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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我介绍一下明朝的移宫案越详细

摘自网上: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 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 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全部

  摘自网上: 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能够居住。光宗朱常洛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朱常洛临终前，召大臣入宫，西李见大臣们来了，带着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避进内房。朱常洛吩咐群臣，封李选侍为贵妃，西李在里面听见了，唆使朱由校出来向父亲请求封李选侍为皇后。
  朱常洛当时没有答应，在场的臣子们对西李的做法十分不满。 光宗朱常洛死后，西李仍住在乾清宫不走。她把朱由校带在身边，企图挟皇太子以自重。群臣求见皇太子，西李的亲信太监们挡在门前，不让他们进宫。
  兵部右给事中杨涟挺身而出，厉声斥责道：“你们这些奴才想干什么？我们都是受皇帝召见的，皇帝晏驾了，你们敢造反不成！”太监们这才让开。西李把朱由校藏在自已房里，不让出来。大学士刘一 问：“太子到哪里去了？”太监们都不答话。
  东宫伴读王安走进房内，哄西李道：“太子出去一下就回来。”他把朱由校带到宫门口，西李又反悔了，叫太监把朱由校带回来。太监们上前拉住朱由校的衣服，朱由校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杨涟上前将太监斥退。
  群臣簇拥着朱由校来到文华殿，随后又回到慈庆宫住下，准备登基。 经过这一番短兵相接的争斗，群臣对西李更加愤慨，纷纷上书，要求西李搬出乾清宫。西李仗着自己从小把朱由校带大，派太监去叫朱由校，企图通过他来压制群臣。
  西李派出的太监被杨涟挡在麟趾门前,杨涟对他说：“殿下在东宫时是皇太子，现在已经是皇帝了。选侍有什么资格召见皇帝？你去传这个话，将来秋后算帐，即使不能把选侍怎么样，你却在劫难逃。”太监听他说得义正辞严，只得转身走了。
   第二天，群臣齐集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西李搬出乾清宫。杨涟提议由首辅方从哲进宫去催促朱由校,方从哲为人比较软弱，说：“迟搬几天也没什么要紧的。”杨涟说：“皇长子明天就要登基为天子，哪有天子住在太子宫里，反让一个选侍住在正宫里的道理！两宫圣母如果活着，也得夫死从子，选侍算个什么人，竟敢如此欺侮天子！”杨涟还表示：“今天要是选侍还不搬出乾清宫，我们死也不走！”其他朝臣也高声附议。
  在这种情势下，西李只得搬到 鸾宫居住, 鸾宫是宫女养老的地方。西李这一搬，说明她在政治上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移宫案到此才告结束。 泰昌帝突然驾崩后，朝廷于仓促之间急忙着手新天子的即位工作。
  各派人物纷纷登场，争执重起。 九月初一日天刚亮，泰昌帝驾崩于乾清宫。当时，其宠妃李选侍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试图把皇长子朱由校挟持在乾清宫，与朝廷官员讨价还价。当群臣要进宫入临时，宫中的宦官们竟然推推搡搡，不让入内，气得给事中杨涟大声斥骂。
   大臣们最终还是进入了乾清宫，依礼哭拜了泰昌帝，却发现皇长子朱由校不见踪影。大学士刘一?追问皇长子下落，乾清宫上下无人应答。刘一?情急之下，声色俱厉，高声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 这话当然是说给里面的李选侍听的。
  这时，有一位叫王安的太监想了一计，打破了僵局。他是泰昌帝做太子时的伴读，历来与外廷关系不错。他见此情形，便走到里面去见李选侍，并骗过李选侍，一把抱起皇长子朱由校，拔腿就向乾清宫门外跑去，群臣一看人已到手，也跟着王安跑。
  宫中的宦官们一看情况不妙，急忙追赶，在宫门处扯住王安的衣服，要求把皇长子送回宫中。杨涟大声呵斥，与宦官周旋，刘一?和其他人则乘机把皇长子塞入辇中，急匆匆赶到文华殿。 文华殿内，群臣都在急等消息，见皇长子驾到，一片跪倒，口呼万岁，行君臣大礼。
  礼毕，群臣们就为新天子即位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此日午时就可即位，有人提出等到初三日即位。而护驾出宫出力最多的杨涟，则不同意仓促即位。他说： “今海宇清晏，宫内也无嫡庶争夺之嫌。
  老皇帝才死，尚未入葬，丧服临朝也不合礼制。” 针对有人提出新天子登基则天下人心安定的说法，杨涟反驳说： “天下安与不安，不在于新天子即位的早晚。只要处之得宜，问题也不大。” 最后，杨涟的意见占了上风，群臣们决定，另择吉日登基。
  但为防止皇长子落入李选侍手中，皇长子不回乾清宫，而是去慈庆宫居住。 杨涟自以为此事处置得当，没想到被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他们连声严责杨涟不速立新君，是误了大事。
  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 “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你死后的一百多斤够天下人吃吗?” 杨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其实，杨涟与左光斗，同是东林党人，后来也同列为“东林前六君子”，惨遭魏忠贤的毒手。
