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功德只是虚写，
管晏列传〉为《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二篇,邓以赞,牛运震,李晚芳等人曾指出〈管晏列传〉属於「小传,别传体」,「别一格文字」,「变体」,可见其在体例上的特殊性。〈管晏列传〉对於管仲,晏婴的政绩记载,多属纲要的略叙,结果的陈述,而全文叙事的重心在於二人的生平轶事。 司马迁主观拣择管仲与鲍叔的交游情谊,晏婴礼贤越石父与识拔御者之管,晏轶事,藉以彰显「知己」之主题。而〈管晏列传〉所阐扬的知己主题,除了管仲与鲍叔;晏婴与越石父,御者间的友朋相知之外,也涵盖了齐桓公与管仲,齐景公与晏婴间的君臣遇合。 结合司马迁的生平,可见〈管晏列传〉的知己主题,反映出其类似遭遇与情感共鸣。司马迁将管仲,晏婴写成合传,...全部
管晏列传〉为《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二篇,邓以赞,牛运震,李晚芳等人曾指出〈管晏列传〉属於「小传,别传体」,「别一格文字」,「变体」,可见其在体例上的特殊性。〈管晏列传〉对於管仲,晏婴的政绩记载,多属纲要的略叙,结果的陈述,而全文叙事的重心在於二人的生平轶事。
司马迁主观拣择管仲与鲍叔的交游情谊,晏婴礼贤越石父与识拔御者之管,晏轶事,藉以彰显「知己」之主题。而〈管晏列传〉所阐扬的知己主题,除了管仲与鲍叔;晏婴与越石父,御者间的友朋相知之外,也涵盖了齐桓公与管仲,齐景公与晏婴间的君臣遇合。
结合司马迁的生平,可见〈管晏列传〉的知己主题,反映出其类似遭遇与情感共鸣。司马迁将管仲,晏婴写成合传,乃因二人同属春秋时代齐国重要政治人物,皆为政治思想家,而友朋相知,君臣遇合的知己之情,更是管,晏二人合传的重要内在联系。
关键词:司马迁,知己,晏婴,管仲,管晏列传
一,前言
《史记》一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列传占了《史记》篇章的一半以上。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曰:「扶义?m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指出「列传」乃记历史上以义自持,卓荦非凡,立功扬名的重要人物。
七十列传首篇为〈伯夷列传〉,伯夷乃商末周初人,〈伯夷列传〉之后,续以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晏婴两位名相之传记——〈管晏列传〉。周初至春秋列国扶义?m傥之贤士名臣不知凡几,而司马迁独於伯夷之后,直接管仲,晏婴,而不为他人专立一传,其中原因可能由於其他人物史料疏略,难以立传,但不可否认的,这样的取舍与安排,凸显了管,晏二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反应出二人在司马迁心中的重要性。
列传以志人物为主,所传人物的言行事迹应是文章的重心所在,但〈管晏列传〉的写法显然有别於此,邓以赞曰:「数语尽管仲履历,后却以仲言,赞鲍之知人,以评论阐仲之功业,只是小传,别传体。」牛运震曰:「管晏齐名臣,事迹繁众,铺叙则伤於冗,约举则病其漏。
此传善用隐括法,而脉理浅深特历历,是太史公别一格文字。」李晚芳曰:「传者详其平生言行而著之,以传其人之谓。〈管晏传〉不然,亦史公变体也。」所谓「小传,别传体」,「别一格文字」,「变体」,都指出〈管晏列传〉有违常例的特殊性。
因此〈管晏列传〉对於管,晏事迹的取舍拣选以及司马迁撰述本文的真正用心,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二,史料取舍与知己主题
