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政治思想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 2011-10-13 16:15:00| 分类： 参考资料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民主贤人敦为上策 爱邦爱国不惜生命
慎言政治全因率真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最为繁荣昌盛的几十年。
但随后的战争连绵不断，并且十分艰苦。在战争的巨大重负下，开始了政治的动荡时期。政权更替交叠频繁。常常可以见到，政治家几上几下，将军被启用又被贬职，领袖被放逐又被招回，甚至昨天还手握大权、身披荣耀的人们今天却遭处死命运，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苏格拉底从不参与政治，他自知自己的性格，直率较真，不...全部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 2011-10-13 16:15:00| 分类： 参考资料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民主贤人敦为上策 爱邦爱国不惜生命
慎言政治全因率真
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最为繁荣昌盛的几十年。
但随后的战争连绵不断，并且十分艰苦。在战争的巨大重负下，开始了政治的动荡时期。政权更替交叠频繁。常常可以见到，政治家几上几下，将军被启用又被贬职，领袖被放逐又被招回，甚至昨天还手握大权、身披荣耀的人们今天却遭处死命运，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苏格拉底从不参与政治，他自知自己的性格，直率较真，不适合从政。他不是从利益出发思考问题。他坚持的是理性，是善的理想，只要与之不相符合，他都斥之为过。而那些政客，多是利用***的利害，煽动***的情绪，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苏格拉底曾说过，要是我以前就从政，那么早死定了。
同样，苏格拉底也很少评论希腊的政治问题，因此关于他的政治立场，难以直接印证。后人有不同的看法。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他反对民主政制，拥护贵族政制。
现在又被认为这种评价是片面的。从他参与的一些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注），他自带装备，作为重装步兵三次为国参战。战斗中表现勇敢，坚定；在被敌军包围时，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不怕饥苦，赤足履冰；在战友受伤的时候，他又只身杀开血路，救出战友；在战败撤退的时候，他表现沉着镇定，毫不惊慌。
在一次雅典与斯巴达的海战中，雅典取得胜利，但是因暴风雨阻碍了解救落海的军人和打捞阵亡者尸体。于是雅典人以违反习俗罪审判领导战斗的八位将军，恰好苏格拉底轮值胞区议事会***。一些人威胁他如不同意判将军们死刑，也将起诉他。
苏格拉底仍然认为有违法律而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他后来说，“我决不因怕死而错误地屈从任何权威”，“即使面对险境也要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
最为动人的例子，就是他在被五百人陪审团判死刑后，可以逃跑，但被他拒绝了。
虽然，他在自己的良知法庭上宣告自己无罪；可是，他根据自己的政治和道德原则，认为恪守正义必须遵守法律，因此决不逃避死亡的判决。他对劝他逃跑的朋友说，就好比城邦命令你奔赴战场要受伤死亡，你不也得听从一样。
要是已宣布的法律可以被私人所破坏，那么城邦还能存在而不被颠覆吗？逃跑是抛弃雅典这个有良好统治的城邦，不觉得可耻吗？成为错误判决的牺牲品不是因为法，而是因为某些人，历史会惩罚他们，但我不能违法。
这些记载，不仅表明了苏格拉底坚持真理，相信正义，为城邦奉献生命在所不惜的优秀品格，而且也表明，他是为维护民主制的雅典而战。特别是当雅典因战败和私有制迅速发展，逐渐分崩离析时，他力排众议，大声疾呼道德救国，贤人治国，企图恢复昔日强盛的雅典。
他说，我就是一只神派来叮咬雅典人的“牛虻”。我们的国家就像是一匹大马，它有无穷的力量、令人赞叹的成就；但它缺乏活力、非常懒惰。如果没有一只“牛虻”刺激它，它会变得更加愚蠢和堕落。
“为了唤醒城邦，我把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了它”。
他的言论和行为都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他是一腔热血的爱国者。为了国家和正义理念，他可以放弃个人财富，个人荣耀，直至奉献自己的生命。
德为国本贤人治国
苏格拉底并非不关心希腊的社会政治生活；相反，他特别注重探讨诸如：什么是正义，何为国家，政治家应尽的职责，怎样才是为国为民的政体，这类问题。
他既尊奉雅典的民主制度，也主张研究斯巴达的贵族政体结构。他既不支持贵族寡头政制，也反对非法篡权的僭主统治。
他主张的是一种道德主义政治思想。在他看来，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价值体系，是政治的基础。
公民们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就会有良好的政治行为，那么国家也就会安定有序。
他对当时民主制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批评。例如，他责贬当时使用豆子拈阄的方法选举行政官，认为此种做法十分愚蠢。
城邦应该由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进行城邦管理。政治家必须精通治国的艺术，方能管理国家；就好像工艺匠需有精湛的技艺，才能造出精美的艺术品：医生需要掌握医术，才能给病人治病一样。“君主或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有大权和王位的人，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签的人，更不是那些用暴力或凭欺骗手段取得政权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
”
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理论原则，即主张选拔一些真正有专门的治国知识和才能的人，让他们建立强有力的统治。而不能将国家权力交给没有治邦知识和才能的普通公民，因为他们很容易受蛊惑家的操纵。
他强调统治者就像船上的舵手、军队中的将领，如果没有驾驭的知识，“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他认为统治者缺少治国知识和才能，这正是当时城邦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选拔有专门知识和德行的统治人才。
