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关系上,苏轼首先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又反对王安石 的种种财政举措,认为是“与民争利”,因而遭到当权的王安石的贬 黒出。苏轼还写了一些政治诗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后来保守派的司 马光当权,欲全部废除新法,而
苏东坡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 用所长”,以致又惹恼了保守派,被贬黜到了岭南、海南。 因此有的人便认为,苏轼之于王安石,“不在法而在人”。
苏試有一首题为《山村》的诗:“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思是说由于变法搞得很多山村之民都吃不上盐了。这便是讽刺变法中的重要举措——“均输法”。近人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两千年史》中说:“按均输法,于物价调节最有关系,且为刘晏成法,论者亦攻之不已,以为扰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
其攻击最力者,为苏轼兄弟。”以此可见苏轼实在是一个坚持自己的原则的人,他和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交恶,多是政见不同的缘故,苏王之争是属于“认识和方法上的分歧”。就王安石方面来看,据《宋史》与《宋元学案》载,有两次王安石欲治苏轼,但都较轻,看不出是泄私愤。
至于著名的“御史台之狱”,却是吕惠卿、舒檀辈搞的。 他们与锐意改革、胸襟豁达的王安石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宋史•王安石传》也说:“安石与光素厚。”在变法上,司马光是王安石最激烈的反对派,然而从二人亲密的私人关系上,也可以一般性地映照到苏王关系上。
总体上而言,王安石不量其力,激进得有些过头,而苏轼又保守得有些不识时务,二者文人意气都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