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分歧在哪??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风骚。 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学派（注：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就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对新古典的回归和与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相抗衡，坚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全部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风骚。
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学派（注：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就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对新古典的回归和与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相抗衡，坚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
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注：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货币稳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弗氏认为，1929-1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 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
弗氏指出，在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
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率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
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
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pp。20-21。）。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并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这个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
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
这样降低税率便成了开给白宫的“药方”。这个药方基于三个理论假设（注：William Niskanen, Reaganom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第一，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
“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就是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减到20%。其结果是，“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使失业率降了下来，到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
pp。20-21。）。开出的“药方”都是减税，但支撑撒切尔主义的货币学派哲学与支持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念却大相径庭，前者是不增加财政赤字、实行紧缩，而后者是假定减税可以增加生产供给活动进而提高产出和减少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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