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串讲?
读了经济学干什么
经济学,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下,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众多之经济学家,恰如广袤天空之闪烁群星,璀璨夺目。无奈的是,冠以经济学家头衔、欺世盗名之辈也是从来不乏的。
相应的,经济学著作的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不在话下。
经济学是显学。 今日之中国,原本法学或与之可一争高低,孰不料东窗事发“北大考博”事件,一子错、满盘输,法学翻身之路漫漫修远。
读经济学,能成为指点江山的经济学家、为人师表的老师,就那么几个。那其他的学子干什么去?个人认为,无他,唯有“经济思维”而已。信仰、理念在这个大变革的年代是很珍贵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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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维,来自不易。
把经济学活用于家事、国事、天下事,其难度不亚于蜀道之难。但成功后的快感是无法言语的。那好比武林好汉,突破任督二脉,通天彻地,啸傲江湖,仗剑行天下!做学术有大抵三种境界,一是,“今夜西风凋碧绿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二,“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漠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经济思维的磨练也需要如此心境。只不过场所换了一下,从束之高阁的象牙塔到了花花绿绿的凡尘。
浮云虽蔽日,终能见长安。你我只要日有所思、夜有所悟,手头经济学十八般武艺,终究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xumiaocn | 已被浏览110次 评论(3) | 引用(18)
你的观点偶不敢苟同 [回复]
如果这篇文章是你的大作,愚建议你去看看梁晓明关于经济学不是显学的文章,非常精彩。
经济学小魔女 | 2004年 08月26日 22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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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魔女,好啊!第一次注意你的“马甲”,是你的《直面经济学的惊人美》。
当时的第一个联想是汪丁丁的《直面现象》,及其笔端所流落出的飘逸思绪。
梁小民先生的文章还在看。 我只考虑到经济学在今日中国是显学,并没有想到其对经济学发展有何的弊病,你的提醒能让我更全面的看问题。
谢谢。
我的个人思路是:经济学在中国之所以是显学,主要还是当前我们思想领域的“真空”。这个感受是从凌志军的《变化》里面得到的。在这种状况下,任何东西都很容易扭曲。
xumiaocn | 2004年 08月29日 22 : 02
[回复]
汪丁丁的文章偶看了一些,你说的那篇应该是精品,前几天整理书柜,翻到《风的颜色》,看到密密麻麻的笔记,呵呵,当时对丁丁的可是崇拜之极啊!
梁的文章,这一年来,看了不少,文笔诙谐,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比起丁丁哲学家的飘逸来说,偶更加欣赏。
经济学在国内的现状应该如你所说,显学的成份大于科学。扭曲二字用得很好,经济学的本质是科学,只可惜被现实扭曲了。偶,沧海一粟,愿努力成为还现象本质之人,当然这极有可能是徒劳,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个人是无法改变市场的,所以一看到显学,有些激动,海涵!
经济学小魔女 | 2004年 09月03日 19 : 23
经济学拥抱生活
作者:党国英 2003-5-26 22:56:35
博客中国( ) b8451c
经济学家的著作进入大众读书生活,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20余年前开始中国大众文化启蒙,先是艺术家登台,他们告诉大众,人们有权利免于恐惧;再后来有哲学家唱主角,他们向人们揭示公正自由生活的意义。艺术家和哲学家向大众倾诉自己的价值观,而大众相信这种价值观心理基础,是他们与艺术家和哲学家相似的命运,以及艺术家和哲学家在那个时代不幸所肩负的普罗米修斯精神。
物质丰腴时代来临,艺术家与哲学家不再容易贴近生活,新一代艺术家与哲学家的著作容易成为个人价值观的宣泄,他们不再容易代表普遍的社会良心。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人们需要选择,需要用理性来指导选择,于是,经济学承担起了新的大众启蒙的历史使命。
台湾熊秉元教授说的好:经济学的本质是选择。
一个好社会,不可以所有学者都来做“传教士”,去将自以为是的价值观强加给大众,让他们如此这般地生活。丰腴社会的大众需要理性,需要对生活的理解,经济学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学问。
