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何时起普遍作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诗经有提到中国,“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 《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便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郑玄《毛〔诗〕传》和孔颍达疏均以此认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另外也有旁证：今天熟知的“中原”一词，用在《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传》即解释：“中原，原中也。 ”
这里要结合一下古代汉语的语法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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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诗经有提到中国,“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
《大雅·民劳》首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便与第三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文。郑玄《毛〔诗〕传》和孔颍达疏均以此认为“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另外也有旁证：今天熟知的“中原”一词，用在《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传》即解释：“中原，原中也。
”
这里要结合一下古代汉语的语法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下：
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曾经指出《诗经》中不少“中”字的“倒置”现象。例如《周南·兔四且（音沮，捕兽的网）》：“肃肃兔四且，施于中林”。
“中林”为“林中”的倒文。《邶风·式微》：“胡为乎中露？”“中露”是“露中”的倒置（参见同诗下段的“胡为乎泥中？”）。《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中谷”，谷中也；《庸阝风·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中河”即河中，等等。最好的例子大概是《桧风·羊裘》：“岂不尔思？中心是悼”。这里的“中心”，只能解释为“心中”。总之，上面的例子说明“中某”结构在古代，代表“在某之中”。“中”字在此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in the middle of。
如果要用单词比拟，则类于amid或amidst。毛泽东诗句“遍地英雄下夕烟”，倒置“下”字，与此颇为类似。但是毛是为了押韵。《诗经》中的许多例子，特别是“中心是悼”，则不能以押韵解释。由此推之，“中国”一名，原指“国中”，意为“国之中央”，也就是国都。
古汉语中的“词序倒置”，决不止“中河”、“中原”、“中林”等例子。其他例子有“大名”和“小名”的先后次序问题。例如“桑树”，桑为小名，树为大名，小名在大名之前，现代汉语不会讲“树桑”。但是描写青年男女幽会的《诗经·郑风·将仲子》，便提到“树杞”、“树桑”和“树檀”。
与诗韵无关的，则有把蝗虫称为“虫蝗”的用法。有关的还有形容词倒置问题（以现代越南语为典型，粤语中也有保留，例如称“公鸡”为“鸡公”，称“客人”为“人客”，闽南话亦然）等等。这些从现代角度看来的“倒置”，往往揭示古代华夏先民的复杂成份。
甚至连今天的“中国”一名，都可以源自这种“非汉族”语法，令人不得不深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
虽然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是指国都，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
这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为一个地域概念，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涵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古代“中国”作为地域概念主要指的是：
1：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
2：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
3：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4：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秦汉以来，又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所以后来，通常会把占据了中原地区的政权国家称为中国，《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
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
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契丹在和大宋王朝议和签订“潭渊之盟”，成为兄弟之邦后，契丹更是大力推行汉化。契丹的科举完全仿汉制，在建国伊始就建孔庙，非常尊孔，而且还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
“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直矣！”因此契丹自称中国不是没有的阿。而辽亡后皇族耶律大石率部众西徙，在中亚建立西辽政权,西辽从宫廷语言到政治制度，都照搬中华。直到1211年，末主耶律直鲁古在乃蛮与花剌子模合攻下国亡，还保留华夏文化最特出的年号制度（时维西辽天禧三十四年）。
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呀，中华文化的继承人呀！
金人自称汉人是从公元1141年南宋金和议后，金即定都于今日之北京。“女真之金，既称业已因封贡而成为高丽人、回纥人及西夏人之宗主，于是因循中国传统，宣告其为区宇一家之大帝国。
在宋使呈纳贡品之前，金朝已开始科举取士，文官之品级也已颁布，其君主着中国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为公爵，在祭祀孔子时，金主亲自行礼。”这以后金国就以中国正统自居,称自己为汉人,后来元朝也顺着叫原金国统治下的人为汉人。
中国作为国家概念的指代也许早已有之，但是中国正式作为国家的称呼是近代的事。而古人通常不会自称我是中国人，而是说我是某个朝代的人或是华夏人。以前的人的文章，没有几个人自称中国人，他们绝大多数称为“中华人”“华夏人”。
虽然在清末，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当时人对国家名称“中国”的认同，还比不上对“支那”的认同，直到民国的建立，才把中国作为正式的国家代名词。
还有一个实例可以看出古人对国名的认同态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存藏好几册毕业纪念提名录，称作《鸿迹贴》。
其中第四册（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执笔提名，有33人只写名字，不附籍贯，但在附籍贯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写支那，12写清国，7人写中国或中华，25人不附国号。在这里，使用支那这个国号，是含有否定清政权的革命意义的。
注意那个或字，也就是说95个人中认同中国这个名号的还不到7个。而梁启超的笔名之一即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鸿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杰”为题签。可见的到了清朝末年，中国人并没有把“中国”这个词当作国家称呼。
再说一个历史里的事：藏文《于田国授记》记载，一位叫尉迟胜的于田国王娶了一个中国公主普尼亚斯瓦罗，这位中国公主把蚕种带到了于田。这位“中国”公主是楼兰人，欧罗巴人种。因楼兰臣服于汉，藏文史书把楼兰称为中国。
西域并非中原，在藏族眼中，西域也是中国，可见“中国”也并非完全是汉人心理定势中的中原。更何况，象日本的广岛、冈山、山口等地也叫“中国地方”，广岛也有“中国广播公司”，都是取“中国”这个词的古义。
虽然“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中国”）。
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最后说一个关于中国的外国发音的问题。