司马迁自述撰作〈管晏列传〉之因由曰:「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指出虽然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二人同为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勋业彪炳,晏婴协助景公成就治世,政绩显赫,一霸一治,泽被当代,垂范后世,所以将二人合传写成〈管晏列传〉。
既然「齐桓以霸,景公以治」,那麼管仲与晏婴辅政的治绩应是本篇列传的重点所在。但是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司马迁叙事的重心并不在此。
〈管晏列传〉共可分为三部分:管仲传记,晏婴传记,司马迁之论赞。
在管仲传记部分,有关管仲政绩之记载如下:
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
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此外,「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乃是引录《管子 牧民》的文句,可以作为管仲的政治思想,而与其政绩有关。
细读以上有关管仲政绩的记载,可见多属纲要的略叙,结果的陈述,至於管仲如何辅佐齐桓公齐民修政,富国强兵以称霸诸侯的过程,则多略而不谈,而这方面的内容可於〈齐太公世家〉等篇章中找到相对完整详尽的记载。
而整篇〈管晏列传〉中有关管仲政绩较为具体的记载,是以「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i之约,管仲因而信之」,印证管仲执政善於权衡,斟酌政务的轻重缓急,转祸为福,变败为功,以使诸侯归附齐国,但在〈齐太公世家〉中,上述三则事例的始末又有更加清楚的交代,阐明管仲巧妙地将桓公袭蔡伐楚的出师之名,由个人私怨转为天下公义;於帮助燕国逐却山戎后,割地与燕,使齐国的国际形象由气焰高张,威震诸侯的强权之国,转为济弱扶倾,谦抑重礼的礼义之邦;与鲁国於柯地会盟时,劝谏桓公履约践诺,使桓公由反覆无常的小人转为讲信修睦的君子。
而就晏婴传记而论,全文共有323字,其中只有「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於齐」,「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於诸侯」二节共53字,述及晏婴的从政风范与政治地位,所占比例不到传文的六分之一,而且同样属於纲要的略叙,结果的陈述。
而在〈齐太公世家〉中,有关晏婴辅政的具体政绩,可就详尽多了。依据该文记载:齐灵公时,晏婴劝谏灵公不该逃往临?以避战祸,灵公不从,导致晋兵包围临?;齐庄公时,晏婴劝谏庄公不应接纳晋国大夫栾盈,庄公不听,终为栾盈所欺,败於晋师,而当崔杼徒属弑庄公后,晏婴不畏崔杼强权,伏庄公尸而哭,崔杼立景公为齐君,晏婴不顾崔杼,庆封之权势,不肯参与誓盟;齐景公时,晏婴使晋,认为齐国终将归田氏所有,并与景公至鲁国问礼,而当彗星出现时,景公以为灾异内心忧惧,晏婴劝谏景公应薄赋敛省刑罚以得民心。
此外,〈司马穰苴列传〉中亦载有晏婴向景公推荐田穰苴为将。
司马迁为管,晏二人立传,而二人一生事功,仅用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带过,曾有论者对此深表赞赏,例如李景星曰:
〈伯夷列传〉以诞胜,〈管晏列传〉以逸胜。
惊天事业,只以轻描淡写之笔出之,如神龙然,露一鳞一爪,而全神皆见。岂非绝大本领!
