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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清流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特殊产物，早在汉朝既有所谓清流士大夫的小集团出现。清流的含义是什么？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一般来讲，清流官员是指那些在一定阶段内士大夫中负有时望，或在学术道德上享较高声誉者，他们不愿与污浊的政治现象同流合污，批评不良社会风气，攻击腐败现象和官僚体制中的弊病，这批人物往往代表社会中的正气，积极的一派，并成为社会改良的进步力量。
正如所知，封建社会，官员，绅士，士大夫，学者，这四者常常是一个东西，互相的身份交叉，士大夫体现的正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清流士大夫体现的主要是进入仕途官员中的知识分子特性，“清”字在描述这些人时，突出他们的知...全部
晚清的清流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特殊产物，早在汉朝既有所谓清流士大夫的小集团出现。清流的含义是什么？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一般来讲，清流官员是指那些在一定阶段内士大夫中负有时望，或在学术道德上享较高声誉者，他们不愿与污浊的政治现象同流合污，批评不良社会风气，攻击腐败现象和官僚体制中的弊病，这批人物往往代表社会中的正气，积极的一派，并成为社会改良的进步力量。
正如所知，封建社会，官员，绅士，士大夫，学者，这四者常常是一个东西，互相的身份交叉，士大夫体现的正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清流士大夫体现的主要是进入仕途官员中的知识分子特性，“清”字在描述这些人时，突出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职业官员的特殊品行，例如：清高，清正，清雅，清望等，称得起清流官员，通常具有较出众的才华和学识，公认的良好道德品行名声，较少官场陈腐，昏庸，欺诈的流弊。
历史上有很多“清流党”“君子党”之说，其实在封建王朝，结党是严禁的，所谓“党”只是官僚中的松散派系，但有时一批志同道合的士大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组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是常见的，清流党就是以批评时政，纲正道德风气而闻名。
晚清的清流派与历史上的清流的性质，虽然大致相同，但最大特征是由于近代西方影响进入中国，这些代表中国知识份子和官员的双重身分的精英人物，不仅有批评朝政，维护道德，欲肩负了如何看待西方文明侵蚀，外强侵略和保护传统的责任。
面对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们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中国知识界思想演变过程，也对历史进程造成直接重大影响。
晚清的清流起源于1860年代的清议运动，清议的兴盛直接来源于当时内政外交衰弱的双重压力。自清帝国建立以来，相对来说，康，雍，乾三代是盛世，往后就每况愈下，从内政看，财政困难，贪贿成风，机构臃肿，暴动频繁，而更突出的是，中外矛盾加剧，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羞辱条约，割地，赔款，激起士大夫普遍愤慨。
当太平天国失败后，一方面的战后恢复，一方面推行的以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引起政治政策方面的大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讲，清议是针对洋务运动的非议，如反对修铁路，反对学外文，反对派使节出洋等，但随着时间流淌，清流的态度也在演变，从全盘反对西方到部分反对，从完全不接受到部分接受西方，而这种交锋反射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过程，涉及了几乎中西文明冲突，改革与保守，爱国与卖国，直至国家兴衰危亡的关键问题。
到今天也有极大借鉴意义。
晚清的清流派成为政治团体的现象出现在1875—1885年之间，通常称前清流，之后清流派与帝党后党交叉，也称后清流，倾向帝党。到戊戌变法后消失。
清流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党派，谁是清流党，谁不是清流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他们由一种不定型的半私人关系维系的松散官僚群体，但被称为清流的官员往往有一些普遍的特征。
1） 几乎所有被称为清流的士大夫都是科举出身，具有进士甚至翰林学衔，也是俗称的正途士大夫，他们在科考中的名次也为他们带来极高声誉，并具有学术地位和社会威望。
