个北京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对上海人的印象，自然，好评不多。北京的女性尤其热衷于对上海男性的声讨，而且众口一词，仿佛个个苦大仇深。上海人自然有对北方人的轻蔑，例如称北方人为“北佬”，但通常，北京人被单列在这种称呼之外；而北京人并没有对南方人共同的蔑称，而是将上海人单列——当他们说“他是上海人”时，口气中已经包含了轻蔑，有些像西方人说“犹太人”那样，以致于在京城的上海人一般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籍贯。
但在江南，上海人的籍贯却具有自我提携的功用。直到80年代初，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时髦青年仍以会说上海话、打扮像上海人为荣（而他们在上海的同类，则以打扮成“华侨”为荣）；至今上海的征婚广告上，“沪藉”仍是可资开列的条件。
电视剧《渴望》中那个自私委琐的男主角被取名“沪生”，引起了敏感的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他们觉得，上海人就是这样的。因此，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便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但是，在北京人的内心，仍有对上海人、对南方传统的尊重。
因而，谈及上海同行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精神，北京人往往自愧弗如。而声讨完上海人的北京姑娘，有时会出其不意地流露“妈妈（或外婆）也是南方人”，或者“我有个阿姨在上海”，“小时候在上海住过”，等等。北京的孩子到了上海往往备受宠爱，人们惊讶于他们一口纯正的“国语”。
如果他转学到上海，则会经常地被教师提问，并让他朗读课文。
上海人和北京人交往中的“文化冲突”、相互间的成见和抵触之深，也许超过了我们的预料。
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上海人的洋相笑话，包括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一次买一只苹果边走边吃。
还传说上海人到北京吃涮羊肉（他们往往念成“刷羊肉”），10个人只要了2斤，北京人说“趁早别现眼了，还吃涮羊肉呢！”此外，他们又反感上海人关于自己特别“秀气”的声明：“上海人老是说‘我只吃一眼眼’，实际比谁吃得都不少。
”经常参加会议、吃会议餐的人反映，上海代表在饭桌上的表现往往较差，他们不顾别人地抢食最好的菜（如大虾），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架式；而轮到拍集体照时，他们又当仁不让地占据最“闪光”、最显眼的位置。
北方人传播的一个关于上海人的经典笑话，是说一个上海儿童去商店买针，针的价格是2分钱2根，小孩付1分钱，给了他1根针，他却不走，向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另一则不是笑话，说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实惠的饭馆。
当北京人无意触犯了上海人某些“不成文”的规矩时，就会出现不快。例如，前些年上海人的结婚宴席上，最后上的“四大件”（全鸡、全鸭、全鱼、蹄膀），客人往往是不触动的，留待主人用钢精锅装回家去慢慢享用。
一位北京朋友抱怨，上海人家里一条鱼要吃四顿：切成两段，每次只吃其中一段的一面。而他“破坏”了留作下一餐的另一段鱼。他说：“从此在上海人家里做客，我不吃鱼。”
当上海人把自己的规则带到北京时，同样会发生难堪。
一位上海女学生参加一群北京青年的郊游，事后，她将所吃的面包、汽水、冰棒等的钱如数交付，使北京女友大为恼火。这种上海人的“经济自觉”正是北京人所嘲笑的“小家子气”。另一位毕业分配到京的上海姑娘，邻居怜其孤单，时常请她吃饺子等。
后来，北京的主妇发现了“规律”：每次请她吃过饭之后，她总要回赠一些豆腐干、香肠之类的“小礼品”。主妇不禁大怒：“我是可怜你，你倒和我算起帐来。要仔细算帐，你一袋豆腐干够吗？”上海人的乖巧知礼，在这里被视为小心眼和冒犯。
随着交往的增加，大多数上海人都会感到北方人更易于相处，没有那么多鸡肠狗肚、不上台面的小心眼、小动作；而北京人也会感到，上海人并非如表面感觉的那么不可交。
一位东北籍朋友谈起上大学时的一位上海同学。
他衣冠整洁、独往独来，从不与同学一起看电影、吃饭，以免无谓地请客花钱；他从不言人恶，不涉是非，也不露个人隐私，与所有同学都是“淡如水”的等距离外交，绝无北方哥们结伙抱团、烟酒不分家的作风。起初，这种与众不同很令人反感，但时间长了，别人则感到与他交往比较轻松和安全。
另一件表明其性格的小事是：他看书如遇不认识的字，绝不会嚷，向别人求教，而是自查字典——这既避免了“露丑”，而且从字典查出的结果更准确、更权威。
一位北京教师后来认识到，上海人的精明和算计作为一种习惯，不独自己享用，有时也施于人。
他在上海乘车问路，答者详细地告诉他，所去之处介于A、B两站之间，在A站和B站下车均可，但到A站5分，到B站1角，所以还是到A站下车为好。这位教师深受感动。
对于许多当年的知青，“五湖四海”的集体生活无疑是各地人习性、各种城市人格的大交流、大碰撞和大展示。
一位当年在东北兵团的北京朋友说，上海人最令人“腻味”之处，是他们互相用上海话交谈，这等于是公开宣称自己与众不同，用语言与其他人隔离开。上海人固然精明，不过精到明处，也许不可交朋友，但可以共事。
他们有时耍小心眼，晚上工，早下工，贪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上海知青搞政治小动作、无小阴谋的并不多，北京人中反而较多。哈尔滨人最野，打架厉害。形象最次的是天津人，他们最会斗心眼，打小报告。上海知青大多没什么背景，但他们自我料理能力强，干净，办事有规律、有准备。
很多人靠一技之长（例如会修收音机、会写美术字等）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调到较好的工作岗位。上海知青韬略在手，城府于胸，既不轻举妄动，也不毕露锋芒；他们轻慢别人，只要叽哩咕噜讲一通上海话，“就非常巧妙地用一道天然屏障把上海人圈在了里面”。
他们下水田，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细心人会发现，他们穿着上海刚刚研制出的农田鞋、水田袜。
外国人对上海的感情和对上海人的理解或许比北京人更多，虽然，他们主要是从商业上着眼的。
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
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目的。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大多数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刹那主义的倾向。
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令许多北京人不解的是，许多在京的外国人，虽然热衷于北京的政治环境、文化生活，但作为个人对城市的喜好，却更喜欢上海——正是在上海，他们能够感受到所熟悉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气氛和情调。
1989年，《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上海熙熙攘攘的街头，很像纽约的布鲁林区。纽约是以向高空发展的摩天大楼为特色，上海则以它的街道为特色。“在上海，人们非常注意生活，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城市的人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
上海与广州不同，广州显得粗俗而上海则显得拥挤不堪。”在那里，讲英语的人已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而中国其他的城市还没有这种现象。同时，与纽约人相似，上海人有一种主人感，“纽约人把纽约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上海人也有这种感觉。
他们对城市有烦恼有抱怨，尽管如此，他们仍旧热爱自己的城市，对城市有一种依附感”。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小伙子认为上海生活更富于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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