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历史上的相关的观点
“诗穷而后工”（陈琳藩）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于是人们总以为只有穷困潦倒的人才能写出好诗来；换句话说，不是穷人就不是好诗人。 连岳麓书社出版的《古文观止》也把这句话解释为：“诗人愈是穷困，写出来的诗愈是技巧高明。既然这样，那么就不是诗能够使人穷困，原来是诗人穷困了，然后才能写出技巧高明的诗。”
如果说，诗人一定要穷困之后才有好诗；那么我想：许多有志于诗歌的人，都不愿入诗歌之门，绝大多数的朋友还是会注重两个文明同步发展。 其实“诗穷而后工”，这个观点本身没错，只不过要把“穷”字解释为“穷困”就不大好了。
《辞源》中，对于“穷”...全部
“诗穷而后工”（陈琳藩）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于是人们总以为只有穷困潦倒的人才能写出好诗来；换句话说，不是穷人就不是好诗人。
连岳麓书社出版的《古文观止》也把这句话解释为：“诗人愈是穷困，写出来的诗愈是技巧高明。既然这样，那么就不是诗能够使人穷困，原来是诗人穷困了，然后才能写出技巧高明的诗。”
如果说，诗人一定要穷困之后才有好诗；那么我想：许多有志于诗歌的人，都不愿入诗歌之门，绝大多数的朋友还是会注重两个文明同步发展。
其实“诗穷而后工”，这个观点本身没错，只不过要把“穷”字解释为“穷困”就不大好了。
《辞源》中，对于“穷”字的解释有六种：一曰终极，二曰止、尽，三曰困厄，四曰贫苦，五曰寻根究源，六曰古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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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理工这篇序中，总共用了7个“穷”字。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可以解释为“穷困”。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当了官还会贫困么——即使不是十公充盈，但毕竟不至于贫困。梅圣俞的“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是因其丰才吝遇，当不上更大官。
而“内有忧思感愤”，使其心志受累到极点，而“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则“其兴于怨刺”，“而这穷者之诗”，“写人情之难言”——这就是好诗了。
“盖愈穷则愈工”，是依据梅圣俞为例而提出来的，既然梅圣俞并不穷困，那么这个“穷”字就不能再当成“穷困”。
我想：把这个“穷”字理解成为“止、尽”，再加上一层“寻根究源”，较为接近于欧阳修的本意。则容易理解得通。如《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因穷研物理，追求理智，而有学术境界。
”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了，但无论怎么说，这个“穷”字一定不能解释“贫困”。
上面已谈了3个“穷”字，而欧阳修文中还有另外4个。“诗人少达而多穷”和“多出古穷人之辞也”，这2个“穷”字与“穷其心志”的“穷”同一种理解，文学作品强调人性价值，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古今同是一理。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这2个“穷”是寻根究源之解。这样理解，全篇贯通起来，就能够意思完整。
学诗的人多半是感情丰富，很多人在说及“诗穷而后工”，便顾影自怜，因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有限，与梅圣俞相比，错误的以为就是该穷困才是诗人，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不妨把这句话易成“诗富而后工”，同样这个“富”字不能理解为金钱财富，而是“学富五车”的富。当然要达到学富五车没在相当经济基础是办不到的，没有人民币前提试问，有几人能安心的读书。但也不是说有了钱，就有了知识、能写出好诗，还要有学习过程，还会遇上问题，让人去寻根探源。
这样说“诗穷而后工”与“诗富而后工”是同一个道理。
“诗穷而后工”
作者：椰林村人
这是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评论他的诗坛好友梅尧臣时阐发出来的诗歌创作规律，欧阳文豪当然很同情好友在宦海的坎坷遭遇，但也对诗人取得的成就而欣喜，得失之间，如鱼饮水，只有躬身其间的诗人冷暖自知。
