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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说，民主主义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民族主义的这种情感契约的最积极的作用就是在政治上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通过争取民族独立的方式来实行民族自决，维护民族利益。晚清时期，曾有人说：“我国民若不急行民族主义,其被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中乎!”民族主义是20世纪殖民地国家解放和独立的爱国情绪，印证了一个民族如果在政治上不能获得建立主权国家的资格，那么，维护民族的利益只能是一个笑话。
民族主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交流和民族独立两个领域内，在国际交流和民族独立中民族主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褒贬不一。
在现代的国际外交中，民族主义以区域性和历史渊源性为文化和民族的疆...全部
马克斯·韦伯说，民主主义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民族主义的这种情感契约的最积极的作用就是在政治上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通过争取民族独立的方式来实行民族自决，维护民族利益。晚清时期，曾有人说：“我国民若不急行民族主义,其被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中乎!”民族主义是20世纪殖民地国家解放和独立的爱国情绪，印证了一个民族如果在政治上不能获得建立主权国家的资格，那么，维护民族的利益只能是一个笑话。
民族主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交流和民族独立两个领域内，在国际交流和民族独立中民族主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褒贬不一。
在现代的国际外交中，民族主义以区域性和历史渊源性为文化和民族的疆界，将具有共同的地缘和共同的历史的族群称为民族共同体，形成一种共同的民族集体意识。
这种民族集体意识在将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利益类型化的同时，要求将个人的意识统一化，每个人必须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持绝对的认同感和忠诚意识。在处理同其他民族的关系时，必须以民族利益为追求，用民族的集体意识去处理问题，个人不能违背民族意识的价值观，否则就将称为一个异类。
这种民族集体意识的行为化和实践化就形成了民族主义。
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对民族主义的评价难以形成定论，对于要求独立和分裂的地方来说，民族主义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则是地区动荡的罪魁祸首，极端的民族主义次形成，前南斯拉夫和科索沃民族问题、国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中国的台湾问题也是如此。
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地方与中央的冲突实际上是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的冲突。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有爱国主义的内涵，对民族的起源形成集体认同。对民族起源的认的作用在于寻找一个共同的过去，为民族现在的存在提供一个可靠的历史依据和源流， 通过共同的过去肯定共同的现在，并且一起憧憬一个共同的未来，为创造一个共同的、可以被集体接受的未来寻找时间上的延续性和合理性。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有链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感链条。民族主义形成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民族主义是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当中创造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集体的共同需要会以压制性的力量淹没与集体有矛盾的个人利益。
集体利益在淘汰相左的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事物的普遍看法，这些普遍的看法和价值观形成了民族主义。
然而，对于我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来说，特别是对于抵制家乐福的事件上，我们已经越过了理性的爱国主义的状态，过激的走向了一种自杀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过激的民族主义把国际问题转变为了国内问题，导致抵制对象的错误。法国总理奥运会的抵制，以及法国商人对西藏独立份子的资助无疑是一个国际问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外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
而过激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因为法国政界和商界抵制奥运、支持达赖，我们就应该抵制与法国的有关企业和产品，这如果是在国外的户，那么就是一种很理智的民族主义。可是，在国内，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混淆了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殊不知，在国内我们抵制家乐福就是抵制我们中国人自己，因为国内的家乐福的员工是中国人，产品大多是中国的产品，抵制家乐福就意味着我们逼迫我们的同胞失业，意味着逼迫我们的企业倒闭。
把国际问题国内化就是把国际问题所产生的怨气倒扣给自己人，把国际矛盾国内化，无辜受害的是家乐福的员工和为家乐福提供产品的中国企业。
过激的民族主义造成了一种舆论强制力，抹杀了国民的独立的判断力。
过激的民族主义在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目标的基础上，给舆论造成了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不就支持中国抵制法国，要不就支持法国抵制中国。这种两难选择是一种敌对的立场分化，完全漠视两个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和存在商谈和友好的空间，把问题转换成两极对立的极端局面。
这种舆论强制力不允许有其他的独立的个人判断，把民意引向一个准备摩拳擦掌的敌对情绪。不管是对日还是对法的问题上，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渲染一种复仇的集体意识，缺乏关爱精神和沟通意识。正如王中江所说的，民族主义在抵制殖民主义的同时也在抵制国内自由主义的成长。
在国际问题上，对立和战争永远不可能解决，过激的民族主义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恶劣。
透析不同国家和民族背后的民族主义的冲突，这种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由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经济发展各异，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针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承受能力，以自己所达到的较高级的阶段和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等理想目标来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西方国家的霸权政治并非只是一种军事和政治上的霸权，同时也是文化和价值观上的霸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来干预别过的内政。
民族主义冲突的背后其实也是国家之间竞争白热化的表现。以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被欺负的国家，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制造”的世界趋势，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把我们放在殖民地位和被挨打的地位来看待。
中国的崛起使得西方国家意识到一个强大的对手正在走向更强大，于是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意识中俨然已经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另外一方面，随着受压迫的国家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曾经受压迫的国家的国民也有意无意的表现他们曾经受辱的经历，这些共同的屈辱感又增强了民族主义，以致造成了一种复仇的态势。
西方国家在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我们的国人也在无形中宣扬了我们的“中国受虐论”，这种针锋相对的局势就是这样形成的。
亨廷顿说，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认同。外部压力是形成民族主义的环境因素，然而在以民族主义对抗外在压力时，我们的对抗应该是理性的。
民族主义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爱国主义，建立在对建设国家关系的良好期盼上，而不是破坏国家关系的破坏主义的情绪上。民族主义的历史地位应该是一种既体现民族认同的公民意识，又体现阔达包容的高雅心态。
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沟通处理国际问题，遏制民族主义的发泄行为和敌对意识，引导民族主义走向发奋图强和沟通协商的意识，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于2008年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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