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威先生讽刺艺术
首先，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蕴含讽刺性。主要是通过形象和行动上的前后矛盾和不协调，让主人公“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达到深刻的讽刺效果。 一是仪表和风度上优雅与失范的矛盾。他“立刻戴上帽子”，“永远挟着公文皮包”，“永远带着那根老粗老粗黑油油的手杖”，同时还“戴着戒指”，十分注意仪表和形象；他经常“划洋火”、“抽雪茄”、“翘兰花指”、“拍几下手板”，显得很有领导风度，风雅高贵；当没能参加战时保婴会时，“他开始打听，调查 ”，“把下巴挂了下来”，“食指点对方的胸脯”；当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他“发脾气”、“吼着”、“猛地跳起来了”、“瞪着眼”、“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没命地喝许多酒”、“...全部
首先，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蕴含讽刺性。主要是通过形象和行动上的前后矛盾和不协调，让主人公“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达到深刻的讽刺效果。 一是仪表和风度上优雅与失范的矛盾。他“立刻戴上帽子”，“永远挟着公文皮包”，“永远带着那根老粗老粗黑油油的手杖”，同时还“戴着戒指”，十分注意仪表和形象；他经常“划洋火”、“抽雪茄”、“翘兰花指”、“拍几下手板”，显得很有领导风度，风雅高贵；当没能参加战时保婴会时，“他开始打听，调查 ”，“把下巴挂了下来”，“食指点对方的胸脯”；当没能参加日本问题座谈会时，他“发脾气”、“吼着”、“猛地跳起来了”、“瞪着眼”、“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没命地喝许多酒”、“嘴里嘶哑地骂着”、“打碎了一只茶杯”等等。
原来他优雅的外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吓唬人的，哪怕是一点点威胁到其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就令他丑态毕露、歇斯底里，毫无风度可言，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仪态和尊严。 二是日常“工作”中快与慢的矛盾。
他坐的包车“‘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让到路边”，“行人赶紧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来不及看清楚就跑得老远老远”，“像闪电一样快”，“速度全城第一”，总让人觉得他有十分要紧的事情；他经常“掏出表来看一看”，“把表放在面前”，“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立刻就走”，让人觉得他时间观念非常强；但他每到一个会场，“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有几位拉长了脸”，“有一位甚至抓着拳头瞪着眼”，对他敢怒不敢言，每次开会总是迟到早退；“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 ”，“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原来他的忙不过是一个幌子，他其实是虚张声势,欺民扰民，忙于泡会、应酬、宴请，虚伪无聊而又毫无时间观念。 三是对待他人和事情媚上与欺下的矛盾。小说着重写了华威先生参加的三个工作会议。三个会议级别不同，主人公的态度明显不同。
第一个会议，他到会场时，别人都在等他，他“点点头”，“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旁若无人，态度傲慢；“他不大肯当主席”，“拿着雪茄烟打手势”，指定“刘同志当主席 ”，限定“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他在主席报告时“猛地站了起来”，“摆摆手”打断主席报告，然后抢先发言，发言后“挺着肚子走了出去”，又“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
第二个会议，他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虽有几分不悦，但在抢先发言前，先“拍了三下手板”，请示了主席，申明了理由，然后才开始发言，态度比第一个会议要谦和些。第三个会议，他在入场时“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点头”，“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抢先发言前先递个纸条请示主席，发言时“点点头站了起来”，并且分别向主席和各位参会人员“腰板微微地一弯”，显得卑躬屈膝。
三个会议，三种态度，勾画出华威先生骄妄、虚伪、庸俗的国民党忠实走狗的奴才嘴脸。 第二，在情节设置上强化讽刺性。在《华威先生》中，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一贯的情节，作者只是选取了主人公对参加的三个会议和两个没有参加的会议的不同态度，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强化了小说的讽刺效果。
一是详略安排体现了讽刺效果的最优方案。三个会议，作者首先详细地写了第一个会议，从会前赶路，到进入会场、其他参会人的反应、推选主席、要求发言，再到发言后离开会场、又返回安排了解问题等，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写出了一位抗战中“政界要人”的“光辉”形象。
