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调节人的情绪？

改变情绪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情志相胜法 情志相胜法是中医在五行学说及情志相胜等理论指导下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即用一种或多种情志制约，消除其相胜的病态情志，以治疗由情志偏激引起的某些心身疾病。 有关情志相胜的理论及治疗方法，首载于《内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阐述的情志分属五脏和“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悲胜怒”等，是最早见诸于医学文献的五情相胜法则。嗣后，经历代医家从理论及临床治疗等方面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尤其是金元时期张子和、朱丹溪等名家的临证发挥，本疗法成为中医心理治疗的主要疗法之一。 [基本内容] 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们对外界事物主观感受的情态反应，中医学中称为...全部

  情志相胜法 情志相胜法是中医在五行学说及情志相胜等理论指导下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即用一种或多种情志制约，消除其相胜的病态情志，以治疗由情志偏激引起的某些心身疾病。 有关情志相胜的理论及治疗方法，首载于《内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阐述的情志分属五脏和“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悲胜怒”等，是最早见诸于医学文献的五情相胜法则。嗣后，经历代医家从理论及临床治疗等方面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尤其是金元时期张子和、朱丹溪等名家的临证发挥，本疗法成为中医心理治疗的主要疗法之一。
   [基本内容] 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人们对外界事物主观感受的情态反应，中医学中称为“七情”。古代医家十分重视情志活动对人体的影响，在长期的临床观察过程中认识到这些情态反应同人体脏腑功能有内在的联系，并据其五行属性而分属五脏。
  《内经》将喜归心而属火，怒归肝而属木，忧(悲)归肺而属金，思归脾而属土，恐归肾而属水，认为人的情志活动是以五脏精气为物质基础，也是其脏腑机能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这就是《灵枢·平人绝谷》篇所说的“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的内涵。
  如果突然遭遇强烈的精神刺激，或羁绊持久不去的精神创伤，其情志活动超越机体承受能力和自我调控的范畴，就会导致人体阴阳失调、气血逆乱，进而损害脏腑正常的生理机能。这种过于强烈的偏激情志对人脏腑机能的影响和损伤也有其相关性和特异性，如“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恐伤肾”、“思伤脾”等，就是基于这些偏激情志对人体脏腑活动的损害，并经过长期临床观察而总结出来的理论。
  同时，脏腑的虚实病变也会产生异常的情志反应，如“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肝气虚则恐，实则怒”等(《灵枢·本神》)，即为诸脏病变而出现异常情志变化的征兆。 人体脏腑的功能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整体，在诸脏腑之间存在着相互资生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以维持人体生理、心理上的协调和稳定。
  这种关系，中医是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来解释和推理的。五行学说中的木、火、土、金、水各行的顺序依次相生，构成事物间的促进和资生关系；金、木、土、水、火各行的依次相克，又构成了事物间的抑制和制约关系。
  有了事物间的生克制化，自然界才得以稳定和统一；有了事物内部的生克制化，才能保持其自身的协调和发展。情志相胜疗法是在偏激情志破坏了心身稳态的情况下，医生根据情志的五行属性及其胜制规律，有意激发所胜之情，制其有余，以恢复或重建其心身平衡，达到治疗有关心身疾患的目的。