2） 许多清流官员在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任职，如翰林院，督察院等，根据清法，“非科甲正途者，不得为翰，詹，吏，礼部官。
”他们有直接向朝廷递达奏章的权力，因而对制订政策，行政具有较大影响。前清流中有张之洞，张佩伦，黄体芳，宝廷所谓“四谏臣”美称，他们多是因为在奏章中尖锐的观点，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文字为当朝闻名。
3） 清流士大夫一般在道德修养上也具声望，清流本身也是对其品德高尚的褒杨。相对来讲，他们很少有贪污贿赂的丑闻，反之，如果在道德上不检点，会被认为有辱清流之名。李慈鸣在《越缦堂日记》曾写道：“孙（衣言）自命清流，以老自资，吸食鸦片，废弛公事，素望尽丧。
”
4） 清流士大夫通常也在学术上有地位，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就和威望。如张佩伦，陈宝箴，诗文造诣甚高，张之洞，翁同和对古代经史知识渊博，潘祖荫是金石大师，沈曾植在地理上学有所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精英都陆续接触西方学问，思想变化很大，如张之洞从反对洋务到自己推行洋务，翁同和从保守到支持变法，都反映了清流的思想变化状态。
从清流的特性看，他属于晚清官僚集团的知识精英阶层，对政局影响很大。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往往决定当时的政治走向，
主要清流成员名单（前清流）
姓名 生卒年代 籍贯 学历
李鸿藻 1820—97 河北省 进士
张之洞 1837—1909 河北省 探花
潘祖荫 1830—90 江苏 探花
张佩伦 1848—1903 河北省 进士
陈宝琛 1848—1933 福建省 进士
黄体芳 1832—99 浙江省 进士
宝廷 1840—90 满族 进士
邓承修 1841—91 广东省 进士
吴大?? 1835—1902 江苏省 进士
李慈铭 1829—94 浙江省 进士
主要清流成员名单（后清流）
翁同和 1830—1904 江苏省 状元
文廷式 1856—1904 江西省 榜眼
张蹇 1853—1926 江苏省 状元
盛昱 1850—1900 满族 进士（会元）
沈曾植 1850—1921 浙江省 进士
黄绍箕 1854—1907 浙江省 进士
黄绍弟 1855—1908 浙江省 进士
梁鼎芬 1859—1919 广东省 进士
王仁堪 1849—93 福建省 进士
志鈞 1851—1900 满族 进士
屠仁守 1830—1900 湖北 进士
丁立鈞 1854—1902 江苏省 进士
正如上文提到，政治结党是被历代王朝严禁的，清廷也不例外，清流派一直不是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但他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团体，什么是他的基本联结形态，主要由于清流成员的特殊性质决定。
地域关系是清流派的基本结合关系之一。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为镇压叛军，曾国藩，李鸿章等均以本省民团起家，湘，淮军为背景的地方色彩在官场滋延起来，在中央政府中，这种同乡关系也成为官员紧密结合的关系纽带。
当时即有南北党之称，前清流核心人物李鸿藻，张之洞，张佩伦，被人呼为“北人两张一李，内外唱和，广结党援。”后清流领袖人物翁同和，被人抨击“取才半出乡闾。”
在京的同乡会组织更是形成政治派别的场所，一般各省，地区在京城的同乡会馆，会务多由在京任职最高或最有名望者主持。
同乡会不仅是本地区出身的官员经常聚会的社交场所，同时也照料来京参加科考的举人，这些举子也热衷与同乡前辈官员建立联系，得到提携。而官员们也把搜罗人材，网罗亲信为己任，这有助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官员与地方绅士有紧密联系，共同利益，这种乡土关系很容易发展成政治关系。
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关系则是维系清流派的重要纵向组织关系。科考后，当科所中的进士，将本科考官视为座师，拜见致谢。清顺治朝，曾禁止考生拜考官，但收效甚微，雍正八年，不得不承认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合法，故官场上门生之风大行。
那些出任多次考官的大员，很容易门生遍天下，成为天然官僚阶层的领袖人物。比如，被看成前清流领袖的李鸿藻，从1871到1894出任过8次读卷官，副考官和主考官的职位，而后清流的领袖翁同和，不仅自己是帝师，从1858年到1894，也出任近10次考官之职。
他们都通过这种条件，形成自己的政治派别，并享有老大的政治地位。
科举考试的同年关系则是清流派中一种重要横向组织关系。在同一届获得举人或进士的人，互相称做同年，每一届考试结束，官方会印制一份《同年齿录》，记载每个考中者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另有授业老师和保荐官员的名单，这些新录取的官员很容易互相了解，并根据家庭之间，师生之间的渊源建立友好关系。
