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七大“千古之谜”

三星堆为何三星堆文物中会出现彝文

彝族堂狼山铜矿铸就三星堆青铜文明 从1933年开始，考古学家从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叫广汉的地方发掘出了大量震惊世界的文物，这就是距今5000～3000年的三星堆遗址。在这些文物中有大量的标志着进入文明时代的青铜器，种类齐全，五光十色。 包括青铜生产工具，如刀、斧、凿等；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等；青铜礼（容）器，如?、鼎、甑、釜、钲、编钟等；还有一批大型青铜雕像群。据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介绍，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可知蜀国青铜器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等四类。 从目前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器的用铜总量来看，估计约在8—10吨，这还不包括冶炼和浇铸过程中的损耗。按地质学上的经验，天然铜矿...全部

  彝族堂狼山铜矿铸就三星堆青铜文明 从1933年开始，考古学家从四川成都平原一个叫广汉的地方发掘出了大量震惊世界的文物，这就是距今5000～3000年的三星堆遗址。在这些文物中有大量的标志着进入文明时代的青铜器，种类齐全，五光十色。
  包括青铜生产工具，如刀、斧、凿等；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等；青铜礼（容）器，如?、鼎、甑、釜、钲、编钟等；还有一批大型青铜雕像群。据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介绍，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可知蜀国青铜器有铜锡、铜铅、铜锡铅、铜铅锡等四类。
  从目前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器的用铜总量来看，估计约在8—10吨，这还不包括冶炼和浇铸过程中的损耗。按地质学上的经验，天然铜矿的含铜量一般在10%—14%，也就是说，要想得到10吨纯铜，大约需要100吨铜矿。
  据《光明日报》2008年6月29日《云南边境的古老民族为何能懂三星堆符号》 中载：“陈德安说，三星堆所有出土的青铜器，经物理化学测定都是低比值的铅，但是四川地区含有铅的铜矿并不多，尤其是低比值铅的铜矿几乎为零。
  这表明三星堆人所冶炼的青铜不产自本地，那么，三星堆的大量青铜又来自哪里？”近年来，学术界经过大量研究，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这些矿料来自巧家堂狼山，由居住在巧家堂狼山中的彝族先民开采。 三星堆青铜雕像 从文化符号的比较研究中，众多的专家研究表明，三星堆随处可见的是古彝人的文字符号和古彝人的文化基因，这说明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巧家石棺墓出土文物石虎和夹砂灰陶陶器，众多专家研究表明巧家石棺墓以“虎”为图腾、崇拜黑色的“堂狼山”部族即今彝族先民。从石棺墓葬本身来看，这一部族与古蜀国氐羌系的氐系“死作石棺石椁”的蚕丛氏部族处于同一文化生态环境中。
  巧家 “堂狼山”部族石棺墓时期在距今4000年前，说明在这之前的数千年中，石棺墓的主人“堂狼山”部族的祖先也定然在堂狼山中开发铜、铅诸矿，发展生产。古蜀国为了加强对“堂狼山”部族的统治，控制堂狼山中铜、铅的采炼，在堂狼山中设置堂琅城。
  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笃慕氏因蜀地洪水来到堂狼山中，与堂狼山彝族融合并“六祖分支”，使彝族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说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古彝族一直在堂狼山生息繁衍。 著名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三星堆后，在《自己民族的人要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很清楚，这个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怎么样下来的？中间的环节还不清楚。
  可是，事实很清楚，在我们的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的来源之一，这个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但是很早，五千年以前就应该有联系了。”费孝通明确指出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有关系。他还指出：“彝族有宝贵的文字遗产，这个文字现在看来很久以前就有了，是象形文字、方块字，它与甲骨文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但将来可以搞清楚，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
  ”对彝族的文字，费孝通还指出：“彝族保留了很好的文字，长江流域在距今五千年至六千年之间保留了很发达的文化。” 石鸣、李建在《彝族毕摩经书中的三星堆身影》中说：“我们翻看着毕摩经书，看着那些似曾相识，实际上却又异常陌生的彝族文字，想起了在西昌参观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时一位叫杨春的老彝人的介绍，老人在介绍彝族文字时说，三星堆文物上的一些刻画符号，和彝族毕摩经书上的一些文字几乎一样。
