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是出自那部史记？
出自（《论语·阳货》。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是历史人物，虽然他站在人类的立场，从历史的高度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 他说的话，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有些话即使在当时就明显的错了。比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路》）就不符合孔子思想的精神。曾子之徒写的《孝经》就作了修正：“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全部
出自（《论语·阳货》。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孔子是历史人物，虽然他站在人类的立场，从历史的高度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
他说的话，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有些话即使在当时就明显的错了。比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子路》）就不符合孔子思想的精神。曾子之徒写的《孝经》就作了修正：“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东汉经学家赵歧在其《孟子章句》中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篓上》）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士，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
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转引自《十三经注疏》）这种背经合道的理解到荀子时就很系统很完整了。荀子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
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孔子斥责认为“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的子贡曰：“小人哉赐不识也”（《荀子·子道》）。看来，孔门嫡传，都悄悄但又积极地在修正孔老夫子的错误，而俗儒则恶性发展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
秦汉以来又归结为一讳：为君讳，不仅讳君之过，而且讳臣之功：一切成就归功于天子圣明，一切过错皆臣民罪过。留毒至今，仍被视为伟大的政治家风度。“子为父隐”是孔子原本说错了，“君子儒”修正之，违经合道，继承和发展了孔了思想；而“小人儒”恶性发展之，从经反道，歪曲败坏了孔子思想。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的命运更糟：孔子本来没说错，完全是后人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误解了。
从文字看，这句话，按照逻辑分析，“唯”如果是副词，作“独、只、仅仅”讲，这是历来普遍的用法。杨伯俊先生的《论语译注》就是这样译的。
意思是：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但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并非所有“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则这句话是特称而非全称的命题。“唯”字还可作句首的语气词用，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是“阿，女子和小人难养呀！”这虽不是一个陈述句，但明显地对事物有所断定，可视为全称命题。
但从其含意分析，实则为特称命题。前句是论断，后句是论据：“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女人与小人”难养的理由和表现，也是孔子所言“女子与小人”的界说：并非所有的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只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难养。
孔子所说的“女子”，并不等同于妇女，“女子”这些词，只是妇女中“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同样，“小人”也不是男人中的体力劳动者，而只是男人中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
从以上分析可见，“女子”和“小人”都决非泛指所有的妇女和体力劳动者。
可惜，中国古代重视逻辑的墨家和名家，秦汉以后就衰微了，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在秦汉以来逻辑思想不发达。近现代学过西方逻辑学的学者，在关键时侯竟也率由旧章，不求甚解，满足于以讹传讹，笼而统之地把鄙视妇女和劳动人民的罪名强加在孔子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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