此外，科考通常不是一蹴而成，学子们常要多次参加考试，通过考场外的交往，很多互相熟悉，一科进士不过百十多人，自然多为相识。比如，在后清流成员中，沈曾植，黄绍箕，志锐，梁鼎芬，丁立鈞同为1880年进士。
其他成员也大多在科考过程中相识。
当然，清流集团组合，除了上述几个主要关系外，亲戚关系，同事关系，利益关系等也起部分作用，但科举考试中形成的特殊纽带是这一政治派别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因素。因此他们既是官员中的学者，也是学者中的官员，正统士大夫的属性明显。
在相似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他们经常在政治行动上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成为朝廷内的主流政治势力，由于他们是知识界的精英，代表思想界的风向，又是身负重任的官员，参与制订政策和一定统治权力，所以清流极大影响晚清政局，社会舆论和历史进程。
晚清的清流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三千年一见的大变局。自秦汉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以来，改朝换代，兴衰战乱，但是社会制度，道德理念基本没大变，象看不见的长城围起，所有的发展，变革，都只在墙内折腾，即使波澜壮阔，血流成河，大墙依然。
中国知识界也熟悉这种周期性历史规律，坐朝论理，头头是道。人类文明的历史没几千年，写书的人基本把事情说清楚了，古代几个文明差不多都是封闭发展的，互相影响很少。基本是相互隔绝，谁也没真正影响谁，物质条件就那末低，一座大山就是个难逾越的障碍，一条大河就是个过不去的门坎，有那么几个冒险旅行家互相盲流了一下，起的交流作用也很有限。
所以这几个孤立的文明影响都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在这期间，中国算是很牛的，自成体系，不管今天人们怎样诋毁她，说她多残暴，多黑暗，如果客观地把中国文明放到同时代的世界文明里称，咱是足金足两，一点不含糊。
再循环下去，似乎也没问题。
15世纪以来，欧洲发生了人类文明的巨变，西方文明发生了凤凰涅磐，遇火腾飞了。总之，那地方人的文明本来陷入了宗教的死胡同，对虚无缥缈的上帝苦思求索，无限的遐想荒唐，结果逆反心理，阴差阳错擦出了了科学之光。
这种人类的智慧光芒一发不可收拾，开辟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崭新阶段。但是西方文明最初发展并不文明，还带着旧的帝国时代强横霸道色彩，架着洋炮，开着铁船冲关。清流作为中国当时知识精英的代表，对西方是从不认识到慢慢了解，在近代西力冲击下，既要担负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求强自救，也面临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思想，知识和科学的任务，因此陷入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境地。
在这个新旧交替，价值观质变的转折年代，清流集团的思想立场也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保守派，发展到调和派，游离于顽固保守和激进改良之间，虽然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入，仍然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最终也没能找到一条折衷的政治出路。
清流的失败，也预示了中国封建文明的失败，维系社会的传统理念破产，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末落，犹如大坝决堤，给中国留下洪水滔天的百年激荡。
清流和洋务运动
清流集团形成于1870年代，到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达到鼎盛，史称前清流。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出现一段中兴历史时期，这期间也被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是两个不同概念，自强运动不仅包括洋务派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内容的图强政策，也包括多数官员提出以整顿内政的图强主张，双方并且激烈交锋，廷议纷争，清流派应运而生。
总体来说，清流派在这一阶段的政治态度是比较保守的排外立场，主张用传统的治国理念达到振兴图强的目的。
