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找到《矢车菊的天空》这篇
《读者》2008第9期。
矢车菊的天空
文/陆梅
贵州盘县两河乡，山险地高。 逢着雨季，路就泥泞不堪。
三月的一天，我从贵阳搭乘一辆卡车，在大山里绕了十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两河乡达瓦村白马山小学。
这是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村民们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走出这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白马山小学建在达瓦村半山腰一个破旧的小寺庙里，一排溜四间屋子，一年级和二年级合用一间，其他三个年级各有一间。原先，校长、老师、厨师、校工都是同一人，就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洛桑。洛桑校长原先是个云游四海的喇嘛，曾当过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佛学教师。 6年前，他云游到此，在村子里落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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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08第9期。
矢车菊的天空
文/陆梅
贵州盘县两河乡，山险地高。
逢着雨季，路就泥泞不堪。
三月的一天，我从贵阳搭乘一辆卡车，在大山里绕了十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两河乡达瓦村白马山小学。
这是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村民们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走出这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白马山小学建在达瓦村半山腰一个破旧的小寺庙里，一排溜四间屋子，一年级和二年级合用一间，其他三个年级各有一间。原先，校长、老师、厨师、校工都是同一人，就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洛桑。洛桑校长原先是个云游四海的喇嘛，曾当过云南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佛学教师。
6年前，他云游到此，在村子里落了脚。
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子，只十几户人家。村子里静悄悄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羊、几头黑猪、几只母鸡。有狗跑来跑去，追着黑猪的尾巴。
爹娘不在身边的山里孩子，吸溜着鼻涕，缩着身子，无所事事地游荡。
洛桑喇嘛看到这些东游西荡的小孩，决计留下，将一生的修行放在“教育”这些孩子身上。他在小寺庙里给孩子们上课。上课是免费的，不用交任何学杂费。
起先是三个、五个，慢慢学生就多起来，别的村里的小孩也都跑来，新奇得像过节日。学生一多，洛桑就教不过来，靠着他曾经在佛教界的影响力，还有他的教学成绩——经他教过的学生，好几个顺利毕业，考进了县中学——他因此断断续续能获得社会各界善心人士的捐助，而且学校还被政府接纳。
现在，白马山小学除洛桑校长外共有四位老师。一位由县教育局支援来，三位是志愿者——我是新来的志愿老师，打算在这里停留一至两年。
我从上海来，成为志愿者前在浦东金茂大厦上班。确切说，我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写字楼白领。
每天忙忙碌碌。
你问我为什么要放弃薪水不薄的工作，跑到这里来？我也说不清。我这个志愿者，和高尚无关，和爱也没什么大关系。当初做出这个决定，只想换个环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顶多再给自己加个理由：贪玩。
交辞职信那天，上司瞪大眼睛像看外星人。几个同事都说我疯了。呵呵，疯就疯吧！
白马山小学建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垭口上，左边是白马山，右边是六盘水山，风从两山之间直灌而入，山上山下气温相差很大。
我到的当天，卡车在深山里迷了路。路很窄，又是盘山路，车灯照出去，可以看到公路下的悬崖。借着微弱的光，我不时看到类似野兔的小动物一晃而过。深夜十二点，我们终于到达学校。