又如吴见思曰:
管仲,晏子,是春秋时第一流人物,功业?@赫一时,操觚之家,不知当如何铺叙,史公偏只用轻清淡宕之笔,而以秀折出之,月影花香,另是一种境界。
又如吴汝纶曰:
管仲既任政以下,叙相齐谋略,全用虚叙行文,绝骏迈。
司马迁以略笔虚写,轻墨淡彩的作法,概括管,晏的丰功伟业,而不处处泥於事例的详述与史实的徵引,别有一种清空高远,俊逸潇洒的行文风格,所以李景星誉为「如神龙然」,吴见思以「月影花香」拟之,而吴汝纶则直呼「绝骏迈」。
然而是否真能达到「露一鳞一爪,而全神皆见」的效果,使人藉由〈管晏列传〉以了解管仲,晏婴?@赫卓绝的具体事功,恐怕相当为难,这与读者设想经由最密切相关的〈管晏列传〉,以得知管晏事功的预期心理,是存在著相当程度的落差的。
经由〈齐太公世家〉等相关篇章的详细描述,管仲,晏婴在齐国的政绩与地位,才得以充分彰显。管,晏的事功,并未详叙於〈管晏列传〉中,而是呈现於〈齐太公世家〉等篇,这是《史记》「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所谓「互见」结构。
司马迁为「齐桓以霸,景公以治」的管仲,晏婴立传,并不详尽铺陈二人的显耀功业,而须藉由〈齐太公世家〉等其他篇章之互见,才能一窥二人之事功,如此虽可避免史事的重覆记载,但为内政,外交上都享有崇高地位的重要政治家写传,重心却不在其政功勋业,乍看之下,不免有遗珠之憾。
司马迁具备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心思,宏观的史观,而为管,晏二位春秋名臣立传,照说不应如此疏漏,况且既然管,晏的事功可於〈齐太公世家〉等篇互见,那又何必再为二人单独立传 其中原因应是司马迁别具深意,另有用心,欲藉〈管晏列传〉表述某种理念,吐露某种心声。
司马迁本人曾就〈管晏列传〉的取材,叙事标准,於篇末论赞中有番简要说明: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指出经由研读《管子》与《晏子春秋》鞭辟入里的论述,而想知人论世,於是为二人立传以见其行谊,至於取材的标准,不录《管子》,《晏子春秋》众所周知的著作内容,叙事的重心在於管仲,晏婴的生平轶事。
只是有关管仲,晏婴的生平轶事何其多,如《韩非子》载: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 」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
』」於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齐桓公喜好穿著紫衣,百姓蔚然从风,造成紫帛价格飙涨,经由管仲的献策导正,上行下效,遏止了衣紫的风尚。
司马迁於〈管晏列传〉之论赞中曾引《孝经 事君章》语称颂管仲,曰:「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而上举轶事正可作为有力注脚。又如刘向〈晏子叙录〉曰:
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
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
叙述晏婴节俭自持,并不贪求个人享乐,而将俸禄用以接济亲戚贤士。这则轶事正可印证,阐扬〈管晏列传〉中晏婴「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的节俭风范。
但是以上两则轶事司马迁皆舍弃不录,所以可见〈管晏列传〉中所载之管,晏轶事,应有司马迁个人的主观拣择标准,其间鎔铸著他的理念与情感,而非泛泛抄录,杨慎就曾指出:「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详载此,有深意焉。
」我们详加审视,不难得知〈管晏列传〉所载之管仲,晏婴轶事,共同指向「知我」,「知己」这一主题。
先看〈管晏列传〉中的管仲轶事,记载内容在於管仲与鲍叔牙间的深厚交谊。司马迁於介绍管仲的字号里籍后,就直接切入管鲍之交:「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叙述鲍叔深知管仲的贤能,始终善待管仲,并於公子纠争位失利被杀后,推荐身陷囹圄的管仲予齐桓公。