  明代医家张景岳在阐述《内经》五情相胜法则时强调，“此因其情志之胜，而更求其胜以制之之法”，揭示了本疗法的应用依据和目的。本疗法主要有五情相胜法和活套法两种治疗方法，现分述于下： 一、五情相胜法 1。
  怒胜思：思为脾志，在五行属土。思维是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及其能力的反映，其本身并不带有情感色彩。如对某些事物或事件无法理解，或对其结果无从预料，就会产生思虑或担忧等情绪。因此《内经》每有“怵惕思虑”、“忧思”等描述，并将之作为七情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些萦绕心际之事久思不决，或因案牍劳神而思虑过度，常可出现饮食乏味、脘腹闷饱，甚而纳呆厌食、四肢怠惰等思伤脾、脾失健运之类的症状；有些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工作的人，由于工作过度紧张，还可伴有失眠、健忘、心悸等心神失养之证，《甲乙经》认为这是“思发于脾而成于心”的缘故。
  肝志为怒而主疏泄，一般说来怒有助于肝气升发，可以宣泄某些恶劣情绪的羁绊，重建心理上的平衡。所谓“怒胜思”，从五行而言，为木克土的关系；从脏腑生理机能而言，肝气疏泄有助于运脾，以宣散气结。因此，临床应用本法时，多采取故意违逆患者的心意，或夺其所爱等方法以激发其怒，令患者之气结得以尽情宣泄，即可矫正其“思则气结”的病理改变。
   2。思胜恐：恐为肾志，在五行属水。恐惧是一种面临突发事件或异常情况时所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或畏惧的心理反应，常与经受突如其来的惊吓相关。如果事过境迁，这种惊恐害怕的心态多可随之而解，不足为患。
  倘若其人长时问置身于紧张恐惧的氛围中，机体始终处于应激状态，其生理机能就会受到影响或损害。如猝然惊吓不已，严重者可出现二便失禁、遗精滑泄等“恐则气下”之类的病状；经常或持久处于恐惧之中，患者既可有坐卧不安、闻响则惊恐不安等情态流露，也可同时伴有骨酸痿软、形瘦赢瘠，乃至于不孕、不育等伤肾失精的临床表现。
  这些病症的治疗，仅仅依赖于药饵调理而不设法解脱其恐惧心理，亦往往难以奏功。因此临证还需配合以“思胜恐”等心理治疗。医生如能针对其恐惧畏怯心理产生的原因，采取诱导方式开启其思，结合“广其见闻，坚其定识”等方法，大多可帮助患者逐渐摆脱惊恐畏怯心理状态。
   3。恐胜喜：喜为心志，在五行属火。“喜则气缓”，主要指过喜令人心气涣散，神不守舍。多表现为注意力不能集中，心神恍惚，甚或嘻笑不休，状若癫狂。此类病证多属实证，临床药物治疗多以清心泻火为主；恐则气怯，骤然施予平素畏惧之事物景观，恰似以水折火，故有此“恐胜喜”之治法。
  《儒林外史》描述范进中举，喜极癫狂，以其平索颇畏岳丈之威，遂收当头棒喝而获神志清爽之效。虽属小说构思，却十分合乎恐胜喜之医理。 4。喜胜悲忧：忧为肺志，悲亦同类。“悲则气消”，是指过度悲忧而使肺气消索，治节失职。
  悲忧多由痛失亲朋，或失意挫折，或久病缠身而悲观失望所致，常有形容惨戚，忧愁沮丧，或无端泪涌，或长嘘短叹，或垂头丧气，或悲观厌世等情态流露。久之则可导致毛发枯萎，形体憔悴。当以各种令患者喜闻乐见之事陶情悦志，使悲哀者重展笑颜，使失意者豁达开朗，使忧悒者振作精神，即为喜胜悲忧之法。
   5。悲胜怒：肝志为怒。大怒则肝气横逆，气血并走于上，表现为烦躁冲动，面赤头痛，眩晕耳鸣，甚而吐血、昏厥等症状。悲则气消，可顿挫其激扬之势而建清肃之功，故曰“悲胜怒”。值其嗔怒之际，医生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极尽宽慰劝解之能事，令其感动而泣，则恚气多可随之而泄。
   《医方考》指出：“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须以情胜。《内经》一言，百代宗之，是无形之药也。明者触类而旁通之，则术在我矣。”强调医生在运用本法时必须审时度势，触类旁通。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认为“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狮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
  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听视。若胸中无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张氏对五情相胜治法的阐发，尤其是书中载述的诸多临证实例，体现了他曲运神机的巧妙构思，给后世医家以诸多启迪。