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上并不是完全排外传统，历史上印度佛教文化曾很深影响中国，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长期对科学技术等学问采取歧视，在他们眼中，只有哲学的，文学的，思想的东西才是高深的学问，自然科学的制造，计算，工艺，技术都不足为道。
在涉及建设国家和治理天下上，根本提不上日程。清议的健将大学士倭仁曾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所以大多数官员对西方技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他们对西方采用武力，侵扰边境，热衷利益，既愤恨又蔑视，加上当时并没有条件通过书籍，媒介了解更多关于西方的知识。
1840年的鸦片战争，虽然是近代中西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但在思想界的转变，远没有来的这样快。截止到1870年代，士大夫阶层把西方人看做蛮夷的基本观点没有根本性变化。
1865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并不是基于一般士大夫对西方认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兴起，而是少数高级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通过使用西方武器和利用洋人雇佣军的经验中，受到启发而推动，并得到与西方接触较多，掌握大权的恭亲王弈訢的协助。
他们想利用部分西方科技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不是一个广泛意义的改革，但是洋务运动的发展欲有深刻历史意义，这种师夷长技从军事工业延伸到民间领域，从造枪造舰到冶铁采矿，成为中国现代工业的种子，中国现代化的基石，这显然连兴办者也没预及。
早期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政争，虽然涉及了对中西文明理论上的冲突，但仍限于较表面层次，其矛盾核心是两大政治势力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洋务派的领袖曾国藩，李鸿章，虽然是进士出身，但他是凭借军事力量起家，在平乱后权倾一时，不仅有军事实力，也拥有庞大的私人顾问团幕府，网罗各种人才，而这些在洋务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幕僚，多不是科考出身，加上军中有功将领，纷纷占据要职，形成强大地方政治势力，外臣权重。
辜鸿铭曾有一段评论：“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李鸿章），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曾国藩）所定天下大计，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所以不满意清流何？为其仅计及政而不计及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用人行政，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以所以清流党所以愤愤不平，大声疾呼，乃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
”
李鸿章办洋务，确实看不起那些所谓正途士大夫，他们也办不了，他曾经批评说：“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习，以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李操办洋务，所用人员多不具科考高学历，最高是举人，不少是没有学衔在商业，技术，外语有专长的人才，如其幕中人物，薛福成，马建中，黎庶昌，王韬，陈开源等都具有商人或洋买办背景。
象张荫桓那样被李重用，后升至部级高位，不过是捐纳出身的官。这种状况必然引起正途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千辛万苦得到官衔，也不能保证获得实职，即使落实职位，欲难得到“肥缺”，反之，很多非“正途”之辈，通过洋务升官发财，难免清流耿耿于怀，极端不满。
所以洋务活动往往成为清流抨击的对象，他们出言激烈，所言定会引经据典，讲出正统，道德的大道理。清流派认为，从太平天国战乱后恢复秩序，中兴图强，主要是整顿内治，当时社会的确存在严重社会道德风气败坏，贪污成风，制度失调，提出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依据，对人事，行政改革，认为朝廷只要对用人，行政，圣道切实讲求，国家必能自强。
在具体做法上，内治强调两个重点：一是修明政治，二是精选人才。修明政治指整纪纲，明正刑，严赏罚，兴教育，保民，养民。为保证修明政治，必须重用合适人才，这种人才要明廉耻，忠清刚正，讲气节，重礼仪，诗书满腹的正途出身士大夫是首选。