之后又以管仲个人自述的方式细数二人之交情: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藉由管鲍合夥作买卖而管仲图利自我,管仲为鲍叔谋事未成,管仲从政频遭革职,管仲参战屡次逃逸,管仲未如召忽般於公子纠被杀后尽忠殉难等五件事情,不厌其烦地陈述鲍叔如何慧眼独具,不受世俗大众普通价值观的左右,而能多方设身处地为管仲著想,体谅管仲的身世与遭遇,洞悉管仲的心意与抱负。
而五组排比句型的连续使用,五段鲍叔不以我为如何,知我如何的叙述模式,五个「知」字的重复出现,更加凸显鲍叔真为管仲之知音,最后归结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加重语气强调「知我」之情的可贵。
〈管晏列传〉记载的晏婴轶事共有两则,一为晏婴拔擢越石父为上客,内容如下: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萑?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於??何子求绝之速也 」石父曰:「不然。
吾闻君子诎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於是延入为上客。
越石父身遭缧绁之苦,晏婴晓悟越石父的贤能,而以左骖马赎归,偶然的知遇之情令越石父视晏婴为「知己」,然而晏婴之后的冷淡无礼,又令越石父深感有志难伸,於是请求离去,最后晏婴虚心改过,礼遇越石父为上宾。
这段轶事点出知己之间贵在推心置腹,相待以礼。其中越石父所言「君子诎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道出个人的自我实现与知己息息相关,於不知己者面前,常受委屈,遭贬抑,而有幸遇到知己者,就能伸展抱负,成就自我。
而另一则轶事为晏婴推荐御者为大夫,内容如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闚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
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先由御者之妻的眼光,对比晏婴与御者迥然有别的形象与性格:晏婴身材矮小,高居相位,谦卑自守;御者身材高大,为人车夫,志得意满。
接著叙述御者诚心接纳妻子的劝诫,卑逊收敛,晏婴发觉御者之谦抑向贤,於是推荐其为大夫。御者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晏婴能够察觉御者的改变并洞悉其中的缘由,可说是御者的「知己」,而御者能获晏婴推荐担任大夫,正是越石父所谓君子「信於知己者」。
经由〈管晏列传〉中管仲与鲍叔的交游情谊,晏婴礼贤越石父,晏婴识拔御者,可见司马迁精心选录三则管,晏轶事,充分表露知己之人,知遇之情的难能可贵。「知己」,「知我」的情感线索贯串三则轶事,成为〈管晏列传〉的主题,这是〈管晏列传〉真义之所在,也是司马迁用心之所在,李晚芳亦曰:「两传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两篇合叙联结之真谛也。
」正因如此,所以〈管晏列传〉中不多谈管,晏二人的丰功伟业,并且认为《管子》与《晏子春秋》二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不对管,晏二人之著作多所著墨。而在叙述管仲的轶事亦即管鲍之交时,鲍叔始终伴随管仲出现,两人的叙事分量可说无分轩轾,而有知人之明的鲍叔更有凌驾管仲的趋势。
在叙完管鲍之交后,司马迁更写道:「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颂扬鲍叔的谦冲雅量与悠长德泽,而鲍叔的「知人」比起管仲的「贤能」,更受世人敬仰。
三,友朋相知与君臣遇合
〈管晏列传〉透过管鲍之交,晏婴提拔越石父与御者,彰显「知己」的主题。而这种知己之情主要是指友朋之间的相知,司马迁以此弘扬友道,歌颂友谊之可贵,陈仁锡即曰:
〈伯夷传〉,忠孝兄弟之伦备矣,故〈管晏传〉於朋友之伦,三致意焉。
汤谐亦曰:
列传首伯夷,次管晏,世序故也。然伯夷,叔齐,所全者君臣父子兄弟之伦,而〈管晏传〉独於朋友之道三致意焉,维持人纪之义备矣,作史者其有忧患乎!
