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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什么含？

汉高祖刘邦刚刚夺得天下，还没有从喜悦的心情中走出来，陆贾便常常在他的耳边唠叨《诗》、《书》如何如何好，应当读一读，惹得这位出身亭长的新皇帝不耐烦了，龙颜大怒，破口大骂：老子在马背上夺得天下，读这些 书干什么。 陆贾也毫不相让：你从马背上夺得天下，难道你还要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古代的圣贤治国哪个不是“逆取而以顺守之？”如果秦始皇夺得天下后不任刑法，而是认真总结前贤的治国之道，以仁义道德行之天下，你今天还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吗？刘邦听后虽然不高兴，但却面有“惭色”。 于是他下令陆贾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历史上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陆贾撰成一篇便上奏一篇，史称“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全部

  汉高祖刘邦刚刚夺得天下，还没有从喜悦的心情中走出来，陆贾便常常在他的耳边唠叨《诗》、《书》如何如何好，应当读一读，惹得这位出身亭长的新皇帝不耐烦了，龙颜大怒，破口大骂：老子在马背上夺得天下，读这些 书干什么。
  陆贾也毫不相让：你从马背上夺得天下，难道你还要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古代的圣贤治国哪个不是“逆取而以顺守之？”如果秦始皇夺得天下后不任刑法，而是认真总结前贤的治国之道，以仁义道德行之天下，你今天还能登上皇帝的宝座吗？刘邦听后虽然不高兴，但却面有“惭色”。
  于是他下令陆贾总结秦亡汉兴以及历史上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陆贾撰成一篇便上奏一篇，史称“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陆贾的思想终于获得了高层的赞赏，他的文章也被汇编成《新语》一书。
  陆贾的文章被称为“新语”，说明它与当时流行的思想是不同的。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这段君臣思想的激烈交锋，并达成“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共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大概陆贾是以“客”之身份相随刘邦的缘故，他们之间的对话也不甚拘谨。
  陆贾不相信所谓赤帝子杀白帝子的神秘力量，直指汉得天下依靠的是武力，是秦政的失误，进而指出“马上”得天下，绝不能再“马上”治天下了。而刘邦不以真命天子自命，既不否认武力夺天下的事实，也最终承认了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说明双方都是很坦诚的。
  这个辩论的结果对汉初统治集团的思想转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书・高帝纪》把陆贾著《新语》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并论，可见这件事情在汉初历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放弃“马上”治天下对汉初统治阶层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马上”治天下的思想在当时绝不仅仅左右着刘邦一个人的思维。
  汉初重军功，官爵合一，通过战功获得爵位再任行政官吏者比比皆是，所以史书一再强调的汉初“公卿皆军吏”、“吏多军功”的确是事实，也被出土材料所证明。想要这些人在巨大的历史惯性推动下，放弃刀枪，更换思维，转变统治方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而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汉初又面临许多复杂的矛盾，如诸侯王的问题，六国旧贵族的问题，匈奴问题，社会残破问题等等，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需要做出准确的判断。陆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给最高统治阶层的决策提供了帮助。
   　　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还是道家，学者们还有争论，我们也不必细究。从体现他思想的《新语》一书来看，其大意是指统治者要善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例如他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术事》），这虽有些比附的味道，但却标明了他是为了现实而总结历史的。
  在这部书中，陆贾反复强调道德仁义、清静无为对于统治者，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并以秦政和历史的经验为例证作了充分的对比说明。他还提出要“表定六艺，以重儒术”，是董仲舒之前赋予儒家思想崇高地位的第一人。
  我们知道，战国以来新的统治秩序在“硬件”上有了充分的发展，但在社会统治的“软件”上却有很大的缺憾，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指导思想有失片面，陆贾的言论对于汉初统治集团的提醒是及时的。在《至德》篇中，陆贾描绘了这样一种场景：“是以君子之为治也，?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
  ”这是陆贾的理想国，也给汉初统治集团描绘了一个国家建设的目标。 　　钱鹤滩云：“陆贾所论，多崇俭尚静，似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转引王利器：《新语校注・术事》）此论甚确。当然，陆贾的思想在汉初统治集团中是怎样具体贯彻实施的我们已无从考察，可是汉初统治集团的为政风格有了很大转变却是事实。
  如刘邦在位期间除了翦灭异姓诸侯王外，对其他各种社会势力保持了极大的忍耐、融合精神。他不再像秦始皇那样追求绝对的“同”，而是要求在尊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地域性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存在，包括独立性很强的诸侯国。
  他在戎马倥偬之际，还有过多次减轻百姓负担、安定社会、除去苛法之举。临终前，刘邦推举曹参作为萧何的继任，足见他把与民休息、保持社会的安宁放在了未竟的事业之中。他的后继者孝惠、高后时期虽然政治斗争十分复杂，但在社会治理上，“君臣俱欲无为”，形成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的局面。
  此后，文、景二帝遵循了这一方针，史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那么汉初的几位丞相与陆贾的思想有无共识呢？我们以为是有的。《史记・萧相国世家》引太史公云：“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萧）何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里的“顺流”与陆贾的“顺守”含义一致，都是指要顺应民意，有所更张。
  这个思想在曹参身上表现得更为极致。他任齐国丞相九年，治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继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
  曹参原为一名武将，他决然放弃“马上”治天下的思想恐怕与高祖以来整个统治集团的思想转变不会没有关系。而这个转变的直接推动者就是陆贾。 　　武力夺得政权的统治者不能够“马上”治天下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认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在汉初显然也不只是陆贾一人，但我们如果把这件事情看成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后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之间的一次成功对话、思想家对历史经验的一次成功总结、政治家治理社会的一次成功实践，它的历史意义又是深刻而久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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