经济学家不是“传教士”,他们告诉大众,选择的后果将会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经济学尽管很世俗,但并不失去趣味;经济学的智慧本身就充满趣味。近几年,国内外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大众化写作,出版了大量佳作,其中熊秉元教授的几本文集,堪称上乘之作。
最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并推出熊秉元教授的三本随笔集,分别为《灯塔的故事》、《大家都站着》和《寻找心中的那把尺》,笔者有幸早读,深感它们的出版正当其时,并深为熊教授的才华所折服。
这几年我作为经济学随笔的读者和作者,体会到经济学随笔大概依次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议论左右逢源,但不失经济学根基。达到这个境界,经济学功底要扎实,免得在耀眼的生活面前离开经济学的根基,荒腔走板,流于市井俗见。左右逢源需要睿智,经济学功底需要艰苦训练,这两条非俗人所能达到。
熊秉元教授文字的证明,他是经济学的行家里手。与生活相联系的各种经济学知识,他都可娓娓道来,如探囊取物。
再高一个层次,便达到第二种境界,可谓之深入浅出,探微知著。
这需要某种文字修养和语言禀赋,需要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也需要对经济学的大众写作的热情。 熊教授不讳言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以老妪能解的语言向大众传播经济学知识。他特别善于设问,启发读者思考。
他也是讲故事的好手,生活事例由他解剖,曲折回转,柳暗花明,引人入胜。
第三种境界更高,不妨叫做“大音希声,大象希形”。经济学是当代显学,经济学家大多骨子里难免骄傲。 聪明的经济学家会在社会上为自己打造一个谦虚谨慎的形象。
但熊教授的谦虚很真诚。他坦言经济学的某种不足,某种不成熟,把自己的软肋掀开给人看,这还不真诚?世界之荒谬,触目皆是,且往往非百十代努力而不得纠正,学者们笔下不免对此愤愤然。但是,熊教授沉得住气,对流行谬见,慢慢讲道理化解,像高手出招,力量显于无形之中。
这不易,我深有体会。
经济学家的作品若有了这三种境界,便可拥抱生活,解释生活,甚至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境界越高,学问的社会功用越大。
作为经济学本质的选择,其目的是要提高生活质量。
什么样的生活是可取的?熊教授自然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熊教授的文字天马行空,恣意纵横,但有一种基本的生活理念贯穿始终,这便是自由、秩序和宽容。这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选择。
熊教授主张从个人主义出发来理解生活,而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尊重个人的自由。
有人反对这种立场,熊教授诘问道:如果从个人主义出发不好,那么,有比“个人”更好的出发点吗?当然没有。 自由的意义不仅限于自身的价值,还在于它是效率的源泉。熊教授通过对科斯定理和布坎南理论的讨论,说明了这个道理。
自由离不开秩序;若没有秩序,自由无法保障。秩序必须公正的,否则一部分人的专断会建立在另一部分人丧失自由的基础上。熊教授批评了对“自由”的那种贬损性的理解。 他说:强调个人主义绝不是忽视社会和国家。
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国家是秩序的重要保障,但不是唯一保障。他在《“折筷子”的启示》中说:我们这个社会的乱、脏、奇谈怪论、失调脱序,大家都有目共睹,也都痛心疾首。
自由还离不开宽容、忍让。
熊教授的多篇文章谈论宽容的社会意义。 只要对方的行为不妨碍我们的自由,我们就必须容忍,哪怕我们对那种行为极为厌恶。大家都在选择,只要别人的选择不妨碍社会秩序,我们就应尊重他们的选择。
对于一般民众,只要有宽容的精神就够了,对于处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官员,则必须用一种制度来保证他们必须宽容,例如,必须容忍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批评,哪怕这种批评被证明是错误的熊教授没有指出这一点,这是我的发挥。
作为原则,自由、秩序和宽容缺一不可,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把它们组合得天衣无缝。往往是不同的社会集团各取所需。新派青年可能强调自由,偏废秩序;政府人士则可能强调秩序,强调“凝聚力”,限制自由;宗教界人士则又可能强调宽容,鄙夷自由竞争。
离开一时一地的社会条件,我们无法判定哪一种声音更有道理。 熊教授从台湾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强调个人主义是在找出问题的症结、是在对症下药、是希望从根救起!在我看来,熊教授发出的是时代强音。
200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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