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军的歼六退役了没有?各战区战机分布情况怎样?
退役了。
在西方全面技术封锁和禁运下，在整个国家实力和航空工业基础全面落后于世界的形势下，新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采取“克隆”仿制的捷径，迅速赶上世界空军的发展步伐。歼-6的问世，使中国主战飞机的性能与美、苏等国的差距缩短为8年左右，而与其他欧洲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但是，在歼-6这块里程碑后，中国空军再没有走出多远。
歼-6已经“盖棺”，但尚未“论定”。对它的功过评述不是笔者能够担负的使命，充其量只能代表个人观点，浅议一二。
英国战略家富勒说：“除非历史能教给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否则军事史只是一部人类的血腥浪漫史。 ”那么，一部富有骑士色彩的歼-6征战史，...全部
退役了。
在西方全面技术封锁和禁运下，在整个国家实力和航空工业基础全面落后于世界的形势下，新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采取“克隆”仿制的捷径，迅速赶上世界空军的发展步伐。歼-6的问世，使中国主战飞机的性能与美、苏等国的差距缩短为8年左右，而与其他欧洲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但是，在歼-6这块里程碑后，中国空军再没有走出多远。
歼-6已经“盖棺”，但尚未“论定”。对它的功过评述不是笔者能够担负的使命，充其量只能代表个人观点，浅议一二。
英国战略家富勒说：“除非历史能教给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否则军事史只是一部人类的血腥浪漫史。
”那么，一部富有骑士色彩的歼-6征战史，在中国空军踏上新世纪征程的时候，将“教给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呢？
无心插柳的功勋名机
到2005年，中国空军已成立56年，其中与歼-6有关的时间占了80%。
歼-6的诞生是中国空军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其意义远比后来击落几十架敌机重要得多。应该说，依靠苏联的军事支持，中国空军在朝鲜战争时的装备性能与美军基本持平。但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美、苏都研制出了超音速战斗机。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全面对峙，国际形势动荡的年代里，必须在空军主战兵器上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否则就可能在政治性的军事较量中付出重大代价。
歼-6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在西方全面技术封锁和禁运下，在整个国家实力和航空工业基础全面落后于世界的形势下，新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利用苏联的技术援助，采取“克隆”仿制的捷径，迅速赶上世界空军的发展步伐。
歼-6的问世，使中国主战飞机的性能与美、苏等国的差距缩短为8年左右，而与其他欧洲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但在歼-6这块里程碑后，中国空军再没有走出多远。歼-6长期居于主力位置，就是中国空军发展建设停滞和失误的见证。
以至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空军一直在整体上停留在战术层次——确切地说是“防空”军的形态。正是中国空军顶层设计和发展实践的失误，无意中“天降大任于斯人”，将歼-6锻造成一代功勋名机。
难以评价的歼-6
歼-6的战绩与国土防空胜利直接联系在一起，国土防空的胜利，不是由歼-6和空军独自取得的。
但作为那个年代中国空军的主力，歼-6的战绩显然象征着新中国已经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空中长城。国土防空胜利的最大历史意义是：它向世界宣告，在中国军队有了在陆地和海洋上大规模驱逐敌人的力量之后，现在也可以独立捍卫自己的领空。
100多年来中国顾此失彼，陆海空疆屡遭入侵的历史就此完结。
在歼-6的身上，展现出了中国空军部队优良的军政素质，特别是飞行员的勇敢牺牲精神。这是朝鲜战争的血火锤炼出来的中国空军的“军魂”的延续。
从抗美援朝到国土防空，事实一再证明，勇敢——当然是科学许可的范畴内——是可以弥补、抵消技术差距的。不然便无以解释亚音速歼-5击落F-4超音速战斗机和歼-6在负速度差和极限高度上连续告捷的战例。
透过歼-6在国土防空中的突出表现，也可看出中国空军在那个年代的总体军事水准。
中国空军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防空作战，是国家在总体上处于和平状态下的特种作战。这种战争样式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性强。
即使是一场极小规模的作战，也常常牵动国家防空体系的全局和国际斗争的大局。而且这种作战范围广，形式复杂，空军必须坚决执行国家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严格遵守不示弱、不主动惹事、不出国境、不入公海的作战政策。
可以说，美、蒋空军对新中国空军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严格而全面的政治“考试”。而新中国空军在艰苦卓绝的“应试”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
但是，放在世界空战史的大参照系下，从军事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空军的成就是比较有限的。