欧洲人最早是称呼中国为“契丹”，这是从俄国人那里传来的。
到目前为止。俄国人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
拉丁语源的Cathay一名用来指中国，从马可波罗、哥伦布直到今天，在西方语言中也始终没有消失。例如港英时代开始营业延续至今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按英文原名严格讲，便应该称为“契丹航空公司”。
现在英文称呼中国为“CHINA”，是近代才开始改这个称呼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可能带有歧视的意思，前一段时间好像闹的也满凶的，很多人建议改回Cathay。但是已经成了国际习惯，而且在今天也没有谁把它当作贬义词来看待，所以后来也就算了。
最后说一下支那的问题。
尽管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可是“中国”这个名称却意外地非常年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古代中国根据秦、汉……、明、清等朝代的不同，正式国号也跟着改变。
比如清朝时中国的正式名称是“大清”或“大清帝国”。尽管正式的国号没有叫过中国，中国民间倒是有“中国”或“中国人”的俗语词汇。不过以前人们提到“中国”一词，一般狭义地指中原地区，“中国人”就是指中原人，以区别于新疆西藏蒙古的边民，以前并没有用“中国”代表国家的用法。
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为“隋”，唐朝时称中国为“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的词汇。
以前日本在提到笼统的中国概念时，则称中国为“汉土”或“唐土”，把中国字称为“汉字”，把中国语称为“汉文”。日本古时既不用“中国”，也不用“支那”代表中国，这些词在日本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
到了日本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词也时髦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不再称中国为“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国称为“支那”，结果这个称呼一下流行起来，一时间报刊书籍都用“支那”称呼起中国来。
听到日本人口称“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条，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连三的暴露之后的事了。
在王拱壁《东游挥汗录》（1919年11月初版），收录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对支那
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
盖倭人战胜前清以来，即称我华为“支那”，垂为国民教育。且多方解释支那二字如无意义适可代表华人之
蒙昧者，于是支那二字乃风行三岛，以资倭人轻侮华人之口实。每逢形容不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输入其国民之脑海。
时至今日，虽三尺小童，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此皆由倭人“对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况现在倭人正事推广此种教育，以增长其国人之侮华程度。
不过考证一下“支那”一词的由来，就会发现最早把中国称为“支那”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
现在英语中Chino或Sino的词头代表中国，比如Sino-Japanese War表示“中日战争”，Sinology意思是“中国学”。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
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这个词带入日本。
上面说过，“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
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
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中国人为此而气愤吗？非也。原来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
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持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
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
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
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在辛亥革命前，“支那”这个词是被中日两国都承认的名词，没有人对此提出过什么异议。
可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
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发生了内乱，各省独立，南方的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但那时“中华民国”的范围只限于南方数省，北方的大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华民国”。此时清王朝倒台，已不能称中国为“清国”了；而称“中华民国”也不合适，一是因为那时“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南北和谈后北方才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号）；二是因为日本政府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同时，日本表示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可是日本政府只是在中文的文书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的文书中，则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国。开始日本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多大问题，因为“支那”这个词在日本已经流行了几十年，中国人一时间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
一些爱国青年提出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是有意侮辱中国人，于是一把爱国大火便烧了起来。爱国志士纷纷向政府上书，要求抗议日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国”词汇的做法。此后中国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都没有结果。
日本不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呼，除了有上述1913年7月日本政府的规定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华”一词暗藏着对日本的轻蔑。原来历史上“中华”、“中原”是为了区别周边异民族国家的用词。
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蒙古人）。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
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自称“中国”，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优越的骄傲感，因此一些他们认为改称“支那”为“中国”，有承认自己是“东夷”朝贡国的被侮辱感。这是日本不愿意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内在原因。
不过在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政府终于承诺在政府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律使用“中华民国”，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中日间这场关于中国国号称谓的争论，在战败日本的全面妥协情况下彻底解决。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