这些政治改良主张未脱离封建制度传统。
清流的批评，针对当时国内政治弊病丛生，危机四伏而言，也不算错误。但是把矛头对准洋务活动，则是眼光短浅，出于狭隘是非之心。恭亲王弈訢，权臣李鸿章是从他们与西方切身接触得来的珍贵教训，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是真知灼见，历史必然。
恭亲王一针见血地指出：审时度势，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李鸿章面对清流批评曾苦口言说：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急，不得不治标，必要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
于仿习机器。
洋务派虽然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不自觉地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但受环境所限，认为求富求强，单纯讲求兵器改良，视为性命之学，重中之重，忽视政治制度的同步改良。结果表现为实用主义色彩浓烈，只重效果，不及其它。
在兴办新型企业，所练新军中，贿赂成风，贪污严重，腐败蔓延。并且大量任用亲信，德才平庸，品行恶劣者比比皆是，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全暴露出来。梁启超曾总结说：“李所以失败，由于群议絷肘者半，由于李鸿章自取者办，其自取也，由于用人不当者半。
”而这种用人失败，实际是制度所成，内政的不良和腐败，使耗费巨大资财的洋务毁于一旦，反加剧社会崩溃，这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清流的兴衰与当时朝廷内的权力斗争是密切相关的，尤其和慈禧个人作用影响很大。
1865年，同文馆招收正途士大夫为学员之事，为最早的一次大争议事件，1871年天津教案的处理也引起清议批评高潮，但是从1875—1885，可说是清议鼎盛时期，据记载，那些朝中一批官员“尤激昂喜言事，号称清流。
而高阳李文正公（李鸿藻）当国，实为魁首，疏入多报可，弹出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出，举朝为之震怵。”（恽毓鼎）。这种清议勃发，得到慈禧的鼓励支持，1875年同治皇帝病死，光绪四岁继位，“皇上御极之初，皇太后垂帘听政，广开言路，凡臣工之弹劾大僚，条陈旧弊，一言可采，无不立见施行，或即论近迂疏，事多窒碍，亦必详见谕旨，明示是非，不加谴责。
”表面看，慈禧在虚心纳言，礼贤下士。而实际这里有很深的权力斗争背景。特别是针对恭亲王和李鸿章地方势力的权术。
慈禧与恭亲王的权力斗争是关系晚清政局的一重要线索，甚至对它的兴衰也有很大影响。晚清宫廷内部不和，太后擅权，主要责任在慈禧。
咸丰皇帝1861年驾崩，慈禧的儿子载淳继承大统，在恭，醇两王协助下，剪灭了肃顺实力集团，两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年间，国家大政由恭亲王主持，他“性质开明，临时敏决，能力富强，当时枢臣中实罕堪匹。同治之初，内外相信，实利赖焉。
”慈禧虽然对恭亲王有猜忌之心，但由于自己政治经验不足，东太后偏护恭王，并不显露。加上自己亲生儿子为君，地位稳固。但是1874年同治皇帝暴病而死，朝局发生微妙变化，慈禧的正统皇太后地位则名不正，言不顺了。
在立新君问题上，慈禧出于自身利益和个人野心，费尽心机，利用自己地位，擅立幼君，便于专权。按当时立新君条件，道光皇帝九个儿子中的后代，都是候选人，其中长子，五子，六子，八子都有成年或近成年的男孩。
但慈禧偏偏选中七子奕譞（醇亲王）的四岁儿子载??（光绪）入继。其中缘由不言而知。幼君仅四岁，慈禧可继续听政，载??之母为慈禧妹妹，亲上加亲，醇亲王与恭亲王素来不和，可以牵制掌有大权的恭王势力。
这种新的皇家格局，在慈禧眼里，恭亲王就成了对她专权的最大威胁。自同治年起，恭亲王实际相当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中枢权力，当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功臣曾，李等的地方势力猛烈膨胀，在推行洋务中，恭亲王和李鸿章等不谋而合，配合默契，中兴搞的轰轰烈烈，清史稿评曰：内有贤王，外有名将，消平大难，宏赞中兴。
这两股势力联合，慈禧深具戒心。特别是新君不是自己亲生儿子，恭王权重，是她的一块心病。所以她暗中纵容清流对洋务官员攻击，牵制恭王和李鸿章的政治势力。果然，在1884年，慈禧利用清流官员盛昱的一份参劾军机处的奏折，对恭亲王突然下手，将以他为首的军机处解散，另成立以醇亲王为首的权力中枢。
恭亲王解职后，清流这一被慈禧当成政治工具的政治价值就失色了，清流官员纷纷被调出外省任职，清议也不再得到往日那样重视，前清流这个松散政治派别也就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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