  许多的彝学专家到了三星堆，都不约而同地道出心声：三星堆处处都有彝族毕摩的身影。” 新华社《三星堆文化含有彝族“基因”》：“（2007年12月3日）报道：云南省探秘三星堆寻访南丝绸之路大型人文科考队沿着昆明往楚雄至祥云方向前进，科考队在楚雄进行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对比研究交流中，提出了三星堆文化中有彝族文化的基因。
  ” 长期从事古彝文字研究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语委古籍科科长阿约铁日先生曾考察过几次三星堆，明确提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完全是古彝文。他翻阅了许多的彝文古籍和三星堆的许多资料，发现巴蜀图语和古彝语的语法有惊人的相似，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后。
  他还用古彝文破译出了许多文物上的刻画符号。 三星堆青铜鸟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李绍明以《从彝族神树崇拜看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一文提出了从现今彝族祭祀神树、铁柱的礼仪及内容，可推测出古蜀人祭祀神树之大体状况。
   中央翻译局彝文翻译室主任王昌富以《三星堆与彝族文化共同特征研究》、《古巴蜀文字与古彝文系同一文字系统》等文章，用古彝文破译了大量的三星堆巴蜀文字，论证了三星堆与彝族文化的渊源。 云南著名彝学专家戈隆阿弘在《三星堆与古夷文明》中，深入研究了三星堆文化和古夷文化的关系，结论是：三星堆当属古夷文化遗存。
   长期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的年轻学者摩瑟磁火先生考察三星堆后提出了九个联想：从三星堆青铜器到彝族的铜崇拜；从青铜神树到彝族的神树；从青铜人像到彝族祭祖仪式中的祖妣偶像；从压胜埋葬坑到彝族毕摩的黑巫术；从巴蜀图语到彝文；从青铜人兽像到彝族的鬼神形象；从蚕丛居石室到彝族的祖灵岩洞；从三星堆的宗教到彝族的宗教；从铜人、铜动物到彝族毕摩的泥。
  这么多的联想，其实都是彝族文化现象，全都分解在三星堆的各个角落。似曾相见的三星堆，是古彝族文化的展示。 彝族学者安东三进三星堆，道出了一个凉山彝人对三星堆的遐想。“鹰翔古国，龙腾蜀都”是他的感叹，联想到彝族人关于神鹰的传说，龙和鹰共同养育的古彝人就是支格阿尔的子孙。
  他把彝族史诗《勒俄特依》中的龙鹰崇拜的记载联系到了三星堆的龙鹰神树和神鸟的文化内涵。安东用彝族传说中的彝族美女紫孜妮楂解释了三星堆二号坑的鸟爪人身像。他以“不朽的蟾蜍”、“雄鸡鸣晓三星堆”、“不落的太阳”、“玉璋——彝人的‘灭曲以莫’” 、若月的?古“奇眼的诉说”、“索辫壮的头帕”等的感叹和遐想，向往三星堆文化有个归属，回归原本。
   云南省楚雄州的杨凤江先生对三星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研究，提出：三星堆是上世纪发现的让世人瞩目的文明之光，从出土文物中的彝籍、彝语、彝俗的考证和追溯，发现其中有许多彝族文化元素。他说，三星堆的彝族文化元素揭示了三星堆文明与彝族文化息息相关。
   凉山彝族土司的后裔哈娜使格从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入手，翻阅了大量史料，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是彝族的祖先建立了蜀王国的繁荣”的观点。史料记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笃慕）都是古夷（彝族）人。
  就鱼凫来说，带有许多彝族古老的习俗，其椎髻、语言文字、人名姻缘习惯、夷氏谱系等都属于古夷人。 凉山彝族自治州彝学会副会长马拉呷从古彝文字、彝族的各种神话传说故事、民风民俗、宗教仪式等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的各种刻符和青铜人像进行对比研究，追溯古蜀国国王的族属，古蜀国是彝族的先民所创建的文明古国。
  他说，可以用古彝文典籍破译三星堆之谜。 从目前众多的研究成果来看，三星堆文化内涵中最明显最厚重的就是彝族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之比较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彝族的先民古夷人。
  再从矿料的科学测定来看，三星堆、殷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巧家古堂狼山。 科学研究表明，三星堆青铜器，其铜料据测定所含铅的比值都在10%～15%之间，还有很多是在10%以下，而含这种低比值铅的铜产于今滇东北一带。
   《考古中国》载：“金正耀先生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铜的同位素比值研究，得出了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相同，二者年代相距不会太远。它们都大量采用了来自同一矿产地的矿料。这些含有高放射性成因的异常铅青铜器的相关原料产地，据朱炳泉先生研究，有几个可能性的来源地，其中滇东北一带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区域。
  ”昆明东川区区长田文曾将东川区的铜矿送去检测，东川铜里的铅的同位素比值正好就在这个范围内。现今东川区的铜和古堂狼山的铜恰好在同一个矿带上，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现今东川区的铜的同位素比值是相同的，古堂狼山的铜的同位素比值与三星堆一、二号坑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也是相同的。
  而今东川区的铜的开采据《会泽县志》记载始于明清时期，秦汉之前开采的只有古堂狼山的铜。 殷墟青铜鼎 同样，对殷商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也得出殷商部分青铜器矿料从云南经古蜀国来到中原的结论，这说明云南的铜矿矿料在古代已大量通过古蜀国进入中原。