苏格拉底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专家治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由谁来挑选，怎样挑选治国的专家。
今天的观点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和政治原则旨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基本上符合古代希腊奴隶社会的演进方向，但是它不能为雅典公民所理解，雅典公民已被战争、政变和政客争权弄得晕头转向、意乱神迷，不能体察这只“牛虻”的使命和善意，也无力解救自己了。
法治立国正义之道
关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法律就是正义，作为一个公民，必须遵守法律。当然，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法律的认识还比较肤浅。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为城邦安秩序的保护神。
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城邦的事务按法律治理，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它被认作是神的意志，或神的安排；城邦公民们必须遵守。而城邦公布的法律为人制定的法。人定法是对自然法的确认，但是可以由人来改变，所以有不稳定性。
一般地说，人们接受和服从法律，就是服从神的意志。
通常的观点认为，法律是外在的、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不遵守它就要受到惩罚。苏格拉底更深入一步，他认为，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从内心守法，而不是被迫的守法。
达到这样境界的公民，他们既是自制的，又是自由的。这就是苏格拉底追求一生的理想状况。这就是“善”的实现。这种善，是个人与城邦的一致，是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善。
还要注意的是，在古希腊，人们还没有个人自由至上，即“人权”的观念。
当时的政治法律思想，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城邦是在氏族、部族的基础上建立的。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但是原始公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并且体现在城邦的制度中。
在当时，城邦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
除奴隶之外的所有“自由民”，都是“政治的人”。他们作为城邦的成员，即作为“公民”，才享有个人的自由。所有的自由民或公民，不论贫富，都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城邦的福利。所以在当时，不论有多大权力的人，或是有多少财富的人，只要违背了城邦的利益或意志，就可能被剥夺权力或财产，甚至被放逐或处死。
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法律被神圣化了。实际上，法律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
在一些有法律而无尊严的国家里，各个阶层的人都无视法律，不去自觉的遵守法律。掌权者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百姓则铤险违法并且收买法官、逃避惩罚；对违法者，也没有一致的惩治标准，对权贵从轻，对穷困所迫违法无情。
也会使法制名存实亡。
在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中，人人尔虞我诈，不守信用，巧取豪夺，以强凌弱，不可能有正义和公平的行为存在，也不可能有公平的法律存在。如果有法律，也是仅为少数强者服务的。
或者，一个社会中，人人只为自己着想，从不考虑全社会的利益。或者反过来，当权者只为国家利益着想，而从不考虑***的利益。也不可能有公平和正义存在，也不可能有公平的法律存在。在这里，法律不过是为了权贵阶层剥夺百姓服务的。
民主政体并非最善
民主制并非最好的政体。这一思想，从苏格拉底到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都沿袭了下来。他们认为，民主政体可能会让***的愚鲁和怯懦发生作用。
而后果是很严重的，其破坏程度不亚于***者的***。
苏格拉底认为，人在道德上要听命于神，而非听命于人。同样地，在政治上听命于法律。既要防止个人***，又要警惕多数***。采用抓阄选官的民主制并非最好的政体。
抓阄选举是古希腊的一个制度。实际上这个制度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直接民主制的情况下，为保证公正，机会均等，就采用抽签的方式。例如在审理法律案件中，需要从***中选拔陪审官。为避免作弊，可以采用抓阄的办法。
体育比赛中，也常用这种方法保证公平。
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就是随机选择。随机选择具有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恰好可以防止刻意的安排，也就是防止预先密谋安排、已达到某些人的目的。在政治中，抓阄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但的确是实现民主和公平的有效的办法之一。
人们习惯于一些判断事情的观点，并且作为不需证明的常理记忆下来。比如说在选举中，或者是通过一项提案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们都认为这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原则本质上，与公平和自由的原则是冲突的。
因为对少数人来说，既没有自由可言，也决不公平。尤其当这个多数是简单多数（大于50％，或大于一半的多数）的时候。过半数的一些的人意志，就被强加给不到半数的那些人。这就非常的不合理。
多数人经常就是强者，那么多数人的民主就是对少数人的强制，是以强凌弱。
多数人的民主是对少数人的***。对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是民主，对另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就是***。因为这里是把较多人的意志强加给较少人了。