黑漆漆的夜幕里，几个人影在学校门口晃动。
灯光很暗，风很大，看不清洛桑校长长得啥模样。我被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还算干净，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盏同样昏暗的电灯，还有两条薄薄的被子。
我放下行李，摸黑找水池想洗把脸，水管子里没水，只好作罢，回屋睡觉。
睁眼第二天，我推开窗，嗬，满眼的绿色！近处山坡上，一簇一丛的，开满了红红蓝蓝的花，着实惊艳！白天风小很多，三月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我收拾了一下出门，看看表，已经九点十五分。前面有一溜平房，应该是教室了。
我朝教室走去。
洛桑校长（看上去像个乐呵呵的弥勒佛，但穿得太俭朴了，身上到处打的补丁）正在教学生们念一首诗。见到我站门口，他迎过来和我握手。我随他进去。他向学生介绍说，这是从上海来的陶老师，以后教你们语文和英语，欢迎陶老师！学生们嘻嘻哈哈地拍手。
这是三年级教室，学生挤挤挨挨足有30个。课桌两个人合一张，但几乎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桌子，高矮、样式参差不齐。板凳也是七零八落，估计都是从各自家里搬来的。坐在中间一排的一个小男孩突然站起来。
洛桑校长问：张有伦同学，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叫张有伦的小男孩挠挠头，看看我，又看看校长。他的鼻涕几乎要掉下来了，正在我担心之际，说时迟，那时快，嗖一声，又吸了回去，声音响亮，干脆利落。
但是没等我眨上一眼，那鼻涕又从鼻孔里滑了出来。
洛桑校长说：张有伦同学，没问题请坐下！张有伦吸溜着鼻涕，坐下。刚坐下又站起来。我注意到他的同桌，一个眼睛很大很亮的女孩一直在捂嘴偷笑。别的孩子也笑得东倒西歪。
看来张有伦的突然“表现”是因为新老师的到来，令孩子们兴奋异常。
张有伦吸溜了一下鼻涕，用很浓重的贵州口音的普通话说：陶老师，我知道上海，我去过上海，上海很漂亮，有很多灯，亮得像白天，还有很多车……张有伦一口气说了很多“很多”。
张有伦说话的时候，洛桑校长一直笑呵呵的，刚刚还很闹的教室也安静下来。张有伦的同桌，那个捂嘴偷笑的小女孩一脸神往地看着张有伦。
我走过去，请张有伦坐下，悄悄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他。
我说张有伦同学说得没错，上海很漂亮，有机会，我带你们去上海……
我在白马山小学的教师生涯算是开始了。
我给三、四、五年级的学生上语文和英语课。这些课原本由洛桑校长一个人承担，我替了他，他就有时间开着辆二手破卡车，去外面“化缘”了。
他一去总要好几天，回来的时候带回大米和菜籽油，还有学习用品和书籍等等。
他这个校长不好当，学校的大部分经费都要靠他“化缘”而来，而他因为办了这所学校远近“闻名”，学生在不断增加中，远一点的学生还要住校，他正愁着想给孩子们建校舍。
由于房子紧张，洛桑校长自己住小木棚。张有伦有一天告诉我（他现在跟我很熟了，因为那个共同话题“上海”），校长住的木棚原来养猪的，那头猪白天常常要拱进教室，猪去年杀了……
张有伦像个小跟屁虫，天天粘在我后面，我一得空，他就来我的小房间。
他现在不怎么吸溜鼻涕了，知道要讲卫生，要养成文明的好习惯——贫穷可以没有鲜艳时髦的衣服，但贫穷不是黑黑的指甲不剪，不是拖着鼻涕不擦，不是满脸污垢不洗……
关于张有伦，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在我来之前，有一回，洛桑校长去城里接一笔捐款，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小男孩蹲坐在一大张红纸前，有几个人在围观，他就生了心，走过去。
洛桑校长看到红纸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我只求三餐一宿，不做小偷，不跟坏人走。
这个小男孩就是张有伦。他家在黑龙江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因为父母离婚，他就一个人跑出来，四处流浪。亏他想出这样找生机的方法，而不是像很多流浪儿那样跪地乞讨。
我问他怎么去的上海，他说坐汽车和火车喽，当时兜里还有点钱，就买了张站票去了。本来没想走这么远，听人说上海钱好挣，就去了。
他父母离婚前，父亲是伐木工人，母亲没工作，因为没钱交学费，他失学两年了。
父母离婚后，母亲跟人走了，父亲卖了家里的猪，没和他打个招呼，就消失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跑进林子里，把属于他们家的树都砍了，卖了钱，也出来了。
洛桑校长将他带回学校前，他早已身无分文，衣服也破烂不堪。