第二个会议写得极为简略，仅用了三个自然段约二百字。同时详细地写了主人公参加的第三个会议，从进入会场、坐定闲话，到要求发言等都写得极为详尽，特别是对会前、会中的谦恭态度刻画得淋漓尽致，活画出一个可悲可笑的跳梁小丑。
作者这样安排，恰恰突出了主人公参加各类会议的两个极端，从鲜明的对比中尽显讽刺效果，把华威先生这位“政界要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二是以“蒙太奇”的手法展现戏剧式的场景。作者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直接剪辑了最能体现主人公性格特点和讽刺效果的几个片断，构成小说的主要章节，情节展现宛如一部短篇戏剧，分别展现了华威先生在路上、会场上、家中三个场景的艺术形象。
我们如果从戏剧的角度去改编这部作品，可以说根本不用费多大力气，因为这篇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戏剧，无论是舞台效果、人物形象、对白台词等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并且十分符合戏剧“三一律”等的原则要求。这样，就像让主人公直接到台前表演，更增强了讽刺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三是以“我”作为外视点贯穿小说的全篇。这种写法类似于常见的一些散文的表现手法，让整篇小说形散神聚，中心突出。在小说中，“我”只是主人公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既不是其上司，也不是其下属，更不是其如“密司黄”般的亲属，因而比较容易站在一种客观的、非功利的角度，去审视主人公的一言一行，具有十分独到的眼光。
华威先生不是下属眼中的高高在上，不是领导眼中的奴颜卑膝，也不是亲属眼中的多苦多累，而是令人信服的这种极具讽刺意义的典型形象。我们可以从贯穿作品的“我”中，看到作者本人的形象，他正是在一般作者忙于表现抗战的光明中，看到了抗日运动中的阴暗面，冷然揭出了华威先生这种抗日破坏分子的形象。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饱含讽刺性。作者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特别是借小说中人之口，采用反复的、矛盾的语言艺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真独裁，犹如“披着羊皮的狼”的可憎面目。
一是运用反复的段落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作者对华威先生戴上帽子，挟着公文皮包的形象描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划洋火”、“抽雪茄”、“翘兰花指 ”、“拍几下手板”等细节也是多次出现；对三个会议，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在中途予以打断；关于“加紧工作”、“认清一个领导中心”这两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见，更是三次以类似的句式和段落出现。
这些语言和段落的运用，一方面就像诗歌的反复咏叹，加深了读者对作品主人公的印象；另一方面，让读者透过这种机械呆板的形象和语言，觉得主人公就像《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别里科夫一样可悲可笑。 二是运用虚假和矛盾的语言加深讽刺效果。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而事实上，我们的主人公到底做些什么呢？到处赶场子开会，扯一些闲话，发表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每天喝酒，喝醉后“一回家就睡倒了”；到处抢战领导岗位，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打听、调查、训人，遭到顶撞又徒唤奈何、拼命喝酒、大骂青年，显得色厉内荏。
“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等等，故意提升浮夸，好像自己真的有多么了不起的责任和能力一样。这些到底能算什么工作呢？主人公的灵魂和心态暴露无遗。
三是描写主人公对不同人物的不同语言加深讽刺效果。在华威先生看来，不光他参加的会议级别不同并且区别对待，连他周围的人也可以分为三、六、九等，对他们的语言明显不同：密司黄是太太，又是秘书，是最亲近的人，因而有事“可以去问密司黄”，她可以代为安排工作和具体日程；对叙事角度的“我”，主人公很谦恭，不让叫先生，让称“威弟”或“阿威”；对可以私谈悄悄话的“小胡子”、“硬要我参加意见”和多灌了我酒的刘主任、“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的王委员等，是官场上的同伙，语言平和；而对长头发青年、战时保婴会负责人、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两个学生等人，则是“冷冷地瞅”、“带着鼻音哼”、“把下巴挂了下来 ”，甚至大发雷霆。
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语言，我们不难看出“变色龙”的影子。 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轻快、谐谑的讽刺笔调，去揭示华美外衣下的愚妄和可笑，用笑声来戳破社会的虚伪和丑恶，在笑声中让人警醒，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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