我们可以举出好多“穷而后工”的成功例子。杜甫一生曲折流离，备尽艰苦，他的诗多悲愤满腔，工整严明。苏轼可谓春风得意的青年才俊，却是官场风波不断，起伏不定，转任各地，他并不自甘堕落，而是乐观豁达处之，虽忧愁相随相伴，仍然诗作不断，留下许多优美的诗文。
曹雪芹从富家巨室公子哥沦落到晚年全家甚至还需赊粥度日，他的家道沦落最是显著，他成就之大却也万众瞩目。许多人说，鲁迅冷峻尖锐的笔锋跟他少年时家道中落遭人白眼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有这样的理论，越动荡的世界越能产生大英雄和大作家。
社会的剧烈动荡必然会在作家的心中投下浓重的时代阴影，他们或是奋起抗争，或是沉沦躲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的历史就足以证明抗争者的巨大成就。歌舞升平的时代更多孕育的是苍白空洞的“宫体诗”，它或者散发着脂粉气息，否则就是平和的点缀。
我们都知道“时势造英雄”的道理，人们读历史时，最慷慨激昂和令人寻味的是改朝换代时的风云激荡，这跟人们喜读曲折离奇的小说情节的好奇心是相一致的。越动荡的年代，越能见出善恶美丑，人的个性的张扬就会发挥到极致，人的创造性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因此，每个朝代的缔造者大都是雄才大略者，秦始皇、明太祖等等就是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
“诗，穷而后工”的命题本是不错，在我看来，它还需要三个主要条件：一是诗人的天赋，写诗填词不是人人都可为之，首要是有天资禀赋，人的天资禀赋不一定要如北宋著名神童晏殊或者王安石笔下的神童仲永，十一二岁时就能过目不忘，锦心绣口，灿烂文采，出口成章，浩浩千字文，援笔间立就，但至少要聪慧灵性，要有学习的强烈兴趣，在你的诗歌文章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之前，你要严格刻苦遵守写作的基本法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庖丁解牛，熟能生巧。
诗艺的成长进程则有早晚之分，有些人少年时早已显山露水，才华毕现，有些人则是岁月蹉跎，大器晚成。如果有良好的家学熏陶当然能夺得先机，就像苏洵对于苏轼、苏辙兄弟，那是最好不过的启蒙教育，但家境的贫寒并不能就此完全影响诗人的成长，著名文学家韩愈、欧阳修、范仲淹毫无例外都是贫寒子弟中出类拔萃的杰出代表。
二是坚持，强大意志力的坚持是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许多诗人沉沦下僚之后，自怨自艾，意志消磨，郁郁寡欢，心如死灰，豪情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当年昂扬的志趣，这些人应该去学学处于江湖之远在湖南永州时的柳宗元。
布衣杜甫举食长安十年，受尽多少白眼，向达官显贵献赋也不计其数，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之下，他还是在诗歌唐都长安坚持下来，他的晚年更处于“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中，就像他有“诗本吾家事”及“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豪情，他从未放弃对于诗歌的热爱和写作，他的成功在于他的坚持和执著。
曹雪芹也一样，即便举家吃粥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坚持把《红楼梦》完成。
其三，要有良师益友，梅尧臣也好，曹雪芹也罢，在他们的人生中，都有志趣相近的良师益友。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吾师焉。李白、杜甫虽生天纵英才，通读他们的诗作，你就能见到他们学习南北朝诗人的痕迹，其实他们并不讳言，就像南齐宣城太守谢（月兆）就是李白的偶像“一生低首谢宣城”，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
像颜回那般身处陋巷也不可怕，只要你意趣不改，志气永存，你的诗艺也能做到“穷而后工”。要是有鸿儒频频而至，教益虽不能立竿见影，进步却是显而易见，即便往来皆白丁也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诗人与书香墨气相遥隔，且渐行渐远。
柳宗元一生的挚友刘禹锡被贬在天遥地远的三峡夔州任刺史时，就放下优雅的士大夫架子，很能跟当地百姓打成火热一片，要不就没有这么多首清新的《竹枝词》流传下来了。转益多师也是“诗，穷而后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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