我问他一路上找到过工作没，他说没有，原因是他还太小。他身上的钱花完后，晚上只好睡水泥管子。“水泥管子不好睡，晚上冷得很咧，睡不着，只好把身子紧紧缩成一团。”
张有伦俨然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洛桑校长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时间长了，他的“优势情绪”就冒出来了。
有一回，课间休息，我在给五年级的学生上英语课，教数学的小安老师跑来告状，说张有伦又不听话了，多次不交作业，而且还撒谎……
小安老师知道张有伦服我，而洛桑校长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事实上洛桑校长要是在的话，多半也不会动怒——除非学生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让他动怒外，平时他总是笑呵呵的。
小安老师训斥张有伦时，张有伦双手插在裤袋里，缩着身子，两只眼睛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一会儿看远处的山。小安老师很生气。她等着张有伦道歉，可张有伦就是不道歉。
小安老师是学校志愿者中的一位，扎着两条小辫，刚初中毕业，不过十七八岁。
若是在城里，她肯定还在念书，还要爸爸妈妈照顾。可是在贫困山区，她已经是执教鞭的乡村教师了。
我请张有伦晚上到我房间里来。吃过饭，张有伦缩着身子来了。我给他看一本图册，是一个叫汪大刚的摄影师拍的上海。
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灯火璀璨的大剧院、大剧院里气贯长虹的大幅油画、一闪而过的地铁、霓虹和车流……我问张有伦想不想再去一次上海，张有伦眼睛一眨，羞怯地笑了。
我知道他比别的孩子见识多，他的流浪经历常常是他吹嘘的资本，他还比别人多一份关爱——自洛桑校长将他从大街上领来后，就此担负起了抚养他的责任。
张有伦一直渴望着再去上海——他无端地以为，他的跟人跑了的妈妈是去了上海。他妈妈曾经跟他提到过上海。
上海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结”。
张有伦盯着上海的天空发呆。画面上的天，说蓝不蓝，说白不白，是那种混沌的苍白和灰。
和达瓦村矢车菊一样蓝的天空比起来，上海的天空真叫人郁闷……
可张有伦不同，无论在黑龙江茅草屋他自己的家，还是这里偏僻的小山村，他头顶的天空，是旷世寂寞的天空，那是寂寞和纯净的极限。在这样的天空下长大的孩子，对世界往往有一种隔膜和错觉。
我说张有伦，你去上海，是想再睡水泥管子呢，还是像很多游客那样，自如地走来走去？甚或在如潮的人流中，期待一个遇见？遇见一张熟悉的脸，向着你走来……张有伦被我的天花乱坠的想像逗弄得心驰神往，好像他真的已经在上海的大街上了，和川流不息的陌生人擦肩。
时机成熟，我对张有伦说，去上海可以，但要拿出漂亮成绩来！张有伦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夏天到了。达瓦村的夏天空气清朗，山风习习。在山里呆久了，还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错觉。
以前在上海，周而复始，永远是在赶时间，永远是家、地铁和写字楼三点一线。现在倒好，日子安闲，没有了电视没有了网络，时间多得用不完。
这些山里孩子，放不放假，对他们无所谓。放假是无所事事东游西荡，不放假是集体游戏——他们把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讲课视作快乐的游戏。
别以为深山里的孩子都懂事听话，都愁苦着一张脸——贫穷在他们已习以为常，没有比较，便不以为苦。他们变着法子调皮，和老师胡闹；前一秒钟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后一秒就造了你的反；他们笑闹着窜进窜出，眼神清亮，小脸脏脏……
很难说我已经适应了山里的宁静生活。
也很难说，眼下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洛桑校长每天拖着一双肿大疼痛的脚，为学校生存奔波。
几个志愿者，来了又去，当然还会有新的加入。如此反复。
那么我呢？我能待多久？可以坚持多久？
还有小男孩张有伦，我给了他一个承诺、一个梦，可是，梦会实现吗？
突然想起我来学校那天，洛桑校长在教三年级孩子们念的一首诗，那首诗被工工整整抄在黑板上——
在天空翱翔的人
像云的影子一样
在山丘上奔跑
从上面俯瞰着
在天空中飞翔的
鸽子的脊背啊
如果身体
能像心灵那样
自由的驰骋
那么无论在哪里
都能去哩
在最近的一期读者上看到更正说，这篇文章是杜撰的，根本没有贵州盘县两河乡这个地方。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