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印度反击战
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１９６２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
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衣钵 挑起边境冲突 。 中印边界全长约１７００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６５０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４００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６７９５高地；西段长约６５０公里，从札达县的６７９５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 整个边界从来没有...全部
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１９６２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
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衣钵 挑起边境冲突 。 中印边界全长约１７００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６５０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４００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６７９５高地；西段长约６５０公里，从札达县的６７９５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
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脑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一）英国种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著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场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
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１９１１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惯画一条侵占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１９１４年３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英国趁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至１９１４年７月在印度北中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袭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视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著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５０００支枪、５０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９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４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学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划在比例页为１英寸等于８英里的地图上。
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委、迟疑不决俚，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
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在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９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渐江省，有著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
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在中心边境西段，１８４６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
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１８６５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
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洪线。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
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好长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乘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
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１９５１年２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予内务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与抗美援朝战争，之机，派兵１００余名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它；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
１０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习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１９５３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来福敌连共７０余名官兵，逆苏班 \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
到１９５３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１９５４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９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政官方地图，特非法的“秤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按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
然而，印度军政人员自知“麦线”不合法而感到心虚。１９５５年４月６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
”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１９５４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１９５５年侵占了波林三多；１９５７年侵占了什布奇山江及附近的一块草地；１９５８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１９５１年前后，印军趁我军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受泥山江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４５０平方公里的土地；１９５４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２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
尼赫鲁不仅要求特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９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和阿克赛钦等地区３３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
在１９５０年至５１年我军进军阿里、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１２．５万平方公里。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政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５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４月２８日侵占了塔马墩；８月１３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
接著，８月２５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２人毙命后，于２７日仓皇撤逃。
在西段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印军３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６０多名印军于２１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９人，俘７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
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２年９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４３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４０００平方公里。
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１９６２年６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方向，以线北约１１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
９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印军３０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位哨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２０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１人，打伤战士１人，我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２９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
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１０月８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１０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２０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４７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３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１２０余架次。
中国政府被迫作出自卫反击的决定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一）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二）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中国被迫作出反击的决定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判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
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还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
这样，从１９６１年开始，尤其是从１９６２年４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４３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印度立场：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
”见１９６２年７月７日印度《闪电》报。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而走险，诉诸武力。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
１２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１４日，印度国防部长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著，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境提斯浦尔城，进行军事部署。
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１７、１８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中国政府和边防部队遭到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
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力争好，准备坏。
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边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停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
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结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
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 ，指挥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 西段。
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规模进攻。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３７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正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１０月２４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其最主要三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２０公里，脱离接触。当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
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２４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２８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１１月４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国的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
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和停止反击的行动，得到世界上受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敦促印度政府响应中国的建议。三项建议不仅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８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
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与我国再作军事较量，与我军一决雌雄。
到１１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２个师部、９个旅以及炮兵、装甲兵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至３０００人。其布势是：东段、以第四师４个旅部署在西山口——邦迪拉公路沿线；以第二理由之第十一旅部署在瓦弄地区；第五旅分布在“苏班西里”和“西安”两边区，第一九二旅布置于提斯普尔。
西段，第七十旅部署在东堤及其以西地区；第一一四旅部署在楚郐勒及其以北地区；喜马拉雅第三师师部位于列城。尼赫鲁满以为这样能有把握击败我军。在印度政府大吹大擂之下，瓦弄、西口山等地印军于１１月１４日和１６日又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
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三、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１１月１６日至２１日）
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
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８个步兵团、３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强加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组成，指挥４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
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１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
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
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２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３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２个团实施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正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参战各部于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５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１７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我军企图。１７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１个营，切断了德让宗——邦迪拉公路。此时印军才发觉我军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１８日晨全线撤逃，但还陷于我军合围之中。
１８日晨，我军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１５公里，作战５次，攻占２个炮兵阵地，击毙７个印军士兵，缴获７门火炮和２台汽车。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当日我军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来印军一部，一部溃逃，其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直属部队乘我军未截断通往打陇宗道路的空隙逃脱。１９日，我军占领邦边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２１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
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３个旅，共毙俘印军壮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５２００余人。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1个月，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在西段，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据点。
共毙、俘印军87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物资。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12月1日至1963年3月1日，后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北地区。
随后，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政府交还了缴获的大批装备，释放了3900名被俘官兵。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