   二、活套法 活套法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所倡说的。他在五情相胜法的基础上，根据五行的相生关系补充了以所生者解之的治法。朱丹溪在论治癫狂痫病证时，特别强调此类病证决非单纯药石可以奏功，必须配合以“人事制之”。
  为此，他设计了一个人事制之的活套治法。指出：“怒伤于肝者，为狂为癫，以忧胜之，以恐解之；喜伤于心者，为癫为痫，以恐胜之，以怒解之；忧伤于肺者，为痫为癫，以喜胜之，以思解之；思伤于脾者，为痫为癫为狂，以怒胜之，以喜解之；恐伤于肾者，为癫为痫，以思胜之，以忧解之；惊伤于胆者，为癫，以优胜之，以恐解之；悲伤于心胞者，为癫，以恐胜之，以怒解之。
  ”(《医部全录》引《丹溪心法》)朱氏活套法不仅将《内经》的五情相胜法则扩充为七情胜制之法，而且还从五行母子相生的角度，增补了用“生我”者缓解其所生偏激情志的辅助治法，使本疗法在临床应用时更为灵活。
   用五行胜制的道理来解释情志相胜疗法的机理，有时显得颇为牵强。其实，从阴阳学说的角度而言，情志活动有阴阳属性可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情绪之间的关系有其极性(即对立性)之别。如怒与恐、喜与忧、惊与思等构成了阴阳极性对立的关系：“怒则气上”，具有向上、向外的极性特征，因而属“阳”；“恐则气下”，具有向下、向内的极性特征，因而属“阴”；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具有外泄的特点而属“阳”；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具有内闭的特点而属“阴”；惊则气乱，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具有散乱不定的特点而属“阳”；思则气结，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则具有内结不行的特点而属“阴”。
  情志之间阴阳属性的对立，导致其对人体脏腑气血的影响也截然相反，形成了阴阳的偏胜与失调，在生理、病理上构成了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当情志偏极而导致阴阳偏胜时，利用其相对立的情志加以制约和矫正，便可以起到使病人阴阳气血趋于平衡的治疗作用，这是情志相胜疗法治病获效的基本原理。
  由此推而广之，则怒可以胜恐，而恐也可以制怒；喜可胜忧，忧亦可制喜；惊可胜思，思亦可制惊……充分利用情志活动的极性对立关系进行互为胜制的治疗，这就使得本疗法在运用时不必局限于五行胜制的范畴而有了更大的发展。
   [临床应用] 情志相胜疗法对缓解应激情绪、治疗情志病及由情志偏极引起的各种心身疾病，有药物疗法和其他各种疗法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由于各种疾病的发病及其诊疗过程中几乎都有情志因素的介入，甚或主导疾病的转归，因此无论是心因性疾病还是躯体性疾病，本疗法多可获取相应的疗效。
   隋代名医杨上善对本疗法的应用有精辟的见解。他在《黄帝内经太素》中指出：“病有生于风寒暑湿、饮食男女，非心病者可以针砭汤药去之；喜怒忧思伤神为病者。先须以理清神明性，去喜怒忧思，然后以针药裨而助之。
  ”由此可知，凡属心因性疾病患者的治疗，本心病当先治心的原则，运用本疗法以制约或矫正其偏极之情即可获效，如挟杂有其他致病因素者，亦应先治其情，后以其他疗法配合治疗。 掌握患者的心理特征是运用本疗法获效的关键；张子和曾治一富家妇人患失眠证二年，遍医无效，以其两手脉缓而诊断为思伤脾证，遂“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法”离去，激其大怒汗出，连续困卧数日而愈(《儒门事亲》)。
  清代医家李建昂治一书生患病，独居暗室，不喜灯火，偶或外出则病甚。李氏取其所作文章，乱其句读，高声朗诵。书生闻之大怒，忿而夺过其文，面灯而坐，顿忘畏明之习；再与方药，一服竟愈(《四川医林人物》)。
  前者据该妇心胸狭隘、富者尤多吝啬心理，受其财而不施治，即收怒胜思之效；后者针对书生洁身自高，不能忍受别人曲解其文的心态，乱读其文以激怒之而胜思郁之疾。又如朱丹溪治一女嫁后，丈夫经商二年不归，忧思成疾，不思饮食，整天困卧不起，神情如痴。
  朱氏先令其父呵责掌面，激其怒而哭泣，三时后才慰解之；继进醒脾之剂，一服而索粥食，再谑说其丈夫有归家之讯，使之因喜而病解(《古今医案按》)。此三例病案均为思伤脾之证，医生据其病情及心理特点巧妙施治，或以怒胜思一法而效，或佐以汤药，或辅以活套之法，可见运用本法也应辨证论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以收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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