  左光斗之所以要如此严责杨涟，正是害怕夜长梦多，新君即位遇到麻烦。 左光斗的担心，有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事实的根据。当时李选侍仍居乾清宫，控制着宫中的局面。廷臣凡有奏章，必先进乾清宫，由李选侍过目，然后才能再到慈庆宫皇长子朱由校手中。
  对这种局面，许多大臣感到不安。性格刚烈的御史左光斗更是忍无可忍。他上了一个措词激烈、言语刻薄的奏疏，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出乾清宫，到她该去的哕鸾宫去。左光斗说： “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
  只有天子可以居住，也只有皇后和天子可以共住。其他妃嫔，虽可以依次进御，但不可以常住。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 然后，左光斗话锋一转，直逼李选侍： “选侍既非皇长子嫡母，又非生母，没有名分，却至今不早作决断，搬出乾清宫。
  这是借抚养皇长子之名，行干政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再见于今日。将来之后果，不忍道出!” 左光斗这份奏疏，淋漓尽致，毫不掩饰，气得李选侍派员宣召左光斗进宫严责。偏偏左光斗不买账，说什么我是天子法官(御史)，非天子召不赴，你们算什么?丝毫不给李选侍面子。
  大学士中，刘一?支持左光斗，而首辅方从哲则认为这种事能缓即缓，不必如此急迫。 到天启帝正式登基前的一天，杨涟再次上疏，指责李选侍明托保护幼主之名，阴图专权擅政之实，并要求李选侍立即移宫。
  内阁学士刘一?、韩?，拉着首辅方从哲，要求皇长子立即降旨移宫，并站在宫门外等旨，大有逼宫之势。李选侍被逼得没法，只好乖乖地去哕鸾宫。皇长子随即移回乾清宫。 哕鸾宫是打发妃嫔宫女了却残生的地方，与冷宫无异。
  李选侍年纪轻轻，自然不肯去这样的地方，所以她开始时要临终前的泰昌帝封她皇后，后又要挟持幼主，目的就是想留在待遇较好的宫中，倒未必就是像杨、左之流所说的那样，要驾驭朝政。只不过李选侍做事，总有点胡搅蛮缠，结果给外廷抓住了把柄。
  话又说回来，像李选侍这样的女性，年纪轻轻，毫无经验，满朝大臣都明着欺负她，她除胡搅蛮缠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天启帝终于正式登基了。 为了年号问题，也曾有过一番争执。泰昌帝即位时，曾议定第二年启用泰昌新年号，没想到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
  新天子天启帝即位，按理明年就应启用天启年号，但这样一来，泰昌年号实际上就没有位置。无奈之下，朝臣们想了一个变通之法，即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最后四个月算是泰昌元年，到第二年启用天启年号。
  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天启即位之时，朝廷局面还算过得去。虽然内阁首辅仍是方从哲，但当时被称作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以及不少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官员，在朝廷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具备一定的优势。
  但东林党人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机会，树立绝对优势，反而抓住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大做文章，闹得沸沸扬扬，到后来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左光斗等人仍抓住李选侍的问题不放。李选侍移宫时，手下人大概顺手牵羊，从乾清宫中盗走一些宝物，被发觉后交法司严办。
  一时宫中人人自危，谣言四起，说李选侍被逼得要上吊，皇八妹(选侍之女)要跳井云云。御史贾继春很是看不过去，便上书内阁，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他说： “新天子刚刚即位，不应诱导他违忤先帝之意，逼迫庶母(指李选侍)。
  先帝尸骨未寒，而其妻女却已不保。” 因事及移宫，左光斗、杨涟坐不住了，立即纷纷上书，论争由此再起。天启帝回想起李选侍凌辱其生母、要挟先帝册封皇后，以及妄想垂帘听政诸状，不禁火冒三丈，当众历数其恶，并严责贾继春，闹得朝廷一时沸沸扬扬，不得安宁。
   作为首辅，方从哲的做法就跟左光斗、杨涟不太一样。在他看来，处理这类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杨涟、左光斗那种逼李选侍移宫的做法，后来更是反对天启帝公布李选侍的罪状。从其位置来看，方从哲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东林党人绝不会同意!他们认为，方从哲的做法，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是贪恋权位!因此，在移宫之事平息后不久，他们又抓住泰昌帝的死因，大做文章，重提“红丸案”，把矛头直指方从哲。 所谓红丸案，就是要追究泰昌帝猝死的治疗责任。
  泰昌帝从起病到驾崩，时间很短，而且在去世前曾服用了两粒红丸，导致病情迅速恶化，所以东林党人纷纷指责这是误诊误服，要追究所谓的医疗责任。 其实，泰昌帝服用红丸的经过是许多人都知道的，而且也是泰昌帝自己点名要服的。
