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误国是什么意思?出自那？可以
“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史上有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故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晋书·范宁传》)而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篇》)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 ”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全部
“清谈”作为魏晋名士们谈玄论道的一种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史上有一种“清谈误国”之说,以为魏晋清谈者“祖尚玄虚,不亲世务”,故东晋范宁“以中原倾覆归咎于王弼、何晏,谓‘二人之罪,深于桀纣’。
”(《晋书·范宁传》)而恒温亦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按:指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世说新语·轻诋篇》)缪钺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清谈与魏晋政治》中,将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结合起来,围绕“清谈与魏晋政治之关系”,详考史事,分别论之,认为“未可据王衍一二人为例而遂断为清谈误国也。
”清谈家之理论并不轻视政治,且自有其政治上之新理想。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魏晋间、西晋、东晋。他对魏晋两百年之政治,受清谈影响,实际情形如何;清谈名士,因才性不同,环境各异,其对政治之态度如何;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是否实现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魏正始清谈名士,有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荀粲、李丰、王广等人。清谈初兴之际,清谈名士们虽崇尚《老》、《易》,辨析名理,但同时亦热心政治,思建事功。清谈研精名理,贵乎有识,而建树事功,即识之所表见,识为本,功名为末。
清谈家才智纵横,勇于建树,有识而能建功业,乃本末一贯,自然之理。
魏晋之际有竹林名士,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戌。《晋书·阮籍传》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竹林七贤,虽以谈玄酣饮相友好,而其对政治之态度则不同。嵇康以龙性难驯反抗司马氏而被杀,阮籍韬精酣饮而委蛇自晦,向秀逊辞屈迹以求免祸,山涛、王戌依附司马氏而坐致通显,刘伶、阮咸与政治关系较疏,从其言行推其心情,与阮籍相近。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魏晋间清谈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缪钺先生则“补说一义,即竹林名士对于政治之态度,乃由正始风气变为西晋风气之枢纽也。”竹林名士与正始名士有一不同之点,正始名士只言玄理,而竹林名士于谈玄之外,兼崇山林隐逸之趣,故正始名士多居庙堂,而竹林名士则喜亲山水。
总之,竹林名士特重《庄子》,多怀山林隐逸之思,故其对政治之态度,不似正始名士之积极。然隐逸之士,不负政治上之责任,则虽清谈而不至误国。
清谈理论发展至西晋,以郭象为代表,其所理想之政治家,并非拱默无为,乃“有用之为,率性而动”。
西晋名士如王衍贪恋禄位累居显职,好为空言而不肯负实际责任,是所谓清谈误国者。然而,王衍谈玄不过为一种装饰,并无深诣独得。他善趋风气,以清谈盗虚名,为仕官捷径,既无济世之志,又无从政之才。西晋政治腐败,由于朝廷之宽纵,清谈末流适与此相应合。
因此,“西晋清谈名士之祖尚浮虚,遗落世事,亦多因当时政治环境所造成,非必尽清谈理论使然也。”清谈至东晋,在玄理上似已停止发展,好学深思之士多喜研讨佛义。谈玄能发新解者,亦出于名僧支道林。陈寅恪先生在《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一文中认为,东晋时清谈风气仍然弥漫,对当时政治社会仍多影响,故欲了解东晋政治之特殊形态,及当时政治家之特殊风度,亦不可不于清谈中求之。
缪钺先生则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具体地论述清谈与东晋政治之关系。
东晋承西晋亡国之馀,重建新邦,颇有人主张以严厉之法治矫宽弛之积弊者。然东晋时清谈风气犹盛,其势仍可左右政治。王导在东晋初政局上甚关重要。
史称王导为政,务在清静宽和。东晋初立国之基,本极微弱,当时有三种人不易应对:一为土著之吴人,二为南渡之名士,三为拥兵之方镇。王导则本其“网漏吞舟”之政策,泯除界域,团结人情,交欢南人,优容名士,姑息藩镇,以宽和处之。
此种政治作风,时人颇多不满。王导亦自知之,然他自有其清谈理论之根据,晚年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篇》)王导喜道嵇康《声无哀乐论》,其中所述理想之政治即为“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荡涤尘垢,群生安逸”。
东晋贤相,王导之后,即推谢安。谢安亦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任,其安内攘外之政治成绩,胜于王导。据《南齐书·王俭传》载,王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所谓“风流宰相”,即魏晋以来清谈家所理想之政治家之新范型,“其有超世旷远之怀,而又能建济世经纶之业”。
谢安既善玄言,并能济世,有胆识,有方略,以夷旷之怀,处危难之事。魏晋以来对于政治之新理想,在于融合儒道,以道家旷远之怀,建儒家经世之业,此清谈派理想至谢安而实现。
清谈思想,虽崇老、庄,而亦兼融儒学,故并不轻视政治,且有其政治上之新见解及其理想的政治家之新型,即在能以超世之怀建济世之业。
“虽居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以后中国士大夫遂奉此为最高之境界。唐宋以后,贤士大夫皆以此为理想之事,就是受魏晋清谈政治思想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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