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痧》这部电影反映了中西文化的
许大同离开中国到美国生活、创业，必然要改变已习得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形成新的即美国文化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许大同的再社会化程度并不高，即他还没有适应美国的生活，而远非他所说的“适应”。 这导致了他与美国文化中成员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不能相互理解，沟通失败，对簿公堂。
一、朋友观。林语堂在《吾国吾人》中曾说过面子、命运、恩惠是统治中国的阴性的三位一体。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则是“人要脸树要皮”、“情、理、法”，习惯于凡事要先讲面子、顾及情面最重要。 自己不能丢了面子，更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朋友没面子。五千年...全部
许大同离开中国到美国生活、创业，必然要改变已习得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形成新的即美国文化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许大同的再社会化程度并不高，即他还没有适应美国的生活，而远非他所说的“适应”。
这导致了他与美国文化中成员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不能相互理解，沟通失败，对簿公堂。
一、朋友观。林语堂在《吾国吾人》中曾说过面子、命运、恩惠是统治中国的阴性的三位一体。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则是“人要脸树要皮”、“情、理、法”，习惯于凡事要先讲面子、顾及情面最重要。
自己不能丢了面子，更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朋友没面子。五千年儒家思想所传承的给面子的形式是礼，因为礼是敬的表现，敬则是礼的内在精神，礼节与尊敬，在维持与改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上往往能产生非常神奇的效果。
《刮痧》中丹尼斯打了保罗已是失礼，而后不肯道歉更是失礼，所以许大同为了表示对保罗父母的尊敬也就是给面子，为挽回失礼的后果而打了丹尼斯。不仅如此，中国人一向赞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以已推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表里如一、以诚待人。
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在遇到困难、麻烦或挫折时，“见义勇为”、“解囊相助”等行为是人们公认的善行、义举。因此，昆兰在作证时表示确实看到许大同打儿子让许陷入被动的境地时，许会认为昆兰不够朋友。然而，美国人在交友做事上的轻重次序是：法、理、情。
也就是说，先讲法律，再是道理，最后才是情面，这与中国人朋友观的前后刚好相反。美国的各种法律规范多如牛毛，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公众福利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人对法律非常尊重，深信在法律条文中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二、家庭观。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以宗法家庭为背景的。家庭是中华文化发展最基本的单元和载体。这同中国人互相关心、互相依存、休戚与共、患难相扶的心理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父母子女的亲情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子女孝顺父母，在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美国人绝不会明白中国人“跪乳反哺”的道理。这也正是许大同甘愿承认自己为儿子刮痧，而不愿父亲承受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文化是在北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美利坚民族的建国创业里程中逐渐形成的，崇尚的是平等与自由，所以也就出现了子女可直呼父母、长辈名字的习惯。
而且，这种生活习惯至今仍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是无法忍受的，因为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以下犯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三、优越感与民族歧视。影片通篇反映出了美国人的自我优越感，从他们自以为是的认为刮痧是虐待到影片所浓墨重彩描写的两次听证会的场面都体现了这一点。
正是许大同无法忍受对方律师通过对孙悟空的贬低与毁谤所体现出的那种优越感，才会在听证会上暴跳如雷。美国建国不过二百多年，即使追溯到美洲的原始印第安文化，也远不能和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相提并论。
在中国文化中成长期起来的人，耳濡目染所接受的教育是中国历史的辉煌成就，从孩童时代就培养起了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由于华人有着自己的文化背景与种族认同，以及他们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和社会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就使得他们始终感到美国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阻止他们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因而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自己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2]。
美籍华人和华裔正逐步从社会的底层攀登到美国的学术、经济、甚至政治领域[3]，同时中国——他们的祖国——也逐步强大繁荣，这不但增强了华人的自信心与荣耀感，而且提高了他们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和地位。
不仅如此，华人对美国也会产生更多的归属感。
社会在进步，文明在发展，中美交流也在日益增加，不仅华人赴美的人数不断增多，美国人来华的人次也大幅增加。中美双方的有识人士正努力地认同彼此文化差异，通过沟通、容纳和接受来加速两种文化的融合，可使我们从中更了解自己，更了解别人，也能使美籍华人真正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中，促进中美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亦希望《刮痧》的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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