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提出“德政”的国家领导人是谁?

    皋陶是中国“德政”思想的人，生活于约公元前23世纪到前22世纪之间，东夷族部落首领，历经尧、舜、禹三个时代，在部落联盟中担任“士师”一职。相传他架构了中国最早的法律体系，被尊为“中国司法鼻祖”;他强调“法治”与“德政”的结合，形成“皋陶文化”，为后世儒家文化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精神渊薮之一。
    后世人将皋陶与尧、舜、禹齐名，一同奉为“上古四圣”。 春秋战国时期，能形成一个诞生理想主义的宽松环境，在于东周父权家长制在最高层次的崩溃，和分封导致全局混乱，让各诸侯无暇巩固本国的统治秩序，而让位于支援对外战争，使得天下人有所喘息。
  这本身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农业经济的基础本身无法改变，以及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禁锢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加之在以往的漫长年代所根深蒂固的父权核心思想，使得父权家长制在中国依然占据主流，只是统治形式有所调整。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考，都无法超出这种先天的束缚。最终，占据了历史主流的思想，仍旧是拥护父权的儒家，只是，又从人伦纲常等各种角度稳固了这种“天理”，还加入了“仁政”等润滑剂，使之显得更人性化，更容易推行，让梦想“平天下”的知识分子有了更确切的理论依赖。
  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朝代里，父权统治者们，正式将周朝式的“单纯的父权家长统治”，发展到“技术性的父权家长统治”，分封制这种幼稚的方式被基本抛弃了，而进入了中央集权专制的时代。  无论从官僚机构的设置上，还是对人民的思想教化上，都不择手段地限制人性的越级，将人牢牢地固定在社会秩序的一个环节当中，为绝对的父权统治服务。
  从此以后，在春秋战国时代人性灵光一现的中国人，在后两千年“技术性的父权家长统治”的不断加强直至登峰造极的过程中，成为了“依附人”、“奴性人”，而实质上，都是私欲和内斗发达，而人性和灵魂却站立不起来的“成年孩童”。
     孔丘基于他对周礼时代的解读和向往，和理想的君子式人格，开创了其儒家学说，以其儒家理论，组合起一个君臣父子，各安其等级，守其本分的等级制社会。他对这种道德支撑的结构，以及其统治者，存有强烈的幻想。
  根据后世门徒的整理，孔丘的学说，主要分为“仁”、“礼”、“中庸”三个部分。   仁，解作“二人”，其实就是“人”，因为“人”需要在二人对应的关系中才能存在，单个的人只能叫做“身”，被看作是空虚而不存在精神之自我的。
  “仁”也是被孔丘理想化后的人。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这些无一不是“二人”的人伦关系结构中的相对交际原则，而并不存在立于个人角度的客观原则。  基于周礼中所规定的等级制度的框架，位于各个层次的人，都应该具备的“二人”的伦理道德--仁，以在上下平行间和谐人际，达到安守本分的目的。
  比如，子民对君主忠心，君主爱民保民。人与人之间，宽厚，恭顺，等等。孔丘把“二人”之中的“人性”设定得过于单纯美好，以为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安于自身的处境，而拿道德当饭吃，一想到天下有秩序了，精神就无比知足而蔑视物质。
    这种“人”，更倾向于孔丘基于道德崇拜的感情加工产物，实则脱离了真正的人。人生而是独立的个体，以“我”为本位，有个体欲望，有追求个体独立自由的本能。孔丘以道德为本位，不知不觉抹杀了人，把人化为道德符号后，成为安定自足的附庸，这让后世的父权统治者利用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
     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孔丘说，“不学礼，无以立。”区区六个字，几乎是几千年中国人的一大精神写照。中国人是怎么“立”起来的?中国人没有以“仁”为内涵的“礼”，他就无法站立，无法行动，无法与人打交道，甚至根本就不被承认是文明人。
  孔丘首先把超出人性的“仁”转化为真实的人，又把“仁”的外在表现“礼”内化为人的一部分。  我们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躯干四肢可以自由活动，这本身就能立了。但是当人被扭曲为“仁”之后，就必须以“礼”来成为新的四肢，代替我们本来的躯体的行动。
  可见，这种扭捏作态的“礼”，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的异化。人的本来的部分被掩盖，而增加了新的部分。这并不是孔丘的专利，我们不能怪孔丘，农业文明的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这种异化的人，丧失了人的本来，却升格出一种飘渺的审美，就像中国的人物画一样。
  在后世，根本就做不到“仁”的中国人，也要说“仁”，也会讲礼，也要摆正面孔。这些，便渐渐形成了中国式脱离实质的形式主义。而中国人却始终无法从本真的人性中去发掘真理。 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丘的出现实属一种必然。在我们这样一个温驯而感性的农耕民族当中，每一个时代都诞生着无数的道德崇拜者。孔丘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基于中国人的道德崇拜、祖先崇拜，而对父权家长制的一种反思、诠释和肯定。
  儒家思想，也绝不是孔丘这个人出现后的偶然产物，而是时代的催生，其在乱世以后大行于世也是必然。  因为它承袭了道德崇拜，完整了等级社会中的道德，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等级制度和人治的合理性，所顺应的，正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根本潮流。
   然而，不论孔丘在后世被套上了何种非人性的光环，和何种利用。孔丘的人格、孔丘的仁爱精神，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十分令人感动。我们可以去阅读《论语》，来认识孔丘。  这本书既非道貌岸然的说教，也不是名言警句的堆砌，后世道学家的误读大大歪曲了《论语》当中那个活生生的真挚淡泊的孔丘。
  孔丘受到了至圣先师的崇拜，却丧失了人的面孔。多少人说过他崇拜孔丘，但真正的爱孔丘，是源于受了一种简朴人性的触动，是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一次次的人性共鸣。  孔丘自始至终都从人出发，对人更是一种简单真诚的爱，对理想的人格也充满了美好的寄托。
  若以人的眼光来看待孔丘，以人的角度来还原孔丘，才能发现，所谓的“圣人”与自己其实并无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