联想起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的基本观点是“万物都是数”。
应用到政治上，他认为，人类之所以反叛统治者，是因为吃豆子。他的教派的第一条戒律是“禁止吃豆子”。虽然幼稚可笑，但也不无道理。认识了数就掌握了万物的本质，有了思想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就不会唯命是从。
民主制是否最好的制度，在今天也值得深思。比如说，美国人标榜他们的民主制，是最优良的制度，甚至强迫其他国家模仿。但是想一想，民主党与共和党，两百多年了，总是这两个政党，今天这个在台上，明天那个在台上。
就好像剧院里演戏，总是这两个角色的节目，轮流更替。这不是奇怪的事吗？
如果一个党比另一个党好，那就应该总让它执政，为什么要更换呢？应该不会是这种情况：这几年这个党的政策好，过几年那个党的政策好。
为什么不能一直都好呢？难道政治家的头脑有问题？或周期性地出现问题？是不是因为风水的关系，政客的大脑都是好几年、差几年，因此治国方针也是一时好一时差。
如果政治家的头脑没毛病。就要从选民一方分析了。
理论上说，好的政党应该受到大多数选民的投票支持。那么也就是说，多数***，在这几年，认为这个党好，拥待这个执政；过了几年，多数***又认为那个党好，支持那个执政。再过几年，***的观点又变回去了。
变来变去，试问选民们有没有固定的、一贯的好坏标准？既然信任一个党，那就始终支持这个党，为什么要转变态度而投另一个党的票？更可笑的是，为什么过几年，态度又转变了？
这种游移不定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可能是政党没有原则，为了能上台掌权而投***所好，“我表现的好我的选票就多”。
另方面，可能是***没有思想，没有是非标准，“谁说对我好我就投谁的票”。可见，这种民主制，只是逢场作戏，政治投机。徒留一个选举的虚名，投票权也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权利。
这就是所谓优良的制度。
冠以“民主制”头衔的一种奇怪的制度。恐怕还不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城邦更加民主呢。不过，古希腊民主制也造成了另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因为公民的情绪变化，可能会牺牲很多的政治家；或者反过来，群众也可能常被政客所利用。
苏格拉底曾说过，最擅长带兵打仗的人，未必能当上将军；最擅长政治的人，未必能当上国家的领袖。除去机遇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这就提到了群众与精英的关系问题。
***精英取舍两难
古希腊的精英们，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又到亚里士多德，都对民主政体持保留态度。
因为他们认为，***都是以自己的情感或者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理性出发。这就引发了不好的结果。首先，***比较注重政治家的态度，而对政治家的治国能力不太注意、不很了解。其次，靠选举的方式不一定能够选出具有最好治国能力的人；第三，***的耳根子软，常选出那些擅长迎合大众情绪的巧舌之士，这就更加危险。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只要有了向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制，一切一切政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当时处在半封建的***统治下，人们对自由的美好渴望。这是一种“围城”心理现象。
对于一个政体的好与坏，从民主与自由这样的理念出发，可以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就是能否体现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这里的人当然是指公民，或自由民。这样，***制度显然是不好的政体，民主制度是较好的政体。
不具有对领导人的选择权，就不是好的政体，连想说的话都不能说的制度，是最坏的制度。因为自由的说话，是自由选择的前提。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人除了生存权，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权了。自由对每个人和城邦来说，都是最高贵和美好的财产。
贵族政体是介于***与民主制之间的一种政体，它实质上是只把权利给予占人口少数的权贵阶层的一种制度。贵族政体的好坏程度也居于中间位置。
苏格拉底的“贤人政治”，是从另一个角度判断政体的好坏。
这就是，一个国家是否能有最好的政治家来管理。由最好的政治家管理的国家，就是最好的政体。这种观点也是对的。 历史上太平盛世的国家，总是有英明的领袖在管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始终由最好的政治家来管理国家，也就是从制度上保证，而不是依赖偶然性。
今天有一个睿智开明的君主，盛世几十年；明天上来一个荒淫昏庸的君主，国破家亡，这是不行的。
愚昧群众的民主制度，有时甚至不如开明君主的***制度。例如苏格拉底本人，就因为思想言论罪死于民主制下，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其形成和兴盛却受助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制度。
历史总是给人们开玩笑。实在有些令人郁闷。
在群众的政治觉悟比较低的国家里，公民们没有什么政治热情，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也少有主动性。选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民登记，也不知道候选人是谁、情况如何，投票的积极性也不高。
这里虽有民主制的形式，但是并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民主也是形同虚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能表达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就是好的制度吗？可能是好的民主制，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
如果人们的愿望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悖呢？那不是自寻灭亡吗？这就又回到苏格拉底的理念上来了。我们到底是以人们的愿望和眼前的利益为准呢，还是以历史的必然趋势、以人类的长远利益为准呢？用今天新的时髦话说，是应该改造世界呢，还是应该顺应世界？
现代国家，实际上都是民主选举加上专家治国，国家公务员都必须经过考试，方能担任公职，这就体现了专家治国的原则。