   在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指导下，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采用“化学检测分析法”、“仪器检测分析法”二种方法中的“化学法”、“发射光谱法”、“燃烧碘量法测定硫”和“硬度计测定法”来成功地测定了91件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物的合金成分，结果表明殷朝铸造青铜器的铜矿料来自云南金沙江流域的巧家一带。
   金正耀、李晓岑等先生分析了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发现其中一些青铜器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很低，这种比值很低的异常铅矿质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共几十件）。同时他们的实验结果表明，永善、巧家的铅同位比值最低（207pb/206pb分别为0。
  745和0。747），而具有这类低比值的异常铅的矿物产地至今在我国其它地区未见。李晓岑根据大量地质铅同位素分布场进行对比，指出云南矿质在商代中原青铜器中广泛存在，认为商代“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
  这就证明了，早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已经被开发利用了”。 金正耀等人的研究随后得到了国外专家的证实。日本名古屋大学山崎一雄教授等人也对日本收藏的两件中国商代铜戈作出原料来自云南的结论。
  美国史密斯博物馆学院沙耶里( yre)等人认为，西周、东周中原地区的部分青铜器,其青铜原料也与云南有关。 屈小强、李殿元等主编的《三星堆文化》载：“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
  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质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的极少，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就取之于云南的。
  大概其铜、锡原料也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段文字以科学资料证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批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于云南。中原商代的青铜原料铜、锡、铅等，也都来自云南。
   学者戈隆阿弘认为：“云南产铜、锡的地方很多，但要数矿型最大，产量最丰富，开采历史最久远，至今仍长盛不衰的，要数东川铜矿和个旧锡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原商代及其以后的青铜器原料，主要是出自东川和个旧两个地方。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中原商代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惊人，这些青铜器的原料，来自云南，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青铜及滇铜文化》说：“东川铜矿的生产，据可考资料说明，最晚始于东汉。
  公元4世纪，东川已能生产白铜，同时，制造铜器的工艺水平已达相当水平。到了明代，东川铜矿业再度得到重视，至清代达到极盛。”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最晚始于东汉”且产白铜的地区指的是《华阳国志》等古代典籍中的古堂狼山，即现在巧家县境内东部产铜的堂狼山，现今东川铜矿的兴盛始于明清时期。
   范文钟先生认为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指路经》送魂的最终地点“?莅⒕俣隆奔聪纸袂杉揖衬诓奶美巧角颉Ｋ凇墩淹ɡ肺幕凼觥分兴担骸耙妥逑让褡钤缇幼〉墓盘美巧角颍窃颇贤罂⒆罟爬系牡胤剑莞曷“⒑搿兑妥骞糯费芯俊烦疲骸颇献罟爬系耐螅笔ㄍ蟆！淇赡甏何氖凡患窃亍＞菀臀募窃兀淠甏押芫迷叮拇ù罅股揭妥濉吨嘎肪返乃突曷废撸淹ǎ赶虻岫钡摹?莅⒕俣隆＞俣拢乓陀镂蟆敝赶纸袂杉夷谥美巧角颉?” 彝族《指路经》：“亩独大山上，那里出铜矿。
  ”戈隆阿弘认为“亩独大山”，彝语倒装，“亩独”即独姆，也就是笃慕，可理解为“独亩（笃慕）大山”，指古彝族先民和彝族再生始祖笃慕生活的地方，以及彝族“六祖分支”所在地——巧家堂狼山。 铜在彝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彝族十月太阳历用土、铜、水、木、火五种要素分别配以公母表示：一月土公，二月土母，三月铜公，四月铜母，五月水公，六月水母，七月木公，八月木母，九月火公，十月火母。五要素排列的顺序是：夏土、秋铜、冬水、春木、春夏之交为火。
  跟一般传统的五行不同的是在彝族这里没有“金”，而是“铜”。铜跟土、水、木、火几大要素一道构成左右彝族世界里万物命运的历法。同时，彝族用铜制成各种各样的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物始纪略》载：“彝地铜铁多，德晋人炼铜，不用细说。
  知《怒沤》的讲：‘彝家的地盘，金银铜铁多。’”彝族先民选择在堂狼山世代定居，主要是因为堂狼山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三星堆、商王朝青铜器矿料尤其是铸造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今滇东北巧家的古堂狼山中，由居于堂狼山中的古蜀国“堂狼山”部族——彝族先民采炼提供。
  再从堂狼山区域的考古情况来看，巧家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青铜铃上的文化信息，说明巧家青铜器与三星堆青铜器具有文化上的源流关系，说明堂狼山的彝族先民开采堂狼山铜矿料铸就了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