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清初大同攻防战.

    姜?，陕西延川县人，原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 同年五月，传来了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
  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   七月十五日，姜?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
  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姜?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   　　十月，姜?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
   顺治二年（1645）七月，姜?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姜?在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
    姜?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
  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  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
   在这以后的三年里，清朝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 顺治四年（1647）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
     　　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姜?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十二月初三日，姜?乘宣大总督耿?l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耿?l把姜?反清系于逃往阳和，家属被姜?处死。
  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姜?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  阿济格在十二月间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大同总兵姜?遣姚姓袭朔州，守备张楹率叛兵内应，兵道宋子玉、通判杨逵、知州王家珍皆死之”，众奉张楹为总兵。
  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  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姜?等人领导的反清决不是一般的兵变或叛乱，而是北方复明势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规模较量。
   　　姜?起事后立即“易冠服”，各地闻风响应的军民都以割辫为标志，军队“以明旗号”相号召，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这些都说明姜?等人领导的晋、陕反清运动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  他们同永历朝廷也有联络，沈佳《存信编》卷二记载，“清大同总兵姜?以大同来归”。
  姜?起事以后，清廷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分劝说姜?回心转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与尔等全无干涉”，故意把姜?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
    然而，姜?反清的导火线固然同阿济格重兵迫境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
  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心武力解决。 顺治六年（1649，永历三年）正月初四日，多尔衮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   二月间，多尔衮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
  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 八月，永历朝廷“遣太监马鸣图赍敕联络山西大同总兵姜?。鸣图漆身吞炭而行”，携带“以黄绢五寸方用御宝为敕书，外用黄蜡封固为药丸”。
     三月间，在赶回北京的途中，多尔衮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劝说姜?投降。在谕旨中说：“向使他人至此，尔或顾畏不从；予兹躬临，可欢然来顺。如来归顺，庶阖城获苏。
  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尔姜?诸罪悉与赦免。谕到可即出降，自恩养如故。勿更怀疑虑，以贻害阖城官民也。  予来尔不归顺，则再无生路矣。予言一出，脱有反覆，天下之人谁复信之？”姜?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发罪过”，然而不仅“未蒙升赏”，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极。
  且选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盖难堪。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欲行杀戮，臣与大同一方百姓委属无辜，谁肯坐而守死？”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况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
    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姜?要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么，史无明文，按当时情况推测是让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而且，当时晋、陕反清义师风起云涌，姜?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  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  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
    阿济格、尼堪等部顿兵坚城之下，毫无进展。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各地。大同总兵姜?叛，分遣贼首攻平阳，不克。其时州县或逃或降，固守者郡城及翼城而已。
  翼城县外有陕西王永强所遣部将围攻，境内有“哈哈教系孳安定国、混天猴等揭竿而起”，城守岌岌可危，直到顺治十一年（1654）安定国被诱杀，才“四境帖然”。  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其他府、州、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
  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中说：“先是，石楼、永和、交城相继告陷。……乃各州县报贼者日常数四，此煽彼惑，已遍满三晋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抚臣祝世昌会揭，逆贼刘迁聚众谋攻代州；又云宁武贼众攻围忻州等情”。
     《五台县志》记：“顺治五年冬，姜襄（?）踞大同，送伪??于台人，率众攻城。时有刘永忠等至忻州，拥众至台，不啻十余万。”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复明义军在占领晋西北、晋南大片地区后，会同晋中、晋东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权。
  四月二十六日，占领祁县，二十八日接管武乡，同日“沁州伪官请本州乡绅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诣关圣庙共议战守。  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员一名。又称贼头赏军，每丁五钱，用银五万，未曾赏遍（可见参与沁州起义的当在十万人以上）。
  其中贼丁抢掠者枭首一十三名，当时严肃。凡有投营，即赐伪职”。二十九日，占领榆社县。五月初一日，义军进入清源县，清太原驻防满军曾一度来援，见“贼势浩大”，被迫带着知县携印退回省城。  初二日，义军占领徐沟。
  初五日，“西路贼大营由清源县拥众北来，至太原县境晋祠，离省城四十余里；又据报东路贼由徐沟犯省”。当时，清政府驻守太原的兵力相当有限，“太原土陲兵无几，保会城不敢为进取计”。一旦省会失守，不仅政治影响极大，清廷在山西设置的政权几乎全部瓦解。
  山西的抗清运动很快波及邻省，六月山西义军魏世骏等派出一支军队进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县、涉县，任命了知县、守备等文武官员。  多尔衮深知局势的险恶，他不敢撤出包围大同的兵力来镇压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同其他各部汇成一片，只好从京师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投入山西战场。
  除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领军围困大同外，被调往山西作战的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  至于康熙初年专政的鳌拜不过是随军偏裨而已。
  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 　　列出上述清将名单，不难发现多尔衮决心孤注一掷，精兵猛将几乎全部派往山西。熟悉清初历史的人都知道，入关以来的领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在顺治六年三月病死，肃亲王豪格已经罪废幽禁，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姜?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浑统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
    其他能带兵的亲王、郡王几乎全部带领八旗子弟云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档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留守北京的却是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
  六年八月，多尔衮感到京师地区兵力过于单薄，下令端重亲王博洛“酌撤闲驻兵还京”。  博洛报告：“太原、平阳、汾州三府属州县虽渐收复，然未复者尚多，恐撤兵后，贼乘虚袭据，应仍留守御。
  ”多尔衮勉强同意。 姜?反清后，清廷归罪于宣大总督耿?l未能事先防范，把他革职，由佟养量接任。佟养量带领所部山东兵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
    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多尔衮耽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于是他决定再次亲征大同。  离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门满、汉官员作了一番解释，说：“予之行也，非以诸王大臣不胜其任，但恐行师之际扰及良民，故为亲行。
  ”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  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
  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部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得到报告后，下令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
    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