而重大权力的承担者，都是通过选举产生。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信任似乎更重于对能力的评价。但是官僚制的专家治国方式，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权力败才制度监督
苏格拉底曾与多个政治家交谈，结果很失望。
他说，政治家本应带领百姓，作出重大决定，使人民受到良好教育、提高文化修养的，然而他们却不了解城邦的真正存在目的是什么。他们作为领袖，却从不考虑全体雅典人的生活目标为何、在哪里。而是只关心他们自己可不可以当选连任，能否与商人勾结谋利，异或是能否打败领国，抓到更多的俘虏作为奴隶来为自己工作。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老师的意思做了更为深刻地阐述。他认为，最大的不正义，就是“没有约束的权力”，而社会正义来自法律对人性的约束、对掌权者的约束。
他说，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而走到正义这条路上来的，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够把他变成暴君”。
柏拉图生活在古希腊末期，政治动荡不稳，政权更替不断，这是对当时政治的经验之谈。
对管理者的约束是十分重要的。人性的弱点，使掌握权力的人，尤其容易作恶。有钱的坏人，可以用金钱去贿买选民，左右舆论，甚至收买打手杀手消除异己，干不法的勾当。
而枉法的政客，却能够直接利用自己的权力，利用国家的力量，去迫害异己，公报私仇。因此，正如同在商场上，不要相信商人的公平和良心；在政治上，也不要过分相信政治家的智慧和良心。在道德上抑恶，主要靠理性的自律，在政治上抑恶，必须靠法制的约束。
古希腊城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实践。他们的民主制度，基本上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元老院－陪审法院－执政官团”这样的结构。执政官从来不是一个人，之所以是三个、九个甚至几十执政官而不是一个，就是为了平衡和制约权力。
元老院还可以制裁和罢免执政官。就连斯巴达这样的贵族制国家，也有检查官制度，当军队统领带兵出征打仗时，也要派出两名检察官跟随，以监督军队将领的活动。
为促使公民关心政治，雅典的法律中甚至有一项法条规定。
任何人在发生公众争议时，如果袖手旁观，而不加入其中一方，便丧失公民权利，而不再是城邦的成员。这是对不关心政治（从而不关心公众利益）的公民极其严重的惩罚。
总之，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城邦，从梭伦改革（由王制到民主制的改革）起，到伯里克利为领袖的最繁荣最强盛时期，约两个半世纪里，经历了多次大的改变，使得民主制度越来越完善。
从中可以看到现代西方民主制的一整套制度，如立法、司法、行政分立；对执政官吏的监督；保障公民权利的措施等；在当时都已经初具雏形了。
甚至有些制度比现代西方的民主制更为合理和彻底。
例如一些切实保障广大下层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措施，如五百人制陪审团，众多的人数可以保障公正、消除贿赂；并且发给陪审员以津贴。
再如，大力兴办和扶持雅典文化事业，注重提高公民素质，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如对公民实行观剧津贴，观看戏剧演出，由政府买票发给公民。大力吸引外邦的学者名流到雅典讲学演出等等。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雅典在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各方面成为全希腊的中心。
两千多年以前的人们，就已经从政治生活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和道理。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发展，仍然有参考价值。
伯里克利（注2）的一段著名演说，表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精神，以及他们的理念和原则，颇为感人。
大意如下：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权力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被少数人掌握。让一个人比别人优先担任公职，是因为他有真正的才能，而不是因为他是某一特殊等级的成员。任何人只要对国家有贡献，决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如同我们的私人生活是自由而宽恕的。
对于那些将我们置于当权地位的人民，我们服从。我们在公共事务中遵守法律，因为这些法律使我们心服。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我们特别服从那些保护弱者的法律，有些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便被公认为耻辱。
当人们受压迫时，他们宁可作胆小鬼；而当他们被解放出来，每个人都会尽心竭力的去工作。我们的每个公民在生活的各方面是自主的，并且表现出温尔文雅、多才多艺。
雅典是真正伟大的，我们应该热爱它。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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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以雅典为首的民主制国家联盟与斯巴达为首的贵族国家联盟之间为争夺希腊霸权的战争。
历时约三十年，分三个阶段，以斯巴达的胜利告终。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古希腊从强盛走向衰败。后来被波斯帝国统治。
注2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的代表者，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的代表者，古代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雅典黄金时期统治者。在波西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他的时代也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
同时帮助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阶段击败了斯巴达人。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