   八月初十那天，泰昌帝已感不适，召御医诊治。到十四日，内侍崔文升进泻药去火，泰昌帝服用后，一昼夜泻了三四十次，病情恶化。京师一时纷纷传言，说这是郑贵妃指使的，是想谋害泰昌帝。于是给事中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逼郑贵妃移宫，使其不能插手治疗，并要求首辅方从哲查办崔文升，督察御医慎重下药等等。
  首辅方从哲也都一一照办了。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 鸿胪寺丞李可灼本无医术，但不知从何处找到一个偏方，说可以医治皇帝龙体。第一次进药时，被首辅方从哲拒绝。但李可灼仍通过宦官把这件事告诉了泰昌帝。
  泰昌帝在临终前一天的晚上召见大臣时，就问首辅方从哲： “鸿胪寺进药者安在?” 方从哲当然不敢说泰昌帝是病急乱投医，只能说鸿胪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但臣等不信，没让他进药。泰昌帝坚持要李氏进药，大臣们不放心，商议再三，决定让两人先试服，结果是一人益一人损，没有把握。
  正在犹豫之际，泰昌帝坚持服下了第一粒红丸。服下以后，泰昌帝感觉良好，并连赞李可灼是忠臣。但第二粒服下后，病情逆转，到第二天清晨就归天了。 从治疗过程来看，以方从哲为首的大臣们还是十分谨慎的。
  至少方从哲本人是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给人抓到的。 给皇帝治病，历来是件棘手的事。按理说，皇帝是半人半仙式的人物，本应万寿无疆，而不会像凡夫俗子那样食五谷、生百病的。但事实上，即使是皇帝本人，也知道这是骗人的把戏，皇帝也一样会生老病死。
  但皇帝生病，毕竟与凡人不一样。首先是生了病不能讲，至 少是不能随便讲，甚至是明知有病却还要故意讲些万寿无疆之类的谎话，遮人耳目，以免动摇人心。其次是没人敢主动去治，但被点到后也没人敢不去治。
  治好了自然有功有赏，但治坏了甚至治死了更是担当不起的罪名。所以给皇帝治病时都要组成一个班子，由官员和太医组成，共同承担责任。在具体诊治时，更是议了再议，先求平安无事，绝不冒险。 方从哲自然深晓此事关系重大，绝不会乱来。
  或许是泰昌帝也深知其中原委，求治心切，所以自作主张，先服崔文升进奉的泻药，后又坚持要服李可灼的红丸，导致病情恶化而猝死。 所谓仙丹红丸，极有可能是用道家方法炼出来的一种红汞化合物，一般呈红色，有微毒。
  这种药物在当时是一种可治百病但实际上什么病也治不好的东西，服多了会引起慢性中毒。李可灼身为鸿胪寺丞，并不是御医，本不应该去进什么药。他或许是邀功心切，或许是忠心可嘉，硬是进奉此药，没想到不仅没有神效，反而惹下此祸。
  但细论起来，李可灼也没有多大罪责，药是泰昌帝自己要吃的，服完以后还称赞李可灼是忠臣。况且泰昌帝要服药时，不仅方从哲在场，其他大学士如刘一?、韩?，尚书周嘉谟、李汝华，侍郎孙如游，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杨涟，英国公张惟贤等人也在场。
  服药之事，众目共睹，没有什么可说的。 或许正是出于大局安定方面的考虑，首辅方从哲决定承认既成事实，不去无限上纲，追究什么责任。开始时，他拟旨给那位进丹药的李可灼白银50两，算是奖励，同时息事宁人。
  但很多人对这种处理很不满意。御史王安舜首先弹劾方从哲，说他先是轻荐狂医，后又赏其银两，自掩罪行。方从哲无奈，只得重新处理，改罚李可灼俸禄一年。不久，御史郑宗周弹劾那位进泻药的崔文升，要求把他移送法司治罪。
  方从哲认为此举太过，便改由司礼监处理。没想到此举引起了朝臣的群起攻击。 御史马三元、焦源溥、郭如楚，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寺卿曹?、光禄寺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等，纷纷上书，说崔文升、李可灼罪该万死，而方从哲竟然徇情包庇，国法何在?给事中惠世扬则撕破颜面，直言方从哲有“十大罪状，可杀三次”。
  在这种情形下，方从哲再也无法在首辅的位置上呆下去了。 到这一年的十二月，首辅方从哲经六次请求，最终获准致仕。 方从哲的时代结束了。他从万历之末开始独秉朝政，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方从哲要对这一时期的所有过失，甚至明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
  其实，这多少有点委屈。 方从哲作为内阁首辅，自然要对当时的许多事情负责，但不应负全部责任。大明帝国那时已是穷途末日，任何人也难以扭转乾坤。方从哲之后，东林党人一度纷纷掌权，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但时局也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
   在天启三年（1623）六月东林党人杨涟首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与魏忠贤及其阉党公开冲突以前，东林党人及其支持者在朝廷中占有相当的优势。遗憾的是，东林党人并没有抓住机会，控制住局势。
  他们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是很恰当，不仅被人抓住了把柄，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混乱。同时，他们对当时日益强大的魏忠贤，也没有采取断然的有效措施，予以扼制，到后来终受其害。在叙述这些以前，须讲讲天启初年辽东的局势以及几次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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