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是哪个朝代发明的？
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多年来，国际学术界认为，与埃及、两河流域等世界文明古国或地区相比，中华文明在古文字方面有所逊色。因此，认真研究和分析中国文字的起源，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整体形象。
我国殷墟的甲骨文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一点已毫无异议。然而，我们以为，与其说殷墟甲骨文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成熟，不如说其反映着文字载体的突然改变。众所周知，殷商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巫师习惯于将文字刻划在甲骨上。 虽然刻划甲骨文，不如“笔”书文字方便，但“笔”书文字或经日月磨损而踪影全无，或因载体腐朽而荡然无...全部
众所周知，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多年来，国际学术界认为，与埃及、两河流域等世界文明古国或地区相比，中华文明在古文字方面有所逊色。因此，认真研究和分析中国文字的起源，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整体形象。
我国殷墟的甲骨文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这一点已毫无异议。然而，我们以为，与其说殷墟甲骨文代表着中国文字的成熟，不如说其反映着文字载体的突然改变。众所周知，殷商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巫师习惯于将文字刻划在甲骨上。
虽然刻划甲骨文，不如“笔”书文字方便，但“笔”书文字或经日月磨损而踪影全无，或因载体腐朽而荡然无存，唯甲骨耐蚀、刻划深刻，方使大批甲骨文得以重见天日。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远在殷墟甲骨文之前，这一点已被不断涌现的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并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公认。
至于具体起源时间，目前尚有不同认识，几乎所有的中国和华裔专家都认为，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和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已是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只是对它们与古汉字的渊源关系等方面有些不同看法。而郭沫若、于省吾、李孝定和李学勤等著名专家则明确指出，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即为中国文字的源头。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同。
由于国内外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认识相去甚远，向国际上介绍我国学者的研究现状和成果就十分必要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牵头，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古文字研究组的名义和美国Brookh aven国家实验室G。
Harbottle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最早的笔迹？中国河南贾湖遗址公元前七千纪的符号使用》（The earliest writing？Signuse in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at Jiahu，Henan Province，China），经过两年多的笔战，终于发表在今年3月的国际考古、文物界权威刊物《Antiquity》（古代）上。
令人意外的是，《Nature》（自然）和《Science》（科学）两家著名刊物竟对此文迅速作出评论，并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有关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反响。
从国际学术界的反映可以看出，国际主流学者未能接受论文的主要观点，他们对距今八九千年的贾湖遗址的刻划符号难以理解，认为文字规范化持续发展的时间，不应长达5000年。
不过，论文支持者也不乏其人，其中，Harbottle教授的一位朋友指出，贾湖遗址龟壳上有一符号，犹如右手持着叉形器的人。贾湖遗址出土有18个类似的叉形器，考古学家虽不能明确其具体用途，但推断它确为原始宗教或祭祀用具无疑。
有趣的是，除去右手的叉形器，上述符号的剩余部分与甲骨文中某些表述人的符号十分相近，由此可见，这一符号应表示着与原始宗教或祭祀相关的特定含义。倘若如此，它应该就是文字，而且是一个会意文字。除这一符号外，贾湖遗址还有若干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无论如何，中国文字的源头是否在贾湖，值得关注和探索。
然而，囿于资料的限制，直接、孤立地探索贾湖遗址的符号，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果。经和李学勤、Harbottle教授讨论，我们认为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的研究，可能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最佳切入点。
双墩遗址距今七千多年，蚌埠市博物馆徐大立馆长指出，该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多数刻画有符号，其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70多种，其中，除相当数量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该遗址的刻画内容不仅丰富，而且含义明确，有关猎猪、捕鱼、网鸟、养蚕、种植等刻画内容，都可组成一幅幅“连环画”，此外，尚有若干特别重要的组合符号。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绝无仅有的。
初步研究发现，双墩遗址捕鱼“连环画”中，鱼表示为一种简单而抽象的符号，业已摆脱了象形写法，而与这一符号组合成叉鱼含义的“刺”的符号，则与甲骨文和金文的“刺”字写法大体相似，这种“巧合”难道是偶然的吗？需要指出的是，双墩遗址虽已发掘了三次，但由于某些原因，至今未能找到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
既然仅灰坑就出土了如此丰富的刻画符号，其居住区和墓葬区所蕴藏的资料理应更加重要。鉴于此，尽快组织双墩遗址的全面发掘，以获得更系统、更丰硕的刻画符号资料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正期待着双墩遗址的研究和发掘。
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主要和年代较早的陶器上面的符号有关。这种刻划符号发现已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就获得一些有刻划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不过没有得到太多注意。
五十年 代陕西西安半坡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符号，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报告中公布，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学者的重视。
有刻划符号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属于半坡类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陕西西安、长安、临潼、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不少地点发现。
在这一地区早于半坡类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现有刻划符号。半坡类型的陶器符号大多刻于器物烧成以前，器种绝大多数是陶钵。符号有固定位置，一般在钵口外面的黑色带缘上。符号有的简单，有的则相当复杂，接近文字，比如临潼姜寨的一个符号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晚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不少种文化，也都有类似的陶器符号，有的还是用毛笔一类工具绘写的。例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彩陶壶，下腹部外面常有绘写的符号，据统计有50多种。龙山时代的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也发现了不少符号。
河南登封王城岗两处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异常复杂的符号，很像是文字。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晚期居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有毛笔朱书的一个“字”和其他两个符号。至于商代前期即二里岗期陶器上面的符号，有的已很明显是近似甲骨文的文字。
总的说来，从仰韶文化以来，陶器符号可以说是向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趋近。文字起源与陶器符号有关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实例。据有的外国学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一前3000年的陶器上绘写、浮雕或刻划的符号。
这个年代，和中国的陶器符号是差不多的。
这一类符号并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进行的发掘，从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的龟腹甲和另外一些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日”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户”字。
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划。墓葬的年代，据碳素测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这项发现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种陶器符号，大多数学者认为可能是原始文字，这就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
大汶口文化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年代在公元前4300年一前2500年之间，其后身是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符号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最早的是1959年山东宁阳堡头（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面有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
后来在山东莒县、诸城陆续发现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号一处或两处，有的还涂填红色。这些符号的位置和结构很像商代青铜器铭文。1977年，唐兰先生曾把他所见到的几种符号释为“斤”、“戌”等字。到现在为止，这种符号已出现9种。
最近，在安徽蒙城尉迟寺也有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分布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连的良渚文化也有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良渚文化个别陶器有成串的刻划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号。
有符号的玉器有壁、琮、环、臂圈等，符号的刻划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5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两种颇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着密切的关系。1987年在江苏新沂花厅发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这说明两种文化的人民存在着交往。两者符号的相通，很可能标志着这些符号是原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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