中国空军不过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斗，而没有直接参与任何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就军事影响和战术价值而言，中国的歼-6无法像此前曾经培育了众多王牌的苏制米格-15一样，昂首走入世界空战史。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地看待歼-6取得的那些已超出军事意义的胜利，我们会看到朝鲜空战和国土防空中中国空军的“侥幸”成分：美国从来没有与中国爆发公开的直接的战争。
这一“政治掩护”是中国空军得以和美国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型对抗的前提。英国空军战史专家钱特说：“华盛顿对作战行动实施非常具体的控制，几乎无法使盟军取得任何胜利，特别是严重地影响了盟国空中力量的发挥。
”中国空军这一时期个别、零星的空战胜利，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整个空战态势的不对称：中国方面是集全国空军之力、以多兵种、大机群严阵以待; 而美军方面则完全没有有组织的空中作战行动。要么是非作战性质的侦察；要么为因为迷途误入的单双机短时入侵。
面对中国空军有计划、有组织并有着强大地面引导、保障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军分散、孤立，失败是必然的。不能把这些“局部”的格斗胜利等同于中国空军对美国空军“整体”的胜利。
毫无疑问，歼-6和中国空军国土防空作战中的巨大历史功勋是应当铭记的，它锻造了一个民族英雄主义的新传奇。
但歼-6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事实上充当新中国头顶上的“钢盔”，则是中国空军甚至是中国军队巨大的历史悲剧。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由于内忧外患，不仅造成中国政治和经济上新一轮的闭关锁国，也使军事上自朝鲜战争后刚刚开始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中断。
中国空军在把美、蒋空中骚扰阻断的同时，也把世界空军先进的作战思想、作战手段和技术发展，“防”在了中国的空域之外。
严格地说，中国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只能算是实习和体验了一下现代战争，而不能算是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空中战争。
中国空军只在战争后期进行了部分空中格斗，遂行了2次小规模空中轰炸，对5次战役的直接军事贡献几乎为零。直到战争结束，志愿军的步坦协同已经进行得相当熟练，但在二战中就广泛应用于各强国军队中的空地协同进攻，则一次也没有。
可以说，朝鲜战争时的中国空军，甚至还没有达到一战后期的战术水平。
朝鲜战争来得如此突然，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中国不得不以应急的态势参加战争，国土防空作战的接踵而至，又客观上促使这一思维惯性以更大的动力牵引着中国空军，沿着错误的建设方向“加力”前进。
中国军队有着悠久的地面作战的历史传统，但对于完全舶来品的空军却相当陌生。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以地面战略的习惯性思维指导空军建设和作战。加之深受苏联军事思想的影响——苏联是反对和批判杜黑学说的，那个年代的中国没有谁去研究杜黑和制空权，思考合理的空军兵种、机种构成，提出独立的空军理论。
越南战争是世界军事史上一场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型的揭幕之战，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和多方面的启示，一如后来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中国国土防空作战的后期，空军事实上是以战略威慑和局部参与的方式介入了越南战争。
由中国空军权威理论专家1998年编撰的《世界空军史》这样评价越南战争对空军建设的启示：“越南战争中的空中作战……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指朝鲜战争——作者注)的空中作战，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必须高度重视运用空军，把空军作为常规战争中的主要打击力量。
越南战场的实战情况表明，现代空中力量以它特有的高速机动能力，远程续航能力和猛烈攻击能力等优越条件，而成为战争中的一把利剑……必须高度重视夺取和保持制空权的斗争……必须不断更新和改进航空武器装备……必须重视实施合同作战……必须高度重视电子战在战争中的地位……必须不断完善指挥控制系统……”
即便是从知己知彼的战略常识出发，中国也该密切关注近在咫尺的美国军队作战思想和作战手段的巨变。
但埋头于文革内乱，被政治狂潮淹没的中国空军几乎没有意识到那些“启示”中的任何一点。就空战建设的顶层设计而言，中国空军仍然是沿着朝鲜战争中空中格斗的思维，继续关注歼击机；而美国和苏联却从越南战争中看到战略轰炸机和巡航导弹的价值——这是建设战略空军的物质基础。
事实上，朝鲜战争后，中美空军都进行了急剧的扩张，但彼此的重点却完全不同。到1957年，美国战略空军部队由100架飞机增至3000架；而中国空军始终只重视歼击机。1954年中国空军拥有28个航空兵师(歼击机师18个)；到1971年发展到50个航空兵师，歼击机师达到35个。
美苏(俄)至今已发展了三代战略轰炸机，但中国在1964年仿制成功轰-6后，40多年中再未有任何发展。进攻性战机停滞的背后是进攻意识的缺失，也是对空军本质认知能力的低下。
此时的中国空军就像一架发动机突然停车的飞机，落在后面，直到几十年后才“重新开车”成功。
对“防”字的过分强调，导致中国空军在一些战术的运用上也格外的“拘束”和保守。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和战斗机几十年的时间里一再骚扰大陆，但大陆的战机却一次也没有去“骚扰”过台湾。杜黑极力反对空战，主张夺取制空权要靠空中进攻，力争把敌方的的飞机消灭在机场上和工厂里。