指出列传首篇〈伯夷列传〉,次篇〈管晏列传〉,除按时代先后排序外,更因司马迁心系人伦纲纪之维护,所以〈伯夷列传〉阐扬君臣,父子,兄弟之伦,而〈管晏列传〉阐扬朋友之伦。
然而〈管晏列传〉中所阐扬的「知己」主题,除了呈现在显而易见的友朋相知之外,也涵盖了君臣之间的遇合,只是这方面的内容较为隐微难见而已。〈管晏列传〉曰:「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虽然简单几句带过管仲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但也透露出桓公具有容人雅量,不念旧恶,大胆起用管仲,诚心接纳管仲之计谋,桓公,管仲的君臣遇合终成霸业。
而有关桓公与管仲之君臣遇合,在〈齐太公世家〉中则有更加清楚的描述。文中记载当公子纠,小白分由鲁,莒争相返齐登位时,管仲曾带兵阻拦小白,并射中小白带钩,小白佯死以贻误管仲,因而率先返齐继位,是为桓公。
之后桓公致书鲁国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可见桓公对管仲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而当鲍叔向桓公推荐管仲曰:「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桓公居然能够欣然接纳建言,进用管仲,当管仲返齐后「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桓公於管仲辅弼下成为诸侯霸主,管仲的睿智贤能自不待言,但也须取决於桓公一方,尤其在君权至上的时代,积极用世的士人想要有所作为,成就非凡事业,关键更在於君主的知与不知,用与不用,当管仲病危时,桓公问及何人可继任相位,管仲对曰:「知臣莫如君」,更是直截了当点明君主的能知与臣子的得用之密切关系。
所以尽管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晏列传〉语),但也须遇到能知,能用的君主,才有一展长才的机会。桓公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忘却一箭之仇,深知管仲才干而委之以重任,并且虚心纳谏,而管仲也真能洞悉桓公的心性,勇於进谏,多方劝说,以端正桓公的言行。
桓公,管仲二人堪称互为知己,君臣之间的遇合成就了显赫的霸业。
同样地,晏婴贤能聪慧,本於忠诚处处体察景公的不当言行与政策,并且敢於直言极谏,不惜「犯君之颜」(〈管晏列传〉语),而齐景公亦能知晓晏婴的忠直,具有听谏,纳谏的雅量,不以为忤,而能顺从晏婴之劝诫讽喻。
《晏子春秋》一书屡见景公如何晏子谏,景公问如何晏子对以如何的记载,晏婴援古取譬,动情善诱,论事说理,勇於犯颜谏诤,而景公亦能深明晏婴进忠补过的一片赤诚,对其包容,理解,器重与信任。当景公听闻晏婴死讯时,仓促,悲切地前往奔丧,伏尸哭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u而不收,怨罪重积於百姓。
今天降祸於齐国,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矣 」感念晏婴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的督责谏诤,而景公与晏婴平时君臣之间的相知相得更是溢於言表。此外,景公曾於晏婴死后十七年,对弦章说:「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
」这不仅是忠臣难求的慨叹,更是知己难遇的感喟。所以景公,晏婴二人亦具知己之情,彼此相知相惜,推心置腹,君臣的遇合终使国政臻於治平之境。
孔子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不假威力以九合诸侯,是仁德之功业,肯定管仲於公子纠死后,隐忍受辱,进而协助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泽被后世。
但也指出管仲器小: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 」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论语 八佾》)
批判管仲的奢侈越礼显得器量褊浅,格局卑狭。孔子是以不得俭,不知礼为管仲器小之因,然而司马迁於〈管晏列传〉论赞中则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认为孔子批判管仲器小,在於管仲不能激勉桓公建立比霸业更高一层的王业。
此论曾引起学者异议,中井积德曰:
是论未得孔子之旨,孔子只以其易盈为小器也。
俞正燮曰:
太史公谓管仲不能勉齐致王,盖本孟子。按:周之僖惠,未比殷纣,齐桓之德,不及文王,文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齐桓夺周祚 管仲反坫,塞门,三归,官事不摄,自谓功成,身泰意侈,即是器小。
自古未闻以不能谋反叛逆訿诋人者,故知器小是侈泰也。
诚然,孔子本意是以易盈侈泰指责管仲器小,而司马迁熟稔儒家经典,尊崇孔子人格,评论人物史事常以孔子之言为依归,照理说,不应误解孔子本意,也不致於以未能篡夺周祚责备管仲。
仔细推敲这段文句,留意贯串〈管晏列传〉全文的「知己」主题,可知司马迁应是基於「知己」观点而提出批判,言下之意,乃是认为「管仲,世所谓贤臣」,「桓公既贤」,管仲既是贤臣,桓公又为贤君,君臣遇合,互为知己,这是历史上不可多得,令人称羡的契机,然而管仲不能把握良机辅佐桓公臻致王业,而只称霸诸侯,因此显得器度偏狭。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