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事制度具体如何设置?
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 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 每三...全部
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
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
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 领，牛录额真为佐领。
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几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
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了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
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金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全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主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
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
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
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 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
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并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
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
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饱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
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
第二，计丁投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
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全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乌之料，合共三两”。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击免十二丁赋，一、二、三等备御分别免十丁、八丁、六丁之赋，千总免四丁，把总免三丁，驻汗城之甲士、哨探、守门、工匠各免二丁之赋。
努尔哈赤、皇太极皆极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军纪的严明，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地大阅旗兵。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时总叙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
”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
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初二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
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
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年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待卫、御前侍工、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
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
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 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
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超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
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
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衰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陆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
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水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
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
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 第三，发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发放饷银，故 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宫俸、兵饷制度。
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
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土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
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
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发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
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
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
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
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
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金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
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 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满洲自建立八旗制度以来，各旗兵丁地位高于平民。初期作战获胜，俘掠生口财物，即可上升到贵族行列。在北京立国后，八旗成员也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旗丁除服兵役外，不再有汉人平民所有的各种赋役负担，并享有各种特权。
旗人犯法，不由地方官审理，统归步军统领衙门或慎刑司减等量刑。八旗人丁依旧制，每丁拨给田地五垧（三十亩）。旗兵依职位不同，每月分别发给一至四两的饷银，三至四斜的粮米。较高的粮饷约略相当一个七品县令的俸禄。
外出作战，另有“行粮”。 八旗兵丁多常驻京师，驻防外地者不到总额的一半。属于京旗的兵丁，只准在京居住。分授给他们的旗地，也在近京五百里内各县。这些旗地原系圈占汉人民众的耕地。“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
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八旗公产疏》）旗兵占有民地，并不是“亦兵亦农”，而是坐取地租和粮饷，不战不耕。京师八旗兵丁久居城中，疏于训练，甚至不能骑射。乾隆帝曾率领他们行围，学习技勇，给予赏赐，但兵丁希图安逸，并不乐从。
乾隆帝曾慨叹说：“不肖之徒，不识朕教养满洲之志，反以行因为劳众，不无怨望。”（《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又曾说：“升平日久，八旗子弟如鹰居笼；日饱肉，不能奋击。”（柳得恭《滦阳录》卷一）乾隆帝把八旗子弟比喻做不能奋击的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八旗兵坐享优厚的待遇，在京城中四处流荡。或三五成群，臂鹰架雀，在街上闲游。或结帮聚伙，在茶坊酒馆里消磨日子。或斗鹌鹑、斗蟋蟀。乃至嫖妓聚赌，变卖房地挥霍。震钩《天咫偶闻》评论说：“后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劳，又不习击刺之法，下至束伍安营，全忘旧制，更安望其杀敌致果乎？”八旗兵丁逐渐变成浮荡子弟，骁勇善战的满洲传统日益丢失了。
驻防外地的八旗兵也是养尊处优，久不操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御史和其衷上疏，劾奏驻防旅顺口和天津的八旗兵海防水师营说：“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掩饰虚文。即军营器械，半皆朽坏。
似此怠玩成风，何以固疆圉而资弹压！”（《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和其衷《根本四计疏》）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镇江（京口），较射而有弓筋落地者。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至杭州阅兵，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
盛京八旗兵丁在行围演武猎兽时，上缴的鹿多于吉林、黑龙江兵丁，但并非自行射猎，而是从汉民那里买来。乾隆帝大怒，训斥说：“盛京为我朝根本之地，兵丁技艺宜较各处加优，乃至不能杀兽，由汉人买取交纳，满洲旧习竟至荒废，伊等岂不可耻！……传谕福康安留心训练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自督率射猎，务令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
”（《清高宗圣训》卷三○○）事实上，旗兵长期不事生产，荒废骑射，“恢复满洲旧习”，是不可能的。 八旗兵丁，如此荒嬉。各级军官，更加腐败。他们平日克扣军饷，优游享乐。遇有战事，沿途勒索，乘机中饱。
作战时则拥兵自卫，不敢向前。不仅下级军官如此，朝廷钦命的领兵将军，也很少知兵善战者。大金川之战，经略大臣讷亲（清初名将额亦都后人），临战躲在帐内指挥，传为笑柄。三千兵士攻碉，遇敌即作鸟兽散。大学士温福领兵出征大小金川，只知在军中置酒高会，挞辱士卒。
同行的四川提督马铨讥笑他是“空摇羽扇，无计请缨。”乾隆朝官至领侍卫内大臣的索伦人海兰察曾说：“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阿桂）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其余皆畏懦之夫，使其登坛秉钺，适足为殃民耳。
某安能为其送死也。”（《啸亭杂录》卷九） 满洲贵族将领多不知兵，八旗兵丁多不能战。乾隆帝在连年发动的边疆战事中，不能不调遣绿营兵和索伦、锡伯、达斡尔等各族兵，组成作战的中坚力量。清朝发展到乾隆时期，绿营兵额经常在六十万左右。
据魏源《圣武记》统计，中外禁旅即驻防的八旗兵，共有二十万余人，其中一半在京师。八旗兵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在内，按照乾隆朝编制的比例，八旗满洲兵不过十二万左右。满洲兵虽仍保持着优越的地位，但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能力。
汉人组成的绿营兵，这时已逐渐代替八旗兵，成为国家军队中的事实上的主力军。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