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进步体现在哪方面？

    的人才观与传统的人才观相比,它的进步体现在哪方面? 近来，随着对科学发展观学习、讨论热潮的兴起，科技教育界有关科学人才观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日渐增多，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者。
  特别是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科学的人才观有很多精辟的论述。笔者认为其中最有启发，最有意义的是三个论点：第一是广义的人才论，即只要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推动社会主义三大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做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急需的人才；第二是不唯学历、资历论，即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第三是人人都能成才论，即强调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才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实践中涌现，鼓励人人都做贡献，人人都能够成才，这是当代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观。
     但在社会上，在知识界，传统的人才观以其千年的浸润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是不可小看的。下面试从伯乐与千里马说起，略举几个例子剖析，探究其中蕴含的人才观。大家很清楚，伯乐善识千里马的故事今天已经是妇孺皆知，唐代韩愈的观点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因此感叹天下俊才不缺，而能有慧眼识俊的伯乐太少了，故有人说“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
    再说刘备三顾茅庐，到卧龙岗诚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的。人们奇怪的是刘备凭什么来判断当时尚无任何实践经验的一介书生，将来就一定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呢？清代的龚自珍有豪语“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希望清朝的统治阶级能够振作起来，不拘一格使用人才，重振朝纲，挽颓败之盛世。
    俯首拾来的几个例子，从传统的观念看，似乎人才是一个先验的凝固静止的概念，他本已经存在，既不是环境的产物，也不是制度机制的产物，自然也不是在实践中磨练打造脱颖而出的。它只需要伯乐的慧眼，王道的天降，贤者的诚聘等。
  显然，这样的传统人才观是值得质疑的，它反映的是人治、王道的先验论的人才观，而不是科学、法治的实践论的人才观。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方针来统领人才工作，总结实践经验，研究存在的问题，制定发展战略，使人才工作充满希望。
  但是以笔者的观察，这些年流行的话语诸如：引进人才、凝聚人才、培养人才、稳定人才、用好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以及海归人才、本土人才、拔尖人才、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将才、帅才等等不绝于耳，传递出的信息似乎是千里马早有，只看伯乐怎么做而已。
    一些单位也不惜代价，以优于常人数倍的工资、好的住房、教授博导的称号，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以至于封予官职来表现人才工作的力度，其动机和愿望也是无可非议的。其中知名度较大的“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等，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它们毕竟还是一种短期应急的功利性质安排，尚没有摆脱传统人才观的影响。   人才的成长和活力取决于制度和环境。因此，当前特别要摒弃人才工作中主观先验的“慧眼论”，不平等的“倾斜论”以及短视的“急功近利论”，真正建立起人才创新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创立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可持续的生态环境。
  在这一方面，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即剑桥大学物理系）堪称是世界的楷模，亦是以不断涌现的杰出人才而成为现代科学革命的圣地。  130多年来，她培养了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在电磁场理论、电子的发现、原子核结构、放射性衰变、晶体衍射、超导与凝聚态物理、DNA双螺旋结构、射电天文等领域都做出了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获得了30多个诺贝尔奖。
  我在阅读阎康年先生所著的该实验室传记和其他史料中，看到它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人才观，有很深的感触。  该实验室曾在人才成长方面有一个很自豪的观点，即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具有一般才智的青年，培养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
  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先验地知道究竟哪个年轻人将来会更有成就，所以不可能特别关照哪一批人（像我们国内通常做的那样）。只能从一个公平的起点出发，用一个好的制度和环境，来达到所宣称的培养一流人才的目标。
     以笔者粗浅的理解来看，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 首先在各个学科都有大师的指点和鼓励。如同到一座山上采蘑菇一样，老师会大约告诉你在哪一片林子会采到蘑菇，这就是大师的科学眼光和洞察力，至于能否真正采到，还要看你辨别方向，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观察力。
  一次、两次采不到没有关系，老师会鼓励你，而不会斥责你，帮助你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激励奋发向上的勇气毅力和自由探索的精神。   第二是能够知人善任，支持创造的学术自由。到这里来的年轻人会有不同的专长、兴趣、素质、能力以及品格，但都能够被量才而用，发挥其才干。
  特别是支持创造性的学术氛围，对成才的作用很大。卢瑟福曾说过：在科学上的灵感和观念大多产生于自由创造的意志，因此完全自由地沿着有希望取得成果的途径进行研究的学术气氛，对于基础科学的进步而言是本质的。
    他们所创造的民主自由的治学氛围，并不仅是为了少数几个如国内那样已圈定好的“尖子人才”，而是为了这个科学群体能够在多学科的环境下，通过讨论和平等交流，大量地繁殖、杂交出新的科学思想，对其中感兴趣的问题给予热情的支持。
  他告诫老师们，学生的想法可能比他们更好，永远不要对学生的成功感到不快和忌妒。  卢瑟福的继任者布拉格甚至憎恨那些将学生用于自私目的的老师，他说：“这是对科学的一种主要的罪过”。
   第三是实验室有好的实验条件，通畅的信息渠道，无后顾之忧的后勤保障和维持体面生活的待遇。 第四是有着眼光长远、容忍失败又激励成功的科学评价体系，并与政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和商业集团的商业利益等功利性行为保持距离，遵从了科学发现与发明的规律，又从长期历史的视角认同其对国家战略发展的贡献，这些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2004年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之后，我们对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新的科技发展观和新的科学人才观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本文所举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传统的人才工作并没有摆脱人治、王道和先验的理念，没有认识到培养人才是一个在竞争流动中成长发展的自然过程，没有认识到除了个人的素质因素外，人才主要是制度和环境的产物。
     对传统人才观的质疑，对卡文迪什实验室经验的思考，都是为了在体制、机制创新和环境、文化创新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发挥人的创造精神，促进优秀人才更快成长，贯彻和落实我院“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的科技发展观，为我国的科技振兴及国家富强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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