他的形象比喻是，与消灭空中的飞鸟相比，捣毁鸟巢和鸟蛋的办法更有效。但中国空军却反其道而行之。笔者至今仍不明白：与其苦思冥想如何拦截国民党的各式侦察机，为什么不派战机一举将其摧毁在台湾的机场上？新中国空军是有着这样的装备和实力的，只是没有进攻性的理论和作战意识而已。
中美双方对空军作用的认识和理解，从越南战争期间两国投入的空军装备和使用的方式也能清晰地看出来：中国主要投入的是歼-6(前期和后期有部分歼-5和歼-7)，进行的是防空格斗型的空战。而美国一改朝鲜战争以传统陆战为主的战法，集中空军、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部队，使用各型飞机遂行战役或战斗。
战争后期，美国几乎将空袭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以炸迫和”。
从宏观的、总体的战略角度对比一下，中美两国空军在同时代对空军作用的认识和整体使用，我们作何感想？让我们于那些戏剧性的场面和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之外，作一回全景式的观察和思考，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毛泽东说：如果美国在越南被打败，那就意味着它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打败。
然而，一向料事如神的毛泽东这回没有说对。美国在越南失败之后，军事上就再也没有失败过。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从越南的撤军是“铁幕政策”的失败；从军事的角度看，越南战争只是美国空军新型武器和新型战略战术的试验场。
相比于某型飞机性能的提高，美国的这种“实验”对人类战争史的影响是颠覆性的。
很显然，美国没有把与中国进行的那些零星的小空战当回事，更没有把中国的主力战机歼-6当成主要对手。但中国仍然对那些单机机炮格斗式的胜利，涂以政治的色彩，大力宣扬。
接替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原空军政委吴法宪更带头喊出“歼-6万岁”，“歼-6打遍天下”的口号。这种刻舟求剑式的思维像茧壳一样把中国空军封闭起来。一个大国的空军司令，不是出于对国家责任感去关心本军种的战略发展，却像一个无知幼儿为一种过时战机喊出这样天真的口号，综观世界空军史，无出其右者。
“文革”对中国空军发展的摧残和贻误无以复加，其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吴法宪当司令期间得以具体“实施”的。重政治，轻军事，忽视理论的风气弥漫并长期毒害空军。只不过那个年代的中国没有遭遇大战，所以，吴法宪等人对空军的戕害和贻误才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中国空军与世界空军的差距是在歼-6服役的时候缩短的，但也是从歼-6担当中国空军主力战斗机的时候拉开的。歼-6的原型米格-19，在苏联很快就被米格-21取代了。但中国却在歼-6上倾注了太多的精力，这是重大的战略失策。
当美国空军根据越南战争的经验教训，大力研制各种新类别的军用飞机时，中国空军歼-6家族近亲繁殖般的改型也在忙碌地进行着。直到1986年，歼-6才完全停止生产。20多年中，歼-6的生产数量超过4000架。
由歼-6还衍生出了强-5和歼-12。强-5是中国空军目前唯一的强击机，已服役40余年且尚未被取代。在特殊年代，强-5一度被作为氢弹载机，和轰-6一起成为中国空基核平台；而歼-12的研制则以失败告终。
我想多说几句歼-12。歼-12是中国航空工业摆脱仿制，第一种完全依靠本国技术力量研制的小型喷气战斗机，为后来中国独立研制战斗机奠定了基础。但歼-12的研制仍然是中国军方对于空军发展方向认识偏差的延伸。
“小歼”的研制计划是吴法宪等人鼓吹“开展空中游击战”思想和“歼-6崇拜”的直接产物。歼-12的确做到了小、轻、灵，但重量轻体积小恰恰也是它的致命弱点。由于重量限制，加上其机头进气布局，歼-12的电子设备被大幅压缩，没有机载雷达，无法进行视距外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战。
这几乎直接导致歼-12最后胎死腹中。
80年代初，设计师曾向海军航空兵提出以歼-12担当“岛载机”：利用其短距起降的特点，改进后放到国防边疆的岛屿上，承担大陆基地歼击机航程不足而无法担当的国土防空任务。
到90年代初，国内论证发展舰载机，设计师又极力推荐歼-12改型方案。进入“九五”规划以后，设计师又提出以F-22为作战目标的新型空优歼击机设计蓝图，但此方案依然无法解决小机体与多设备、多航油的矛盾，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从歼-6的众多改型和歼-12的夭折，能看出中国空军的另一个失误：忽视电子技术的应用。
越南战争中革命性的精确制导武器出现，在它的背后，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战争指挥自动化系统即C4I的出现(C4I是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4个英文单词的字头缩写——作者注)。
C4I的核心是各种侦察卫星和大型计算机系统。在这个系统的支持下，预警机担负空中指挥，空中进攻集群化。每次行动，必有预警机协调行动，空中掩护群、电子对抗群、空中保障群、突防压制群、攻击轰炸群同时升空，各司其职。
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事实：战术合同化，指挥自动化，武器精确化的现代空军生成了。它已经有了独立遂行空中战役甚至空中战争的基本能力。空中作战从此成为体系对体系的对抗，平台对平台的对抗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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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至于分布,你就不要问了。没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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